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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國會和總統就撥款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四分之一聯邦政府部門關門35天，這樣川普就成了歷史上讓政府關門時間最長的總統。2019年1月25日，由於國會共和黨反叛及幾個主要機場出現航班延誤、晚點現象，川普不得不屈服後退。不過在宣布結束政府關門的講話中，川普仍然大談美墨邊界上發生的人口走私的暴力現象。他說“婦女的嘴和眼睛被膠帶綁起來後被塞進小型客貨兩用車的後門”，從沒有人看管的邊界進入美國。“四個婦女”，他言之鑿鑿：“臉上綁着膠帶”。這個故事在2019年頭20天裡川普至少重複了十遍，可是白宮卻無法提供時間、地點等任何事實依據。倒是一份由美國"邊境巡邏隊”（Border Patrol）總部發出的電郵開始在媒體上流傳。該電郵是邊境執法部門為了回復早些時候《華盛頓郵報》求證川普說的綁架事件而發送的，郵件要求下屬人員“快速”地將直接或間接能夠找到任何同“人販子用膠帶綁架婦女偷渡國界“的有關信息上報總部。到目前為止，華盛頓沒有收集到任何材料來支持川普的指控。https://www.vox.com/2019/1/27/18198729/women-tape-truck-smuggling-trafficking-border

事實是，這兩年多來川普把造牆的原因和理由一改再改，改到現在他只能無中生有、靠政府停擺、靠用宣布“緊急狀態”來要挾國會和美國民眾了。“我們要加強邊界安全管理。如果三個星期後國會仍然不給錢，我就再次關政府的門。”川普說。

就在政府關門期間，我在《北京之春》網站看到胡平先生寫的”美墨邊境圍牆與柏林牆“的文章，內容是針對柏林市長米勒促請川普不要“重走隔離的道路”的言論而寫的。米勒說，川普的計劃會造成“奴役和痛苦”，因為他手下的城市受東西德分治所影響，從1961至1989年期間，被柏林牆所分隔。胡平評論道：“我暫且不去討論川普的修牆計劃正確不正確的問題。我只是要強調，無論如何，把美墨邊境圍牆和柏林牆相提並論是完全錯誤的。美國人修建美墨邊境圍牆只是防止外國人隨便進入美國，並不防止美國人自由出去；柏林牆卻是要防止本國人自由出去。前者好比院牆，防外人入內；後者卻是監獄的牆，防內人外出。只有後者才造成‘奴役和痛苦’。兩者的性質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語。”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300/110201982942.htm

胡平的說法也許是對的，因為他側重於牆的物理功能。但我覺得柏林市長也沒有什麼錯，因為他強調的是牆對人的社會心理帶來的衝擊作用。胡平和柏林市長之所以都沒有錯，那是因為人們可以從360任何一個角度去看同一個事件。即使在相同的角度上，仍然可以劃一條線，線上有無數個“點”，任何人都可以取一個點自圓其說而不顧其他。問題是現在大家都知道，川普在美墨邊界造牆只是為了取悅少部分選民，而且保證由墨西哥出錢的，而現在卻置大多數民眾反對意見於不顧。強行使聯邦機構停擺，造成80萬雇員無薪可領、不少家庭三餐都成問題。情況嚴重到這種地步，這不正是討論造牆正確與否的最好時機嗎？胡平這時卻選擇指出柏林市長認識中的”偏頗而不顧造牆本身是非對錯，這不是為撿芝麻而丟了西瓜嗎？

胡平曾經說過：專制製造啞劇，民主產生鬧劇。啞劇的因果關係一般比較簡單，而鬧劇則比較複雜、耐人尋味。比如預算國會年年都在制定，政府何以不是天天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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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日前披露，自宣布競選總統之後，川普團隊就準備在移民問題上做文章。圍繞怎樣能夠讓候選人集中火力、大肆渲染南美難民大篷車、非法移民對美國社會造成的衝擊和破壞，同時又能夠在競選集會中迅速抓住選民的注意並引起共鳴，他們決定讓川普打出“造牆”這麼一個旗號。

