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葬禮是門政治。

2016年鄭裕彤去世，全香港富豪名流悉數到場，扶靈名單也要精挑細選：兩任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排在最前面，後面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接着才是李嘉誠和李兆基。一代情聖劉鑾雄都排不上號，只能拄着拐杖遠遠看着老情人李嘉欣挽着許晉亨，兀自惆悵。

兩年後，新鴻基掌舵人郭炳湘離世，參加弔唁的多以豪門二代為主：李嘉誠之子李澤鉅，霍英東之子霍震霆，黃廷方之子黃榮祥和李兆基之子李家誠，政界人物則是致函唁電的多，出席葬禮的少；而2個月後李嘉欣公公許世勛去世，出席的富豪就只有95歲的馬來西亞糖王郭鶴年了。

政商通吃的老一輩富豪，才能享受頂級的葬禮待遇。1982年，一代船王董浩雲去世，三千多名政商人士將位於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殯儀館堵得水泄不通。扶靈的12人有邵氏公司董事長邵逸夫、滙豐銀行董事長沈弼、摩納哥王子雷尼爾，美國總統里根和台灣領導人蔣經國也特地致弔唁電話。

但出殯當天第一個趕到靈堂，卻是另一位浙江籍船王包玉剛，他在向董浩雲的靈柩鞠完躬之後，李嘉誠和港英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acLehose）才步入現場。英雄惜英雄，包玉剛跟董浩云為了爭奪全球航運老大的位置，纏鬥一輩子，如今老對手西去，過往恩怨也悄然謝幕。

1991年，包玉剛也駕鶴西去，葬禮規格空前絕後。走在8人扶靈隊伍最前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撒切爾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爵士，緊跟的是李嘉誠和邵逸夫。幾乎所有G20國家領導人均送來花圈，鄧小平更是以“生前友好”的名義，派女兒鄧榕和女婿賀平專程赴港，出席葬禮。

豪門葬禮的另一面，是商業帝國的接班。董浩雲去世後，旗下船運帝國傳承給了兩個兒子董建華和董建成；而包玉剛經過一番精心設計，將龐大的商業帝國分拆成四部分，傳給了四個女兒和女婿，其中最重要的地產部分（會德豐和九龍倉），交到了二女兒包陪榮和女婿吳光正的手上。

從1982年董浩雲去世，到1991年包玉剛去世，香港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風雲變幻。董浩雲葬禮結束的5個月後，撒切爾夫人抵港，收到了總設計師“關於主權問題，沒有迴轉餘地”的回答。隨後的幾年裡，吳光正協助包玉剛棄船登陸，董建華棄商從政，兩個家族開始走向不同的方向。

在兩個家族的不同軌跡里，一些變化發生了，一些伏筆埋下了，歷史的暗門裂變出兩個香港：一個是未曾實現的香港，一個是走向悲傷的香港。

01.  雙峰：船王和他們的接班人們

包玉剛和董浩雲的纏鬥，要追溯到上個世紀40年代末：兩人分別於1949年和1948年來到香港，前者來自寧波鎮海，後者來自舟山定海縣。

1955年，董浩雲借着朝鮮戰爭狠賺了一筆，在行業內聲望日隆，而從上海銀行副行長辭職的包玉剛，也看中了香港作為世界貿易港的潛力，決定轉行。對航運一無所知的包玉剛登門求董浩雲，後者多少有些前輩的架子，嗆了包玉剛一句：“你也想搞航運？膽子真夠大的！”

董浩雲的輕蔑不無道理。航運是一個典型的重資產行業，”金融+產業”聯動的高槓桿模式，既需要利用自有資金加槓桿借貸，又需要與各國政府之間保持良好的政商關係，保證資金來源。因此想要在航運競爭中盈利，就必須背上高負債，還得有天時地利配合，稍有不慎便會傾家蕩產。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老天爺給了包玉剛發跡的機會。1956年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封鎖蘇伊士運河，海上運輸必須繞道好望角，航運業大發橫財。到了60年代，越南戰爭爆發，美軍急需船隻幫忙做後勤補給，董浩雲借戰爭猛虎添翼，包玉剛也在其間迅速崛起，成為香港的富豪之一。

