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鳳凰周刊》上讀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周為筠寫的“一個時代的新年夢想”，介紹了76年前《東方雜誌》組織了一批知識分子，搞了一集“新年的夢想”特刊。當時稍微有點名氣、現在更有名氣的知識分子如魯迅、巴金、柳亞子、葉聖陶、徐悲鴻、老舍、林語堂等等都參加了這集特刊說夢。 當時《東方周刊》的總編胡愈之給這些中產階級的為主的知識分子出了兩個題目，一個是“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是“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現在讀一下這些名人大家在76年前的“新年夢想”，大多讓人心情沉重，但有些也讓人忍不住開懷大笑。例如後來在復旦大學任教的周谷城的夢想就是“人人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很顯然，當時世界各國的廁所都在迅速馬桶化，但在落後的中國，能夠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的人則一定是非富即貴。 我以前看到過西方人評選出的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排名第一的竟然是抽水馬桶。當時我家裡和學校還沒有抽水馬桶，偶爾遭遇到賓館裡的馬桶，我都是小心翼翼地爬上去，蹲在上面象玩雜技一樣。現在如果你讓我評選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明，我一定舉起雙手——另外還加上我不用長期蹲在廁所的雙腳去投票選擇抽水馬桶為第一名。信不信拉倒，你看到的我的最精彩的文章，大多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抽水馬桶上構思而成的。 周谷城的夢想其實並沒有實現，如果加上中國的農村地區，中國現在絕大部分的人並沒有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不好意思，這個詞語反覆出現，有點低俗了）。可是，可以預見，這個夢想一定會實現的。建議，下次北京在搞五年規劃或者宏偉藍圖的時候，把人人能夠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作為小康的標準之一。 還有一個夢想我不知道是否實現了，當時在這些知識分子中，竟然有20多位做了幾乎相同的夢想：未來的中國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廢除了私有制、實現了大同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 如果我說他們的夢想在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時候基本上實現了，很多人都不會同意。然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可是最徹底的廢除了私有制的國家，也是最徹底的大同的（共同貧窮）世界，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沒有參水的社會主義國家！ 不想討論下去，只是想說，有夢想很好，但如果夢想脫離實際，脫離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夢想變成幻想，變成痴人說夢，就不僅僅是夢想無法實現的問題，而是——當時參入這些夢想的很多人，包括老舍等，在“夢想”實現的時候，要就是一言不發、明哲保身，要就是投湖自殺。 當然，76年前的那些知識分子總體來說還是提出了很多人類一直追求的夢想的，例如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等等，這些夢想在世界各地都紛紛實現，只是在中華大地卻還有相當一段路途，而他們已經先後離去（這些人最後一個離開的就是巴金了）。 當時在特刊上說夢的絕大多數都是知識分子，這也是一個缺陷，讓我們充分了解了知識分子的想法的時候，卻不知道當時民眾到底怎麼想的。當然普通的民眾臉朝黃土背朝天，他們很難說清、也沒有時間去咬文嚼字描述夢想，但可以肯定，他們需要變化，需要一個更公平、合理的世界。 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是讓人失望的，幾千年都如此。相比較而言，1933年那批在白紙黑字的《東方雜誌》（注意啊，不是互聯網呀）上說夢的知識分子相對來說還是中國自古及今最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一批。不過即便如此，他們也為當時的夢想付出了代價，第一個付出代價的就是《東方雜誌》的主編胡愈之，就在他搞了這樣激動人心的特刊說夢後，他被迫離開《東方雜誌》。正如矛盾和陶孟知所言：夢想是危險的事。 我也注意到，雖然當時胡愈之提出了兩個問題要知識分子回答（關於國家的夢和個人生活中的夢），但這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回答卻難分難捨，而且大多以國家未來為重，個人的則無關痛癢，甚至一筆帶過。我突然想，如果現在我們向一些當代的大陸知識分子同樣提出兩個夢想的話，會是如何？ 關於國家的未來和個人未來的夢想還能夠重合嗎？很多知識分子不正是因為自己的一點蠅頭小利和自己的個人願望（是否有好多的工作，是否可以發表文章，是否可以有項目，是否可以繼續講課，是否可以——）而失去了或者緊緊掩藏對國家的夢想？不久前我寫了一篇文章，叫《人民已經準備好了》，其實人民包括很多人。例如，普通老百姓求變求新，他們從來不會成為社會變革的阻力，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人民群眾跳出來阻止社會變革和政治改革的，相反，阻礙社會變革的一般都是政權、利益集團，甚至是知識分子（包括御用文人）。當有一位海外華人質疑我，老楊，你真認為人民已經準備好了嗎？我說，是的，人民已經準備好了。看到他吃驚的表情，我只好又加了一句：不過，知識分子還沒有準備好。 站着說話不腰疼，我在這裡對過去和現在的知識分子指指點點，很有點不地道。還是說我自己吧。又到新年，我有什麼夢想呢？我的夢想和76年前的那些知識分子的夢想又有什麼不同？我對個人的期望和對國家的夢想是否重合？ 當我在這篇文章里第五次寫下“76年”這個年數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一道靈光，因為這個年數正是前幾年我看到的世界一些國家人口的平均壽命，而且，中國的人口平均壽命也正在接近這個數字。這就是說，如果那一年（1933年）有一個孩子出生，今天他已經到了人類平均離開人間的壽命。這種想法讓我心裡感到一陣激動和不安。76年，一個人生出來，又死掉了，夢想還在。 正好在今年的大年三十，《南方都市報》評論部的周博士在網上看到我，問我是否可以在大年初一的南都上說一下自己的新年願望。我在MSN里順手給他寫了一行字。我的新年願望和76年前的知識分子們的相比已經是最低標準，甚至有些祈求的味道了，實在是慚愧。不過今天看到出版的報紙，才發現，我順手寫下的新年願望也並沒有全部刊登出來，而是有所刪減的，謝天謝地，我幸虧沒有實話實說。即便這樣躲躲閃閃，也差一點說不出來。 下面是我的新年願望（原載《南方都市報》大年初一，有刪減）： 從讓全世界側目的北京奧運會，到讓全中國人可以“仰望星空”的神州火箭；從化不掉的南方鐵軌上的冰雪，到碎不了的孩子們身體裡的腎結石；從西藏的火把，到悉尼和巴黎街頭的奧運聖火；從一幢幢被強權和利益集團一夜之間拆除的民房，到壓在孩子們身上怎麼也搬不開的學校大樓…… 當2009年的鐘聲終於敲響的時候，熱淚盈眶的我們都明白了一個道理：天災無法避免，人禍卻絕對不應該重演。在無法避免的天災中，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因此我們變得堅強，更加充滿希望；而本來應該避免的人禍卻讓我們絕望！ 在新的一年裡，我不指望天災永不降臨，但卻希望我們一起，讓人禍永不再來！ 楊恆均 2009-1-27 （大年初二） 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