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就是個二杆子
伍加，2010年10月9日，周六
劉曉波獲得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引起許多人的關注。我對劉曉波並不了解，僅從他在 1988 年回答記者的的材料（“
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看，說他是典型的憤青絕不為過。他說中國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但是，說劉曉波就是個憤青又不太確切，因為憤青通常有強烈的本土民族主義信念，特別喜歡表達“愛國主義”信念，具有較激進的思想、言論或行動。反觀劉曉波，他說“中國人的四大發明就是遮羞布”，中國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他說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孔子是個庸才”，“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從這些說法看，劉曉波不是憤青，而是個“二杆子”。
什麼是“二杆子”？“二杆子”通常是指脾氣莽撞、火爆；愛打架、惹是生非的人。在四川方言中，“二杆子”有時指不務正業，浪蕩的無業流氓，黑社會份子；而在北方方言中，“二杆子”是指稱瘋癲、魯莽、粗野、輕狂、蠢笨、弱智和盲目自大之義的一個詞。
為了挑戰權威而故作驚人之語，為了顯示獨特的個性而把“國罵”掛在嘴邊，為了表達對現實不滿就要砸爛整個世界，這是不負責任的二杆子行為。社會的發展必須是漸進的理性發展，任何拋棄理性的偏執都是破壞性大於建設性的二杆子行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大多數殖民地都獲得獨立，舊的世界殖民體系已不復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呼喚對本民族再殖民三百年的人要麼是別有用心，要麼是對本民族極端失望，或有精神上的問題。最近我到北非的摩洛哥一周旅行使我對殖民地有了新的認識。摩洛哥曾經被法國人和西班牙人殖民，至今還帶有宗主國的深刻影響。的確，宗主國通過向殖民地輸出資本和技術，促使了殖民地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步伐加快，把原本經濟落後的殖民地地區變成了經濟繁榮的地區。但是，殖民地的破壞性絕不容忽視。比如在摩洛哥，當地傳統的經濟結構被瓦解，當地的傳統文化受到破壞。自然原始的田園風光被電線所分割，一望無際的田野上出現成千上萬五顏六色的塑料袋子。海濱城市卡薩布蘭卡汽車擁堵，空氣污染。摩洛哥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可是現在摩洛哥的教育系統十分落後。被殖民就一定是好事嗎？
在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只有中國在歷史上沒有大規模地擴張和殖民。相反，原來臣服於中國、向中國進貢的藩屬小國都紛紛倒戈一擊，反目成仇。反過來看看其它大國，它們對外不斷擴張殖民，對當地的土著民族大開殺戒，對當地資源瘋狂掠奪，還在當地留下不少混血後代或者說雜種。這些雜種們成為當地精英，成為溝通殖民者與當地民族的重要橋梁，成為殖民者在當地的代言人。其實中國也被殖民過，日本人就從上個世紀初期到中期對中國進行過不同方式的殖民，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之後，這種殖民行為達到了頂峰。於是，中國的大地上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不少日本人的雜種。這些雜種們在當年就曾紅極一時，占盡了當“良民”的便宜，今天他們的後代大多都成為社會精英，有些成為知名學者，更有些進入了政府高層，台灣的李登輝和陳水扁就是很好的例子。對外殖民的最大好處不在於獲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而是在長時期殖民中掌握了當地的人才資源。這些帶有殖民者基因、土生土長的人才依賴於原本就有的殷實家境，或者是得益於後來外來殖民者的提攜，這些人很容易成為當地的精英，掌握着話語權和管理權。中國不就有個“知名學者”近日撰文稱“中國應停止宣仇式反日宣傳”，他認為，中國各地的二戰紀念宣傳，都是以“宣仇”為基本目的，這種宣仇式紀念和宣傳只會讓參觀者內心充滿仇恨。
怪不得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喜歡劉曉波，他們需要這樣的二杆子，以便能再到中國殖民三百年。
伍加，2010年10月9日，周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