航運這門生意，噸位是一切的基礎，手裡的船越多，賺的錢就越多。董浩雲早年財力薄弱，常常收購舊船，發跡後則手筆豪放，熱衷建造巨輪。越戰期間，美國半賣半送給了董浩雲12艘船，又趕上日本以低息貸款推動造船業，他趁勢訂造一艘16000噸的“東方櫻花”號，一時風光無兩。

相比之下，包玉剛的船數量少，船齡高，噸位小。但他在經營模式上搞創新：把船租給別人，自己只收租金。戰爭期間，航運需求急速擴張，貨運公司付出遠高於平時的租金租船，發了橫財的包玉剛火速添置了7條貨船。喜歡從買船到運輸一條龍包辦的董浩雲對此不屑：“他那算什麼船東？”

出身銀行的包玉剛深諳航運業的金融屬性，找到了滙豐銀行這座靠山，並於1971年加入滙豐董事會。憑藉着滙豐的大筆貸款，包玉剛的海上王國蒸蒸日上，在船運噸位上逐漸能跟董浩雲平起平坐。董浩雲也沒閒着，1973年旗下東方海外在香港上市，募集1.2億港元幾乎全被用來訂購新船。

對於兩人的競爭，董浩雲特別在乎。東方海外上市那年，美國《新聞周刊》發文，將包玉剛與世界級船王奧納西斯相比，稱他為“東方奧納西斯”，無疑是巴掌扇在董浩雲臉上。但更打臉的還在後面：1977年，一家西方船運經紀公司給船王們排了個座次，包玉剛榮膺頭把交椅，董浩雲只排在第七。

嗜船如命的董浩雲坐不住了，寫了一封《致編輯的信》寄給這些媒體，直言其計算方法有問題：他包玉剛的船有一半股權在滙豐手裡，我東方海外的船可是都姓董！

董浩雲嗜船如命的習性，香港人盡皆知：每每有新船下水，他就要精心設計三天的慶祝節目，藉機造大聲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次董浩云為了捧紅一個女鋼琴家，就專門包下了倫敦皇家亞爾巴音樂廳，還請來英國皇家管弦樂隊來伴奏，把飛機票送到每位客人朋友手中，確保他們到場。

董浩雲的計較讓總想搞大新聞的香港媒體嗅到了葷腥，開始瘋狂造勢：誰才是真正的船王？包董之爭，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

除了競爭噸位，董浩雲還在接班人問題上跟包玉剛暗中較勁。在這方面董浩雲先拔頭籌，兩個兒子成績優異，尤其是董建華，董浩雲很早就開始針對性培養，兒子畢業後安排去美國通用汽車基層打工，他跟董建華講道[3]：“你不要想到自己有依靠，你必須自己主動去找苦吃，磨練意志。”

董浩雲和長子董建華，1969年

包玉剛膝下無子，只有四個女兒，但女婿都很厲害，尤其是二女婿吳光正。他於1951年隨父母從上海遷居香港，中學畢業後前往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選攻讀建築學專業，後來又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在哥大，吳光正身兼游泳健將與學校活躍分子，獲得了包玉剛次女包陪容的芳心。

就在兩家生意蒸蒸日上之際，一場波及全球航運業的蕭條正在醞釀：一方面，經過二十年的擴張後，80年代初船運業運量已經明顯過剩；另一方面，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讓依賴石油運輸的船運業遭到當頭悶棍，油船的需求每年肉眼可見的下滑，船租暴跌，港口停滿了沒活干的油船。

在這個黑雲壓城的時刻，董浩雲和包玉剛還戰鬥在一線，培養的接班人也都年富力強，緊隨左右，在這場前所未有的考驗中，兩家會交出怎樣的答卷呢？

02.  訣別：逆勢擴張和棄船登陸

作為全球頂級航運企業家，董浩雲和包玉剛對於行業低潮都早有預判，但兩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選擇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信奉行業周期論的董浩雲，堅信船價暴跌、行業不景氣時，才是抄底最好時機，而“全球第一船王”的心結，更是將他這種逆勢擴張的欲望調動到了極致；而包玉剛則不同，銀行的從業經歷讓他對風險尤為敏感，見風頭不好就果斷賣船，償還公司債務，降低風險敞口。

