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別離》劇照

近日熱播的高分國產劇《小別離》因聚焦孩子教育、留學的社會熱點而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雖然還是沒能避免家庭情感劇的婆婆媽媽、家長里短，但《小別離》和《蝸居》一樣，精準地戳到了時代的痛點，受眾的痛點：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產最要害的利益關切，是這一階層構成和身份認同的基礎，同時也是他們焦慮的來源。

作為危險他者的“低素質”體力勞動者

電視劇中三個家庭經濟條件和生活境遇各異，但在對待孩子教育問題上的態度，卻是近乎一致的。簡而言之，就是集中優勢資源重點培養一個孩子的策略，這種策略在城市人口中成為主流的過程，則與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和政策變遷相伴相生。自上世紀80年代初計劃生育政策全面實施以來，“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口號作為一種新的生命政治治理術（biopolitical governmentality）被首次提出。伴隨着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人口素質，或者人才的培養，逐漸成為了經濟發展的重要依託。從生命政治的角度講，人本身，首次成為了資本積累的新前沿，而市場經濟也提供了一種新的組織人口方式，即根據不同人群在市場活動中的參與程度和方式，給予他們區別化的待遇。正如人類學家和中國研究學者Ann Anagnost所指出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口素質由一種關於落後與發展的語境中對大眾整體素質的指涉，逐漸轉變為一種關於個體素質和社會區隔的話語，它建構了逐漸分化的社會階層的邊界，塑造了新興的城市中產主體。換言之，《小別離》中所展現的這種不惜成本的教育投資和“虎媽”式的“殘酷養成計劃”本身就是一種帶有階層屬性的生活方式實踐，它的目標是培養出高素質、高學歷的腦力勞動者。與之相對的，是（部分）農村人口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多生散養”模式，這種模式培養出的所謂“低素質”的體力勞動者被城市中產視為危險的他者，大量所謂農村“低素質”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構成了他們的主要憂慮之一。

奧運期間網絡和社交媒體上關於體操運動員商春松及其家人的討論，也可以看作是這兩類人群，兩種生存策略之間衝突的一次爆發。通過將同樣獲得銅牌的商春松和傅園慧進行比較，一部分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身為城市裡的獨生子女的傅園慧從小備受父母的愛與呵護，因此“長了一張沒被欺負過的臉”，而從大山里走出來的商春松則被原生家庭“敲骨吸髓”，省吃儉用為殘疾的兄長買房，因此才會在獲得銅牌後流淚，因為贍養家人的壓力讓她“輸不起”。商春松和《歡樂頌》裡樊勝美們的故事之所以會讓人們津津樂道，一部分原因在於它們代表了這種以多個子女之間的經濟互助為保障的傳統（農業）家庭模式，無論是基於事實或是意淫，這種模式的缺點都足以讓優生精養的城市獨生子女憤怒了。於是在呼籲性別平等的表象下，我們看到了城市中產們對商春松的哥哥這樣來自農村的、無論在先天層面還是後天層面都“低素質”的人口的嫌惡和恐慌——尤其是當他們大量地湧入城市，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在封閉社區裡的群租房裡當你的鄰居，在義務教育的小學和初中里當你孩子的同學的時候。同時，這種“多生散養”的模式也有着顯而易見的優勢，那就是他們有不止一個孩子，也就有不止一次機會，因此可以不那麼害怕失敗和意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觸碰到了城市中產最深的焦慮，在關於商春松家庭的聲討中，我們很容易讀出“憑什麼我更成功更有錢卻只能在一個孩子身上孤注一擲”這樣的潛台詞。

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Ann Anagnost認為，在關於教育和人口素質的探討中，城市裡不受歡迎的流動人口其實構成了出身中產的獨生子女的“幽靈般的對應”（ghostly double），他們在影視作品和公共討論中被塑造為中產話語體系下的“他者”。事實上，更有學者指出，關於素質的話語正以一種“責備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方式替代了關於階級的話語，用素質、學歷、能力的差異掩蓋和美化深層的結構不平等，換言之，在對“階級”的負面意涵依然敏感的當代中國，它提供了一種談論社會分化的方式。