確實，牆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關係十分緊密，形象直觀，功能和作用淺顯，是開始學走路的小兒就開始玩的遊戲，容易抓住人心。此外，造牆似乎同川普地產開發商的工作經驗掛鈎，好像由他出面這一切易如反掌。事後看來，川普陣營這個“造牆”口號言簡意賅，具有一石數鳥之功效。不過，如果川普嚴格按照競選班子制定的方案，事情到今天也許還不至於被動到哪裡去。可他並不滿足僅僅使用花言巧語來競選。某日他臨場發揮，想出讓墨西哥出錢這一狠招。應該講，絕大多數美國人都不乏同情之心、也多算是善良之人，可是一旦涉及黨派政治比如競選、投票，是非標準馬上就不一樣了。當川普把墨西哥裔說成是毒品犯、強姦犯時，一部分認為移民搶了自己飯碗的民眾感到痛快，現在川普又進一步提出讓墨西哥政府替美國人造牆出錢時，他們更是覺得歡暢。川普競選造勢的效果達到了，可是卻讓手下顧問及黨內同僚犯難了。

2016年9月川普跑到墨西哥城見了墨國總統，當天晚些時候在亞利桑那州一個集會上他說他已經當面告訴墨西哥人，他們要為我們造牆出錢。墨方立即聲明，會見時川普根本沒有提及造牆之事，並且重申絕對不會為川普買單。

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某天我們打算在自家後院地邊上豎一道籬笆，我們能夠向隔壁開口要錢嗎？或者反過來，如果哪天有個鄰居上門向我們索討他家造圍牆的費用，難道我們不覺得這是一種侮辱嗎？其實川普就是這麼一個無德無良的鄰居。欺凌霸弱本是他的本性，只不過這次他把傲慢、狂妄帶到了政治競選以及同鄰國的地緣政治中去，喊出這種要麼是白痴、要麼是蠱惑人心的大話，從而在世人面前把自己趕進了死角。

2017年1月，已經擔任總統的川普簽署行政命令，決定動用聯邦政府年度餘款造牆，並宣布對從墨西哥進口的物品加征百分之二十關稅。墨方隨即宣布取消兩國原定隔日在華盛頓舉行的首腦會晤。川普接着又散布“提高美墨關稅則等於墨西哥出錢造牆”的論調，可是學者指出，增加的進口稅最後實際上統統轉嫁到了美國消費者的頭上。此後川普不斷翻出新的花招，一會兒說這個牆本身能夠償還造牆的錢，因為牆造好之後就省下邊境巡邏和海關的人力物力了；一會兒又說要對每年250億從美國匯回墨西哥的匯款徵收百分之十的“牆”稅，等等。雖然逆水行舟，不過川普至少還一直在想着怎麼從墨西哥那裡撈錢造他的牆。現在好了，他乾脆製造、誇大西南邊界危機，把造牆同國家安全聯繫起來，好像這樣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向納稅人要錢了。“如果國會不給我57個億造牆，我就不簽字，讓聯邦政府關門。”結果自編自導了一出醜劇、鬧劇。  