得知包玉剛正在賣船，一心想做世界第一的董浩雲自然不會放過機會，一邊清理服役已久的小船，一邊大肆負債，購進大船。包玉剛收縮業務時，董浩雲還在日本訂造了當時世界上第一大油輪“海上巨人”號。董浩雲並非不知道蕭條的殺傷力，但他估計低谷只會持續幾年，非常樂觀。

當董浩雲的東方海外正朝着世界船王發起最後的衝擊，包玉剛卻做了一個決定：棄船登陸，轉型房地產。

要擠進日益激烈的香港房地產市場，自己從頭開始做顯然是不現實的，包玉剛盯上了隸屬怡和洋行的地產公司九龍倉。彼時的九龍倉是香港最大的貨運港，不單單有深水碼頭、露天貨場、貨運倉庫，還包含了酒店、大廈、有軌電車等產業。倘若把這塊地合理開發，前景無量。

李嘉誠對九龍倉也覬覦已久，暗地裡先搶下了2000萬股份，但進一步收購卻被怡和洋行阻止。包玉剛深知機會難得，於是在1978年8月的一個下午約見李嘉誠，後者向包玉剛提供了1977年九龍倉財產報表和物業資料，一同參會的吳光正當晚研究了這些材料，熬夜擬定了收購計劃。

包玉剛和李嘉誠談笑風生

翌日，吳光正就見證了兩位商界高人的秘密握手：包玉剛收購李嘉誠送上門的2000萬股九龍倉股票。如此，加上原本持有股票，包玉剛不動聲色控制了30%的股權，大大超過了怡和洋行，並加入了九龍倉董事會。怡和洋行也不是善茬，為了保證控制權，他們開始大規模反購股份。

雙方的拉鋸持續了兩年，一直到1980年6月，怡和洋行趁包玉剛前往巴黎參與會議期間，發動突然襲擊，採用換股打法，在6月20日上午投放大量報紙廣告，以比市價高30%的價格收購散戶手中持有的九龍倉股票，英國人認準了包玉剛無法在周末兩天籌集足夠多的錢，用以反制怡和。

身在香港的吳光正得到消息，馬上聯繫包玉剛，建議其去找包家的老朋友滙豐銀行借錢。隨後，包玉剛訂了一張飛瑞士的機票，又暗地裡買了回香港的頭等艙，一旦籌集夠彈藥就馬上返回香港。而吳光正則在香港聯絡媒體，安排記者發布會，等着包玉剛回來，就開始散播消息。

記者招待會上，突然現身的包玉剛宣布，自己拿到了滙豐銀行的22億港元貸款保證，並以105元港幣的股價收購2000萬股，比怡和的收購價還要高，九龍倉大小股東狂潮般把股票賣給包玉剛，怡和洋行見大勢已去，便將九倉股1000多萬股也甩給包玉剛，套現七億港幣離去。

1980年6月25日，九龍倉之戰落幕，包玉剛棄船登陸成功，吳光正則經此一役順利當上了太子。

包玉剛和吳光正，1980年

在包玉剛成功上岸的同時，董浩雲也到達人生巔峰，擁有各類船舶149艘，總噸位達到1200萬噸，終於把“世界第一船王”的桂冠戴到頭上。1982年，董浩雲的第150艘船“憲章號”在台灣下水在即，董浩雲請來了摩納哥王子夫婦參加4月17日的下水禮：這是船王的加冕禮。

根據日程安排，王子夫婦4月14日抵達香港，有人提出日期兩個“4”撞到一起不吉利，但董浩雲置之不理。然而坊間傳言當時的港英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不讓董浩雲去機場迎接。董浩雲認為是莫大的侮辱，當晚心臟病發，連夜送醫搶救，次日凌晨搶救無效去世，享年71歲。

