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高九班的命运
我高小最后一年时，是在县城的中心小学。那一年共有五个班毕业，我们那个班是高九班，大约有三十几位学生，男生比女生略多一点，年龄大的不多，大多数人的年纪相差不太远，没有五十年代早期的农村初小那么悬殊。
那时的县城很小，只有几千人，仅有的几条街都不长，房屋大多是木结构，或木料与砖头及土坯的混合结构，比较破旧。老城区最高的的房子是三层楼的县邮局，其他都是两层或平房。新建不久的银行有一栋五层的办公楼，虽然面积不大，但其高度为全县之冠，在县民眼里已是摩天大厦。与县政府隔着一条河相对的是一片水田，有好多政府机关的周边都是农田或菜地。城里的居民有一部分虽然房子与街道是相连的，但他们的生计是农耕。全班的同学中，我和一个同学，父亲都在中学工作；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县银行行长，另外有两位的家长分别在商业局及税务局做事，这几位算是“机关干部子弟”。部分同窗的家长是开商铺，做手工劳动，修理，打铁，搬运等等，这时都实行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还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是农家子弟。
我是在六年级刚开始时就插班到这个班级来的，虽休学了一年，在班上仍然年纪最小。一开始那些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对我有些欺生，有时找点借口来跟我吵架，或动手打我。那位商业局的子弟L，与我同年，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有一次为一点小事跟我打了起来。另一位中学职工子弟Z（我们放学后都在中学校园玩，是很熟的朋友）过来拉架，张开手挡住了L,我趁机从他的手下出拳，打中Z的脸部，他的鼻子还出了几滴血。这是我平生少有的几次打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胜仗之一。不过时间长了我与L都未记仇，后来也没有再交过手。至于大部分的男生，因为与我在身高与体力上不是一个档次，人家一发怒我就逃开，他们也不会穷追不舍。一则战胜我确实不值得自豪，二则怕人家会笑话。全班同学相处，总体上说还算不错。
我们的班主任T老师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平常很少见到他的笑容。他上我们的语文课，每次一站到讲台上，不怒自威，在其他课程的课堂上常叽叽喳喳的我们，都变得很安静，连小动作也不敢做。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厉，不但很多课文都要求背诵，连回答课堂提问的成绩，都要登写在册。时不时地会在中途或快下课时叫“每人拿出一张纸来”，小考一下。他还鼓励我们背书竞赛，鼓励我们阅读课外书。有一个同学，学习中等，但非常调皮，在校外打架，是全校有名的捣蛋鬼。T老师为了引导他走上正道，可谓绞尽脑汁。斥责，批评，教育，讲道理，方法用尽。终于，发现他身上有闪光点：有鼓动能力。于是，T老师支持他报名参加全校的讲演比赛。经过仔细准备讲稿，在班上反复预演，一举夺得全校第一。T老师适时进行了表扬。从此这位同学浪子回头，成了很用功的学生。最后一个学期，班上的学习风气甚浓，人人都很努力。我后来回想整个学生生涯，在T老师的督导下的一年是打破局面的重大转折点。
毕业之前，有一次全班开会，畅谈各人的理想。当时的大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就读的县城小学，全县最好的小学，上一年毕业生考上初中的学生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小镇的小学，升学率还不到此数。那时候，全国的报纸，每年都要宣传动员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其时城镇，农村及复员军人中的青年人识字的很少，初中毕业生找工作已经很有竞争力，参加农业生产无人不认为是大材小用，高小毕业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徐建春高小毕业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韩梅梅务农时的《三封信》，都编入了我们刚学完的六年级语文课本中。在会上，几乎一多半的同学都表示决心“当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老老实实地当一个农民”，想当拖拉机手（六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关于苏联女拖拉机手的课文，早前还学了女拖拉机手梁军的故事）的也有两三个。他们吞吞吐吐说出这一理想已属斗胆，因为那时候全县可能都没有一台拖拉机，只有省上派来表演时县城的部分居民见过拖拉机。畅谈理想的会上，还有几个是子欲承父业的，我也说是想当教师。
其实我们班上聪明勤奋，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还是不少的。有一个除了跟老师讲话之外从不跟同学交流，总是埋头看书的家伙，每次考试几乎都是5分，很少有失手的时候。那个银行行长的儿子，也相当不错。还有几个农家子弟，都具备很强的实力，足以在竞争中胜出。我后来估计，起码有十二三个人应该可以考上初中，有三至四人日后有可能考上大学。但在会上无一人指点江山，只是随便编织一个诸如工人，士兵之类的小小幻想。
考初中的升学考试之前，每位考生要先填一张志愿表，除了姓名跟出生年月日等等之外，要选择两个学校作为报考的志愿。本县已有一中二中两所中学。这一年又按全县地理位置分布均匀的原则在两所小学增设了附加的初中班，依其地名，称为“xxx附中”，以便将来提拔成中学（若干年后也确实成了三中与四中）。T老师在讲台上指导大家填志愿：第一志愿填县一中，第二志愿填xxx附中，这样就多一个机会，升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第二天问同年级其他班同学，则两个志愿都填的是一中，本班有的同学还窃喜自己多了一条门路。
最后的录取结果是，我和Z同学进了一中，其余成绩好点的都到附中。因为填附中的人少，所以凡是第二志愿填了的，皆“优先录取”了（好像几十年后的某年代也有过类似的做法，凡是考大学填了地质类专业的，不管是第几志愿，都拿来充实这一专业）。大学中学军队政府机关似乎历来对职工子弟都有照顾，否则我的下场如何，还真难预料。
后来听说，由于那个刚办的附中条件太差，又得步行几十里，有的同学没上多久就退学了。那年放寒假，我正好在县城边上碰到家在镇上的一行几人回家，包括那个行长的儿子，人人满头大汗，肩背口袋，一手抱着棉衣，一手持一根棍子，喘着气赶路。我跟他们打了个招呼，但忘了问那根棍子是当手杖用，还是穿村过寨时用来打狗。三年后不知有几人坚持到毕业，但那年高中招生是由一中二中不经考试直升的，附中的学生即使挺过了三年也只能上中专。
进入一中后约两个星期，中学的反右斗争就开始了。Z同学的父亲是第二名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一个学期以后，Z休了学。小学高九班最终能上高中的，鄙人乃“硕果仅存”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