教育投資：中產階層的自我企業化管理

《小別離》中的70後父母出生於物質匱乏卻相對平等的計劃經濟時代，成長和奮鬥於改革開放，是經濟發展紅利最大的受益者，他們與同輩人相同的起點和不同的軌跡使他們相信，平等甚至平均的過去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人們的進取心，而不平等的現狀則可以歸咎為一些人還不夠努力——這是他們信奉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然而當他們的孩子進入初中，社會轉型期的紅利即將消耗殆盡，階層固化的趨勢已難逆轉，這時候他們作為中產階層特有的身份焦慮——即那種非此非彼的中間狀態——便體現出來了。以劇中的三個家庭為例，地產商父親可以不在意孩子的成績，只要把孩子送出國鍍金回來接手家族企業即可；社區醫生和出租車司機的家庭只能指望學霸女兒自己奮鬥逆襲，實現向上流動，別無他法；而公司高管和眼科醫生組成的典型中產家庭則處於兩者之間，一方面對女兒實施虎媽式的高壓教育，而當發現收效甚微還影響女兒的身心健康時，他們也便轉而選擇把女兒送出國，利用他們力所能及的教育資源，幫女兒規避殘酷的競爭，走一條“捷徑”。正如熊易寒在《中國中產階層的三幅面孔》中指出的，當下一代繼續向社會上層流動的可能破滅的時候，他們寧願擱置自己的價值觀，走向一種對出身的本質主義理解，試圖維護並利用這種不平等的現狀，讓孩子“繼承”自己的中產身份。

社會環境變了，對待教育問題的策略是不是也要跟着改變？70後、80後的父母們面對的，是一個教育資源相對匱乏且嚴重分布不均的現實，生源從初中開始就不斷分流，教育、學歷的斷層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清晰，寒門確實很難再出貴子，無論是買學區房還是送孩子出國留學，家長的教育投資包括家長掌握的社會資源，對孩子的未來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裡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教育投資在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生產（即人才的培養）中所起到的作用：上一代人的經濟積累，會通過一種價值轉碼（value transcoding）的方式，轉化為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質和社會地位，這種價值轉碼指向的是教育資源的壟斷、社會上升階梯的封閉以及進一步的階層固化；其次是文化素質（quality）如何被量化（quantify）的問題：要麼通過官方認可的考試系統（中考、高考）量化為分數和學歷，要麼通過在市場上參與交換，從而轉化為金錢或者所謂“成功”，無論是哪種量化的方式，都背離了教育的初衷和本質，扼殺了孩子的創造力和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空間，生產出一個個單向度的人。

以“留學潮”為背景的《小別離》中不乏對現行的應試教育制度的反思，黃磊扮演的男主角就曾指出，他在學生時代學習的拋物線、反比例函數，學過之後就都忘記了，自己也搞不懂當初學這些到底有什麼用，海清扮演的妻子則道出了作為父母的無奈：“對不起，考試它考這些”，面對這樣的現實，她也只能寬慰女兒，說希望她的孩子不用再學這些用不到的知識。然而比這種標準化的應試製度更根深蒂固的，是人們對所謂成功和幸福人生的標準化理解，即便家長為孩子選擇了高考的替代方案，避開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殘酷競爭，卻避不開那種“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學，上不了好大學一輩子就完了”的思維局限。接受教育，本來源於一種自我發展的需要，通過適當的方式挖掘和實現自身的潛能和創造力，然而在現實中，教育卻難以擺脫功利的色彩，通過昂貴的投入和高強度的訓練，培養出所謂“高素質”的人才，並在市場中將這種“素質”成功地轉化為交換價值，參與競爭，“變得有用”。這種對待教育的態度，反映了城市中產主體日漸呈現出的一種自我企業化的特徵（entrepreneurialization of the self），即一個人自我管理（包括管理下一代）的方式要像企業管理一樣，充分滲透着市場的邏輯和投資回報的計算。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很多觀眾從這部教育題材的電視劇中看到了城市中產的集體焦慮，看到了這一階層特有的壯志雄心與不安全感，孩子是他們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動的希望，同時，對於“下墜”的恐懼又暴露了他們的軟肋，使他們傾向於鞏固現有階層地位這種更為保守的策略。在電視劇第一集開頭的畫外音中，創作者就借孩子的口吻道出了以海清扮演的女主角為代表的城市中產的共性：她總是有關於生活的各種追求，並善於將追求轉化為一個個具體的要求，對她自己和她身邊的人。這使我想到人類學家項飈的一個比喻，他用蜂鳥來比喻當代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懸浮”狀態，蜂鳥高速地振動翅膀，卻只能懸在空中，它並沒有真正去到那裡，然而那份對於“墜落”的恐懼卻驅使着它，無法停止。正如劇中的城市中產，在社會階梯上繼續攀升的機會渺茫，又急於鞏固與下一階層之間的邊界，導致他們始終掙扎在一個“懸浮”的狀態中，或許只有“振動”或者奮鬥本身能讓他們感到安全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