世事難料，原本盛大的船王加冕禮卻成了董浩雲的葬禮。船王的遺產只有一間九龍塘的房子、東方海外公司百億港幣的負債，和區區250美元現金[6]，恰逢航運業運量過剩疊加石油危機帶來的需求萎縮，全球各大港口停滿了沒活干的貨輪，東方海外業績暴跌，負債高達14億美元。

包玉剛和董浩雲三十年的商戰戛然而止。在葬禮上，對着靈柩鞠躬的包玉剛心有戚戚然：受全球經濟衰退影響，香港樓市長期萎靡不振，付出巨大代價拿下九龍倉，到底算抄底還是站在半山腰上，包玉剛心裡也沒底。在各自的賭局上，兩個船王都押上了自己全部的身家。

歷史沒讓包玉剛等太久，答案出現在1984年。

03.  冰火：兩種接班，兩種模式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簽署，為了防止英國在回歸前超售土地，草案要求回歸前每年批地不超過50公頃。

是年年底，受到聲明中土地租用制度及限制出讓的條例影響，沉寂多年的香港地產開始復甦，樓價、租金應聲上揚，四大家族頻頻出手抄底香港地產，報紙每日圍繞着李嘉誠、鄭裕彤等又拍下新高價地段這類新聞。而這一年，東方海外卻陷入了史無前例的船運災難中，董建華舉步維艱。

董浩雲去世的第二年，東方海外負債高達70億港幣，到了1984年，總虧損高達9.7億港幣。航運高負債、快周轉，令往日熙熙攘攘的港口碼頭成了門可羅雀的船隻墳場，衝擊遠比董建華想象得嚴重得多。到1985年，東方海外的負債和奧地利整個國家的國債近乎一樣多[4]。

每天面對來自全世界銀行和債權人的追債，一睜眼想到的便是隨時要破產的公司，有時候連續20個小時處理債主和律師的電話，母親又在這時查出肺癌，一次，董建華在最後一次趕去參加債權人會議前，一度想要自戕，甚至給朋友打電話[5]：“如果我死了，請你照顧我的家人。”

向董家雪中送炭的，是滙豐銀行，他們願意提供一億美元備用信貸，其中的5000萬，來自大陸的中國銀行。第二年，霍英東突然伸出援手，宣布向東方海外注資約12億港幣，這針強心劑給了董建華喘息的機會，幫助東方海外在1991年扭虧。有坊間傳言，霍英東的錢來自北京[6]。

在董建華苦心支撐的同時，包家卻正在享受地產的勝利果實，毫無疑問，包玉剛已經拿到了通往下個時代的門票。

拿下九龍倉的第二年，包玉剛決定把收購來的尖沙咀九龍貨艙推平，建成黃金地段商場，命名為“海港城”。吳光正則接手舊電車廠的改造工作，直接將廠房推平，推平效仿紐約時代廣場建起了“銅鑼灣時代廣場”。在這場席捲全球的航運業大蕭條中，包家順利抽身，身價無損。

坐落香港尖沙咀的海港城，2012年

《船王遺恨》中曾寫道：“董浩雲晚年好大喜功，會禍延後代”，不想一語成讖；世人則感慨包玉剛老謀深算，在危機前夕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座香港地標、一座全球銷售額穩居第一的商場，為後人鋪好了路。包家擁有這塊地999年的土地使用權，單是租金，一年就淨賺160億元。

終於，香港的“收稅式實業”模式出現了，日後它的效仿者，將有如過江之鯽。

包玉剛於1991年去世，葬禮地點跟董浩雲一樣，選在了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殯儀館。在西式銅製靈柩里，他身穿白襯衫，套燕尾西裝，打灰白色領帶，身上蓋着一床紅色的陀螺經被，上面繡着金錢經文，靈堂則擺滿了無數商賈政要的花圈和輓聯，生前榮華富貴，身後盡享尊崇。

兩代船王前後撒手人寰，但包家和董家的故事仍未結束，他們下一場交鋒，會是在1997年，那個無與倫比的1997年。

04.  暗戰：那些錢解決不了的事情

1993年，吳光正就開始刻意與商界保持距離，淡化他商人的形象，頻頻出席政界會議。

敏感者開始察覺出這背後的謀劃，尤其是吳光正後來辭去九龍倉主席的職位，“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吳光正希望能騰出更多時間從事社會事務。有人統計，吳光正辭去九龍倉主席，以及後來辭去會德豐主席兩個職務後，可能失去共計至少5000萬股份認購權，損失不可謂不大。

