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華一代川普支持者對“支持川普群體的學歷偏低”一說有些不忿：我們中可多半都有碩士博士學歷呵。此文給出的解釋還不錯。

黃亞生：為什麼第一代大陸華人支持特朗普？

原創 2016-11-04 黃亞生 event全知道

本文作者為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黃亞生教授，授權“event全知道”公眾號發表。

（註：本文是根據作者在2016年10月30日的一次講話的錄音整理稿。語言比較口語化。因為時間倉促文章可能會有一定的表達和數據的誤差。僅供參考。圖表來源於網上。具體出處沒有一一註明。）

在中文的網上和微信上似乎支持特朗普的聲音非常強大。我看到的很多的帖子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但從統計上來看，現在沒有看到任何強烈的證據表明華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整體而言，是支持特朗普的。下面這張圖做的是亞裔美國人的調查，做得很細，把中國人、菲律賓人、越南人、日本人、韓國人都分開。是今年９月份UCLA的一個團隊做的。美籍華人對希拉里的支持率是54%，對特朗普是19%。

再看另外一組數據，這是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０日《紐約時報》的數據，把選民分成幾類。亞裔在1992年時大部分都是支持共和黨的，但逐年在改變。我跟真正搞美國政治的人聊過，他們的結論跟這個數據完全一致，亞裔美國人以前是支持共和黨的，現在變成不支持。

但有沒有可能大陸的第一代移民更支持特朗普呢？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下面這個圖表是一位朋友轉給我的，據說是文學城上的數據。你一聽是文學城就知道這裡選擇偏差了，因為我從來沒見過二代華人天天在家裡上文學城的。這一組數據確實表明第一代華人似乎很多是支持特朗普的。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麼解釋所謂的“特朗普現象，”為什麼有這麼多第一代華人支持他？　我在下面提出幾個假設，不是結論，因為我沒有這方面的數據，不能做出結論。我的數據是針對美國人的數據但是我認為這些針對美國人的數據實際上有可能解釋第一代華人的政治傾向。

有一個對“特朗普現象”的解釋認為支持他的人都是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失利者。這個解釋顯然不符合第一代華人的情況。第一代華人是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最大的贏家。第二個流行的解釋是教育。這個解釋是有很強的實證支持的，在美國白人中教育程度低的支持特朗普，教育程度高的支持希拉里。但這個解釋也不符合第一代華人的情況。第一代華人的教育程度是很高的。

我馬上會回到教育這個題目。我看到對“特朗普現象”有三個其他的解釋我認為可以解釋第一代華人的政治傾向。這三個解釋都是圍繞社會和心理因素，和經濟因素無關或者聯繫不大。這三個因素是：１）種族單一性，　２）社會活動，ＮＧＯ和公益活動的參與，３）對權威和權威主義的認同。這三個變量是我看到統計研究里解釋“特朗普現象”最有力的變量。

對第一個和第二個問題的研究是蓋勒普的一個經濟學家做的。他的名字是Jonathan Rothwell. 這是他的文章：

這是他的研究結論：支持特朗普的美國白人多居住在種族單一的選區。種族的單一性，或者表現在種族歧視或者表現在種族自我隔離，比經濟和其他變量更能解釋“特朗普現象。”（這是他文章的原話：“In the primary models and throughout thisanalysis, segregation was measu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ite non-Hispanics,since those constitute the bulk of Trump’s base of political support. Yet, asshown in Table 10,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gregation and support forTrump remain using an alternative measure of segregation, which compares thediversity of one’s CZ to the diversity of one’s zip-code.People living in relatively less diverse zip-codes, whatever the racialcategories, are more likely to view Trump favorably.”）

Rothwell發現另外一個解釋“特朗普現象”是社會資本， 就是公眾參與政治活動程度（比如每次選舉都參與投票），參與社區，民間團體，NGO,志願組織活動， 所謂 “civic engagements.” 他發現那些這種類型的社會資本越高的選區就越不支持特朗普。RobertPutnam在他的書裡對這個問題講得非常清楚，這種類型的些社會活動、這種社會資本跟自由主義（liberalism）是成正比的，自由主義越強的地區越不支持特朗普。

第三個解釋“特朗普現象”的變量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政治心理學家在60年代發明了一個概念，叫“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cale”—可以翻成右翼權威主義指標。這本書，OurPolitical Nature，對這個概念有很詳細的闡釋。

大量的研究表明具有右翼權威主義傾向的美國人更多地支持共和黨，在歐洲多支持保守黨。研究也表明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是具有右翼權威主義傾向的群體。請看下面這張圖。在共和黨黨員中右翼權威主義傾向最強的最支持特朗普， 52%，次強的是42%， 再次強的是33%， 再下面的是38%。

