我過去在Adobe Systems公司的印刷部門工作時，曾經試圖推動漢語文字印刷/顯示的突破，結果不了了之。這個問題還涉及漢語結構甚至漢語思維的調整，非常複雜。幾年來，我雖然斷斷續續在思考這個問題，卻沒有成熟的設想，現在提出來，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起人們的關注。

Adobe Systems以Post Script技術（以精確的函數計算程序而不是用一堆小麻點來顯示一個符號）引發文字顯示和印刷革命，奠定了網絡時代的基礎之一，在Post Script基礎上演變的pdf格式的廣泛引用就是一個例子。除了各個字符的精確顯示（可以放大、縮小、旋轉等而不走樣），Post Script基於西方字符的特徵，還用kerning等方法連接字符（這個詞還沒有適當的中文翻譯，指在如V和A之間用傾斜的小間隔分開），達到比只用傳統的tracking方法（平均分配字塊之間的矩形空間）優美的顯示效果。

漢字顯示的最大難關是畢升一千年前發明活字印刷術時的限制：每一個字占同樣的方塊空間、每一個字之間用同樣的（小方塊）間隔分開。這在一千年前是一場技術革命，現在卻嚴重阻礙着中國文化的進步。先看一個簡單的比較：
[1]西文句子的表示以概念（詞）為單位，如“I live in California”，詞之間用空格分開，易於學習，閱讀速度快。
[2]日文句子由漢字、平假名和片假名組成，“私はカリフォルニアに住んでいる”，也很易於把“私”、“カリフォルニア”、“住”分出，閱讀速度也快。日語的問題也在於漢字和假名字母的方塊顯示，特別是カリフォルニア中的ォ，不管是發音還是美觀，都應該用kerning方法與フ連接起來。
[3]中文句子：“我住在加利福尼亞”，對於初學者或電腦，要把含義豐富的五個漢字“加”、“利”、“福”、“尼”、“亞”轉換成一個簡單的地名概念，頗費周折。
[4]朝鮮語“캘리포니아 있는 라이브”，與中文的問題相同。

可見，漢語的學習和閱讀，除了文字本身的複雜外，句子顯示的這個“畢升難關”（過去甚至連標點符號也沒有）也浪費了中國人世世代代多少時光。問題還不止於此，它還制約着我們的思維。在漢語檢索的技術上，“分詞”（把作為一個概念的詞從一個句子的一串字符中分離出來）根本不可能完全實現。例如，我今天檢索朋友“方組”，結果找不到人名，卻出現“澳方組長”、“妙方組圖”等一大堆無關的連接。再如，“非典”（非典型肺炎）本來是2003年才出現的一個概念（單位），有人卻從《三國演義》中查到首出於東漢末年的曹操：“非典，吾死也！”

利用現代技術可以容易地解決這個“畢升難關”：在人名“方組”的兩個字之間不插入間隔，而用kerning連接成為一個概念（單位），在“澳方組長”的“澳方” 之間用kerning連接成為一個概念（單位），“組長”之間用kerning連接成為一個概念（單位），“澳方”和“組長”之間用傳統方法隔開，並適當加大間隔；在前一個“非典”的兩個字之間不插入間隔，而用kerning連接成為一個概念（單位），後一個“非典”之間用傳統方法隔開，並適當加大間隔。這樣，檢索起來就不會出現上述的錯誤或笑話。同時，這樣的解決方案，在我們的閱讀過程中，極大地簡化、解放了我們的思維，因為我們的思維是以概念（如“斯德哥爾摩”）而不是以沒有意義或具有多種含義的字（“斯”、“德”、“哥”、“爾”、“摩”）為單位的。這種解放，對於用漢語邏輯的人，有助於把語言作為工具而往高層次思維，益處不可估量。

從美觀效果上講，漢語最悠久、自然、優美的顯示，不是來自畢升的方塊字，而是取自王羲之等書法家的毛筆字體，其中每一個字所占空間因筆劃、字形，甚至前後連接而不同。書法還講究“筆斷意連”等。現在的技術使得我們可以繼承這樣豐富的特徵來顯示漢語文字，結束方塊字“大一統”的時代。

當然，從技術上實現這樣的突破，比只處理幾十、上百個西語字符的Post Script等技術複雜的多，恐怕要全社會各相關組織的更廣泛參與。除了技術開發外，還需要漢語文字工作者對漢語結構、語法等問題的探討，還需要漢語文字使用者的國際間的合作和認同。我在這裡，只能提供“異想”，需要大家來達成“天開”。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2009年9月27日初稿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chines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