1997年回歸在即，第一任特首的名字，顯然會被寫進史冊。當時的主流輿論是反對“商人治港”，李嘉誠等巨富就被排除在外，北京的老朋友霍英東也說自己年事已高，而辭職的吳光正扭頭就當了香港醫藥管理局主席，與商人身份徹底撇清了關係，特首之路昭然若揭。

1996年9月，吳光正正式發表聲明，角逐特首一職，成為第一個表態參選的候選人。而他的最大對手，則是把東方海外一步步拉出泥潭的董建華。當時，繼承包玉剛衣缽的吳氏家族坐擁180多億的身家，董家的財產剛剛跨過15億門檻，論起宣傳造勢，兩人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但選特首這件事，比拼的從來都不只是財力。

1989年，董建華為繼續父親創辦海上大學的理想，將一艘郵輪改裝後命名為“宇宙學府”。當年三月，“宇宙學府”首航來到上海，時任市委書記與市長親自接待。這是董建華離開上海以後第一次回到內地，也是第一次接觸高層。自此之後，東方海外在大陸的投資項目屢屢增加。

七年之後，董建華決議競逐特首，當年接待他的上海官員，辦公地點已經搬到了北京城。

1995年底，中央來人會見李嘉誠、邵逸夫等香港名流，探討關於行政長官候選人問題。在這場深圳會晤後不到48個小時，李嘉誠便對媒體公開了自己對未來行政長官的兩點建議：一是熟悉經濟，了解商界運作；二是人品要好，正直不陰險。

不熟悉北京風格發言的香港媒體好一番揣測，最終還是落到了董吳兩人的競爭上，把特首選舉渲染成父輩們海上交鋒的接力戰。後來，在香港中華總商會宴會上，身份特殊的霍英東面對媒體發問，直截了當地回答：“我早已在心目中認為他（董）是合適地行政長官”[4]。

霍英東的話自然分量十足，畢竟同樣是葬禮，鄭裕彤的棺材上蓋着白色素花，包玉剛的棺材上蓋着陀螺經被，霍英東的棺材上蓋的是五星紅旗。

那年12月11日，香港各界、各階層四百位推選委員會委員齊聚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即將投票選舉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就連散步的老人把收音機調到最大，家裡吃午飯的人都舉着碗坐在電視前，商場裡的電視機都統一調到了一個頻道，逛街的男男女女駐足等待。

12點15分，點票工作全部結束，其中董建華獲得了320票，吳光正36票。船王后人的又一次對壘，董建華贏得毫無懸念。

落敗的吳光正並沒有拂袖離去，而是積極參與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被委任以醫院管理局主席職務，之後又成為了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他和董建華的蜜月期維持了將近四年，2002年，吳光正重新回歸九龍倉會德豐，拾起公司主席一職，並且表示再也不會競選特首。

吳光正和董建華，2012年

從表面上看，董家扳回一局，但從更大的範圍看，包玉剛和吳光正創造的“降維式接班”，像野火一般蔓延開來，成為香港財閥們的主流操作。

04.  降維：怎樣才能富過三代，五代，十代？

所謂降維接班，用大白話說就是：主動調整自己的商業帝國經營方向，降低經營難度，把企業變成“傻子都能經營好”，再交給第二代。

包玉剛的“棄船登陸”，本質上就是將商業帝國從經營難度極高的船運業擺脫出來，轉型經營難度大幅降低的地產，之後更是進入經營簡單的“收租型物業”。這種轉型，既避免了肱骨老臣對接班人的腹誹和阻礙，又能讓二代獲得穩健的收益。此舉獲得香港富豪的紛紛效仿。

如果你仔細看，會發現香港的電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誠的，煤氣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誠和怡和集團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鄭裕彤的，本質上，這都是“收稅制商業”。