美墨邊境地帶造牆本來是邊界管理問題。其本身既可以是技術問題，也可以是費用問題或者效益問題。正如胡平文章里提到的那樣，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年代美墨邊境很多人口稠密地段已經建造了隔離牆。但是川普不區分實際情況空喊造牆，他其實是利用非法越界移民問題來製造恐懼、分裂社稷，這就把造牆變成政治問題。總之，這次政府停擺並不是一個撥多少款的問題，而是美國這個西方民主大國是繼續信奉、引領開放進取的自由主義理想還是築牆關門回到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保守心態和文化之中。所以佩洛西說這是一個（政治）道德問題。在這種背景下，胡平去強調造牆並不阻擋美國人的進出自由就顯得意義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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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裡，胡平先生是當代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中信奉自由主義理想和原則的思想家和理論家。這不僅可以從他寫作那部經典論著《論言論自由》的時間（1975年）、當時的社會條件（身處中共極權統治）上反映出來，而且可以從他多年來對自由、民主關係論述的深度、廣度上得到佐證。在胡平大量著述中，經典推理、論證隨手可得，字裡行間亦不乏理論的光芒和智慧的魅力。比如在他關於自由主義思想的論述中，他把（在極權社會）言論自由比作是那個可以撬動地球（撕開獨裁社會鐵幕）的“支點”，並論證在專制國度人們怎麼推進言論自由的過程。他在分析自由和秩序兩者關係後得出“必須從自由出發"的結論。因為從自由出發，可以有自由也有秩序，因為自由需要由秩序來保證。反之自由則可有可無。1993年，詩人顧城在新西蘭砍殺妻子後自殺，胡平寫了“在理解和誤解之間——由顧城之死想到的”長文。文章脈絡縝密、思辨細膩。在對兇殺案發生前後的觀察和評論中，胡平對顧城頭上用半截牛仔褲腿做的那頂帽子也做了精闢、獨到的分析，讓人折服。

“自由社會的最大好處是它給每一個人提供了同等的發展機會，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它使得許多人常常感到挫折與沮喪。”胡平在他《一面之詞》書裡寫道。“我們越是消除了個人發展的障礙，我們就越是剝奪了個人失敗的藉口，從而也就使得失敗越是令人難以承受。”胡平這個概括貼切現實讓人難以釋懷，我試着替換幾個概念改成這樣：自由社會的最大好處是它給每一個人提供了形成個人看法和立場的機會，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它使得社會對同一個事情各執一詞而讓人莫衷一是。我們越是消除了個人發表觀點的障礙，我們就越是剝奪了統一意見的可能，從而也就使得找到解決問題辦法的可能性變得很低讓現實令人難以承受。比如對墮胎這個問題的分歧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墮胎究竟是婦女的權利還是嬰兒生命？一直以來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另外對投票權的立場也是大相徑庭。這屆新國會民主黨議員在他們第一個提案中加入將每年的選舉日定為國家節日的條款，目的是爭取讓更多的民眾有機會參加投票，提高投票率。從理論上說，民主社會還有什麼比鼓勵、幫助全體民眾參與選舉更重要的事情呢？但是共和黨不這樣認為。他們覺得把投票日設定為假日，就給工薪階層提供了便利，就等於增加了民主黨勝算概率。這是民主黨想抓權，反民主的舉措。前不久，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一個21歲的年輕人槍殺了女友及家人，然後再殺死自己親生父母，一下子奪走5條人命。美國這些年來槍殺事件越來越多，後果越來越嚴重，而社會對槍支彈藥管理的認識差距也越來越大，早已經超出“令人難以承受”的地步。由於存在保守和自由理念的差別，美國這個強大的民主社會就是沒有辦法來解決自己身上的問題。

美國保守派的一個特點是強調個人努力。他們提倡小政府；認為給富人和企業減稅才能給社會創造就業機會。他們的理念是授人與漁而非魚。同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則多了一點社會同情心。在自由派的理想中，希望對社會下層、底層民眾比如低收入、有色人種、外來移民、難民多提供一點幫助，同時也希望政府能夠承擔社會保障功能，比如實現全民健保。應該看到，美國社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分歧受歷史、文化根源及家庭背景影響。比如固定去教堂，住在大城市，教育程度高、低，出生軍人家庭，喜歡玩槍打獵，經營農場和幾代人住在一個偏僻縣鎮從來沒有搬過家的，等等。雖然大陸來的第一代移民與此較少相似之處，但是我們有其他的東西決定立場的取捨。比如大多數華裔到美國的第一站是大學，所以先受到了自由主義人文環境、意識的影響；職業的技術含量較高、所以更相信科學；居住在兩岸藍區大城市，就業機會多，但是對知識更新要求也快，這樣就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潮新觀點。另外本身無親無靠移民他鄉、一切白手起家，知道生存不易開頭難，能夠推己及人。把這些因素放到一起，華裔擁抱民主黨的政策和理念相對就多一些。但也不盡然。比如在入教信主這個群體中，跟共和黨走的就比較多，也是這兩年挺川的主力軍。另外由於杜魯門政府“丟失中國”的緣故，來自台灣的華人也倒向共和黨一邊。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況。