我們現在可以提出解釋大陸第一代移民為什麼會支持特朗普的假設了。

第一，很多大陸人在中國肯定都生活在一個高度種族單一的環境下， 對其他種族的文化，習慣沒有起碼的認知。在這種環境長大的人經常缺乏一些應該如何在一個種族多元的社會運行的基本意識。比如教育程度高的美國人對牽涉種族方面的言論是很小心的，但我自己認識的中國人裡面，即使有各種高等學歷的中國人，發表和種族有關的言論時可以完全沒有任何顧慮和忌諱。這就是所謂“政治正確”的問題。特朗普和好多中國人認為政治正確是一個荒唐的規矩，是禁錮言論自由的。但是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在一個種族多元的社會，特別是美國這種過去有過很長的種族壓迫和衝突的歷史的國家，政治正確是維繫一個社會和諧，種族和睦的一個工具和方法，是有它的社會價值的。（必須要指出的是，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行為在其他種族單一的國家，比如日本和韓國，也很普遍。這不是我們中國人固有的特徵。）

和這個假設有關的假設就是有可能大陸的中國人有一定的種族歧視傾向性。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想種族歧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種族缺乏接觸，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國人天生是種族歧視，是因為我們來美國以前可以說對種族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意識。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單一種族的國家我們也缺乏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的歷史。我們歷史上有大規模的內戰和血淋淋的政治運動，但我們一般不把它們看作是一個種族之間的衝突。你和猶太人交流各自國家的歷史時你馬上就意識到這個區別。今天西方社會之所以如此刻意強調種族平等我認為是和它有一個很不光彩的壓迫非洲人，殘殺印第安人，和它幾百年的醜惡奴隸歷史有關係的。可能有一定的負罪和負疚感。而我們中國人是沒有這個意識的。

因為我們大陸人種族意識不強（如果強的話也是歧視性的），沒有“政治正確”的感覺，特朗普就顯得很有感召力。這裡又點出我們和白人的一個區別。在白人群體裡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種族平等，越反對種族歧視。但在中國的教育裡面完全沒有這個內容。這也能解釋下面兩個事。一個是我發現在美國受過本科教育的大陸人一般在這個問題上更接近美國主流意識。另外一個是在美國的二代華人肯定不支持特朗普。我在上面已經提供數字了。 華人整體是不支持特朗普的。

第二個解釋第一代華人支持特朗普的假設是我們大陸人普遍缺乏Putnam強調的那種社會資本，就是參與社區活動，志願組織，另外積極參與政治。我認識的很多人加入美國國籍後從來不投票而且也不關心政治。我估計相當一批支持特朗普的大陸人可能是這輩子第一次對政治這麼着迷。另外也是因為我們中國大陸本身就缺乏任何實質意義的“civic engagements。” 中國第一代移民有很高的人力資本，教育很好，博士學位、碩士學位。但我們這些人在中國沒有參加過任何真正意義的選舉和政治參與。我們沒有形成參加社團組織活動的傳統，到美國以後我們一般也不去參加這類的活動。所以我們大陸人的政治行為更靠近教育程度水平比較低的白人。教育在白人里絕對是個分水嶺，受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參與程度越高，而這個群體是支持希拉里的，而不是特朗普。但政治參與在中國人里，教育不是一個分水嶺。教育高低和我們中國人參與不參與政治無關。我們中國人在中國根本沒有這種長期的政治參與的傳統，也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參與傳統。特朗普對這類人－－政治參與程度低，社會團體參與程度低――是非常有感召力的。我們大陸人，即使是教育水平很高的大陸人，就是屬於這個群體。

第三個假設是我們大陸人長期在一個集權的國家，我們很多人是很崇尚權威、奉行權威主義的。我上面已經講了支持特朗普的人在權威主義指標上得分很高。也就是說更支持民主的人更不支持特朗普，而是支持希拉里。那有沒有可能大陸人具有這種右翼權威主義特徵，使他們感覺到特朗普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就是說我們大陸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之所以更支持共和黨是因為我們帶有中國集權體制文化很深的烙印。我大膽的假設就是支持特朗普的大陸人可能他們自己本身就根本不認同民主的價值和概念。他們信奉的是普京和特朗普這種強人政治。

我這裡說的權威主義不光是政治意義上的權威主義，還有家長和家庭層面的。我們在大陸接受的是虎媽式的教育模式。家長和老師對孩子嚴加管教，對孩子規定這個，規定那個，不給孩子探索和發現的自由。這种師道尊嚴，嚴父嚴母的教育觀念本身也會造就政治上的保守。我上面提到的那本書，Our Political Nature，講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是斯坦福在60年代做的。研究者從小孩上幼兒園開始收集他們的數據，然後跟蹤他們二十多年，研究他們的政治行為，看他們投誰的票。在幼兒園的時候，在小孩4、5歲的時候，老師會給這些孩子劃分，說這個孩子調皮搗蛋，不聽話，說那個孩子非常安靜，非常聽老師的話。研究者發現調皮搗蛋的孩子，長大以後都是支持民主黨的；安安靜靜的、聽老師話的都是支持共和黨的。我本人從小就調皮搗蛋，所以今天對於我自己的行為不感到奇怪，但我估計那些在中國屬於三好學生，課代表，班長的那撥人到了美國以後可能都投奔共和黨了，他們可能會傾向支持特朗普。　

黃亞生是MIT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及政治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和湖南大學名譽教授。他曾任職於哈佛商學院和密歇根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