上世紀50年代起，四大家族通過房地產積累巨大財富，並逐步控制了香港的物流、金融、電力、碼頭、電信等所有具備壟斷特性的產業，進而“坐地收租”。包玉剛當初的精明也體現在這裡，除了九龍倉，吳光正還陸續控制了香港的有限寬帶、天星小輪、九龍倉電訊、海港企業等一系列公司。

1997年，董建華提出了“八萬五”計劃（每年要興建8.5萬套住宅，10年內香港有7成家庭都會有自己的房子），觸動了已經根植香港半世紀的“收稅模式”的利益。加之“八萬五”撞在了金融危機的前夜，就連香港居民也對董建華嗤之以鼻，把他當作房價暴跌的幕後元兇。

董建華任特首時期，1998

1999年，董建華推出他另外一個創舉政策：數碼港計劃，旨在繞開本地的富商，發展互聯網科技。數碼港計劃的支持者是李嘉誠小兒子李澤楷，他帶着十五家國際科技龍頭企業的進駐意向書，找到董建華。政府對李澤楷的盈科信任有加，數碼港計劃決定不招標，直接採用。

可命運再次跟香港開了個玩笑，數碼港計劃頒布的第二年，互聯網泡沫在美國破裂，儘管園區勉強落成，但只有兩家科技公司進駐，且多為銷售、市場等部門，所謂的研發中心，絲毫不見蹤影。數碼港回到了香港的老路：圈地皮賣豪宅，自然又是賺得盆滿缽滿。

此後，董建華又提出“硅港”計劃，意圖打造工業基地。結果香港人以炒地皮為由，趕走了競標建廠的張汝京。後來張汝京到上海張江創辦了中芯國際。後來的“中藥港”計劃，董建華希望利用完善的科研體系，以及香港高素質科研人才，搞出香港新機遇，但最後又是一場竹籃打水。

在董建華在位的97到05年，這三次機會擺在香港面前，它卻未能好好珍惜。“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慣壞了香港。資本的短視和逐利，讓香港錯過了最好的10年。”[8]

家族們的事業卻蒸蒸日上，鄭裕彤家族在廣州建起530米第一高樓、武漢和天津的周大福中心也指日可待；新鴻基的郭家兄弟，除了每年150多億的廣場租金，還有九龍巴士和富聯國際。李嘉誠技高一籌，直接跑去英國收租：電信、港口、管道、天然氣，甚至連供水都沒有放過。

若是要讓家族永遠衣食無憂，顯然沒有比“收稅”更好的方法。

2005年3月10日，董建華宣布提前兩年離任，跟他一起離開的，是那個未曾實現的香港。海港城依然風光，太平山依然快活，城還是李家的城，港還是包家的港。

05.  尾聲：從如日中天，到走向悲傷

2015年，69歲的吳光正宣布正式退休，36歲的兒子吳宗權接過數千億家產，開始躺着收錢。僅兩大廣場每年收租就可達160億利潤，更不需要提九龍倉還持有的其他四大物業廣場。兩年後，董建華的東方海外作價338億出售，船王的傳奇就此謝幕，而這338億的錢，也不過是海港城兩年的租金。

這並不僅僅是兩個家族的分野，是香港兩條路徑也就此分岔：那個未曾實現的香港，已經被人遺忘；那個如日中天的香港，慢慢走向了悲傷。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曾在施政報告裡面曾寫到：香港樓價高、租金貴，形成巨大的生活壓力，是嚴峻的民生問題。“不少人的目標就是儘量賺錢買樓供樓，青年人選科和擇業都要向錢看。住的問題也是香港最嚴重的安全隱患，不少家庭走投無路，甚至要住在工廠大廈內的劏房。”

當今天的香港喧囂再起時，一切仿佛突如其來，但一切又早有答案。

參考資料：

[1].世界船王——包玉剛傳，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2].香港商戰風雲錄，廣州出版社，1996

[3].富豪接班人，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

[4].董建華家族，廣州出版社，1996

[5].董建華擔任香港特首七年，南方周末，2005

[6].一代船王董建華，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

[7].地產霸權，中國人民出版社，2005

[8].緩緩沉默的“香港巨輪”，奏響一曲悲歌，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