在清朝被推翻後的這一百多年裡——尤其是49年以後，中國一直處於一黨獨裁統治之下。由於大陸社會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礎，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民眾亦無法完全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觀點，所以美國自由派、保守派的概念就無法直接套用到那裡去。不過，不管怎麼不同，仍然能夠找到一些可以比較的東西。比如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曾經被部分美國人看作是反對獨裁、嚮往民主，關心勞動大眾的土地改革者，所以被認為是左派、自由派。杜魯門對華政策不是如何打壓、圍堵中共，而是用美援作為砝碼，迫使蔣介石去談判、去接納中共實行聯合政府，以為這樣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國家，結果失敗了。因為在中國那裡進行的是奪取國家權力的武鬥，不像美國只是左、右立場的文爭。曾幾何時，共產黨趕走了蔣介石，可是毛澤東既沒有放棄一黨專政，也沒有兌現他實行民主的承諾，這就成了社會進步的障礙。所以49年後共產黨就不應該再是左派、自由派而成為反動派、保守派了。這樣，反對一黨獨裁、要求中共實行民主政治改革的思潮就成了“自由化”運動。因宣傳、倡導民主政治理念而不見容於中共的獨立知識分子就成了民主派、自由派。“六四”事件後這部分人中不少被迫離開中國到了西方，到了美國。一旦來到這個新聞、言論、思想完全自由的民主社會，由於概念內涵不同，所以立即面臨對“自由派”重新定位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在擁抱民主法制憲政共和這些大前提下，西方自由派對弱勢群體的那點同情心輕易被對方貼上“社會主義”的符號；而保守右派則常常給自己貼上堅決反共的標籤。這些以偏概全的畫像很容易誤導一些新來後到者。以致在還沒來得及對美式民主意識形態領域內“保守”、“自由”兩個陣營的實質做出理性觀察、判斷的時候，就先從個人最強烈的經歷、感受出發而選擇站隊了。

不錯，美國選舉制度讓民眾在黨內不同候選人之間進行初選。但由於同屬一個黨派，候選人之間保守派立場相差不大，所以初選選的是風格、是魅力。民主選舉也讓民眾在不同黨派之間選擇，但大選時選民往往黨同伐異、不在乎本黨候選人的“高矮胖瘦”。這樣，無論是初選還是大選，候選人本身的道德、品行往往被擠到次要地位。另外，在決定怎麼投票時，選民考慮較多的是那些自己最關心的某一兩件事情，比如是否能夠加重最高法院保守成分重新回到禁止墮胎的年月；或者是否挑戰中共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而忽略了所有政策層面的東西還得依賴人的一些基本品質，比如正直、誠實、信念、正義、同情、理解、寬容、責任等等去執行。如果像川普這樣覺得自己比將軍更懂大戰，比情報部門首腦更懂國際形勢，比職業外交官更懂國際關係，因為干的是房地產就懂貿易而剛愎自用、聽不得任何不同意見，那麼就算是民選上台的，他又怎麼可能承擔這大國領袖的重任？

稍微關心過去幾次大選的人大概都不難看到，這些年來華裔在左、右立場上的分歧從來沒有像2016年大選那麼尖銳。據信華裔過去總是按七、三比例分投民主、共和兩黨，但上次大選，那部分人意志強烈到把助選廣告做到天上去了。華裔有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是一種進步，不過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回顧過去三十年裡七次大選，民主、共和兩黨在競選總統時大致圍繞經濟增長；社會保障、減稅；重鑄道德信譽；反恐；經濟、社會福利這幾個方面展開。到了2016年，反（非法）移民成了川普的首要選題。我們應該知道，全球化、自動化帶來的是就業市場深層次結構性改變，把非法移民同普通民眾就業難易作為因果關係則太過牽強。或者說，美國本土出生的民眾面臨某種的威脅同偷渡越界的難民、移民沒有多少直接關係，反而倒是留學，工作簽證這些合法移民把他們曾經有過的優勢弱化，從而被擠出了職業市場。川普造牆、意欲強勢圍堵代表的是本土人群中一種失落情緒，而這種情緒的對立面是美國的移民政策。不認識到這一點，反過來以為自己是合法移民，不是川普的靶子，所以為之站台背書，甚至還為他塗脂抹粉那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短視了。殊不知，共和黨里到現在還有一個“絕不川普”的群體。他們知道川普既不代表共和黨保守政策，更是和美國自由民主文化和精神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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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小布什向十位平民頒發了“總統自由勳章”，其中有一位是作家、歷史學家，兩次普利策獎得主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1933-）。麥卡洛出生在匹茲堡一個共和党家庭。他第一部作品《The Johnstown Flood》講的是1889年家鄉附近上游水壩決口造成一場死傷上千的大水災。此後他一共有十多部作品問世，題材包括布魯克林大橋，巴拿馬運河，萊特兄弟以及為老亞當斯，老羅斯福和杜魯門三位總統寫的傳記。他還是電台、電視台專題節目的演講者。作為一個生活在黨派政治社會裡的公眾人物，麥卡洛登記為“獨立”選民，不同任何黨團有關係。在公開場合，他總是避免評論現實政治。當回答涉及在任總統或者總統候選人問題時，他則以“我擅長研究已經去世的政治人物”為由來推脫。像麥卡洛這樣正直的美國人並不少，比如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生前也是“獨立”選民。他甚至不投票，以此保持公正和中立服務於總統、效忠於國家。但是在2016年大選期間，麥卡洛打破了沉默，他第一次公開批評共和黨候選人，說川普是一個“處處以自我為中心的可怕小丑”（a monstrous clown with a monstrous ego）。https://www.nytimes.com/2016/07/13/nyregion/donald-trump-david-mccullough-ken-burns.html

我相信胡平也有麥卡洛那樣的正直品性。在我的印象里，記得曾經看到過他談論民主社會募捐能力與參與政治競選的關係，而對爭議很大的像布什的伊拉克戰爭、奧巴馬的健保計劃，他好像都未置一詞。按他這樣的學識，談論民主政治應該是他的強項，我估計他也是出於保持獨立立場而抵制誘惑，這種心態難能可貴，但也非常可惜。麥卡洛就說，在川普崛起的今天，他已經失去了繼續保持中立的奢侈。我認為，比較民主專制之同異和利弊並不難，難的是怎樣看待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找到一條出路來擺脫去改進。我相信胡平有這樣的水平。而且以中文讀者作為對象，這種研究分析意義更大，作用和效果會更加明顯。

人類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制度一直在接受考驗，不時受到衝擊甚至破壞。如今回看水門事件，我們是在有了完整畫面後去復原當時每一天已經發生的事情，毫無懸念可言。但是今天不一樣。歷史正在我們面前發生，但是我們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所以這時候特別想知道答案。由於多年來對胡平的景仰和敬重，真希望他能夠條分縷析、小題大做一番。不過讀到這篇關於川普造牆的文章，我不免有點失望，我認為他是“大題小作”了。

2019-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