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高九班的命運
我高小最後一年時，是在縣城的中心小學。那一年共有五個班畢業，我們那個班是高九班，大約有三十幾位學生，男生比女生略多一點，年齡大的不多，大多數人的年紀相差不太遠，沒有五十年代早期的農村初小那麼懸殊。
那時的縣城很小，只有幾千人，僅有的幾條街都不長，房屋大多是木結構，或木料與磚頭及土坯的混合結構，比較破舊。老城區最高的的房子是三層樓的縣郵局，其他都是兩層或平房。新建不久的銀行有一棟五層的辦公樓，雖然面積不大，但其高度為全縣之冠，在縣民眼裡已是摩天大廈。與縣政府隔着一條河相對的是一片水田，有好多政府機關的周邊都是農田或菜地。城裡的居民有一部分雖然房子與街道是相連的，但他們的生計是農耕。全班的同學中，我和一個同學，父親都在中學工作；有一個同學的父親是縣銀行行長，另外有兩位的家長分別在商業局及稅務局做事，這幾位算是“機關幹部子弟”。部分同窗的家長是開商鋪，做手工勞動，修理，打鐵，搬運等等，這時都實行了公私合營或合作化。還有一半以上的同學是農家子弟。
我是在六年級剛開始時就插班到這個班級來的，雖休學了一年，在班上仍然年紀最小。一開始那些比我大一點的同學對我有些欺生，有時找點藉口來跟我吵架，或動手打我。那位商業局的子弟L，與我同年，個子比我高，力氣比我大。有一次為一點小事跟我打了起來。另一位中學職工子弟Z（我們放學後都在中學校園玩，是很熟的朋友）過來拉架，張開手擋住了L,我趁機從他的手下出拳，打中Z的臉部，他的鼻子還出了幾滴血。這是我平生少有的幾次打架之一，也是為數不多的勝仗之一。不過時間長了我與L都未記仇，後來也沒有再交過手。至於大部分的男生，因為與我在身高與體力上不是一個檔次，人家一發怒我就逃開，他們也不會窮追不捨。一則戰勝我確實不值得自豪，二則怕人家會笑話。全班同學相處，總體上說還算不錯。
我們的班主任T老師是個工作很認真的人，平常很少見到他的笑容。他上我們的語文課，每次一站到講台上，不怒自威，在其他課程的課堂上常嘰嘰喳喳的我們，都變得很安靜，連小動作也不敢做。他對我們的要求非常嚴厲，不但很多課文都要求背誦，連回答課堂提問的成績，都要登寫在冊。時不時地會在中途或快下課時叫“每人拿出一張紙來”，小考一下。他還鼓勵我們背書競賽，鼓勵我們閱讀課外書。有一個同學，學習中等，但非常調皮，在校外打架，是全校有名的搗蛋鬼。T老師為了引導他走上正道，可謂絞盡腦汁。斥責，批評，教育，講道理，方法用盡。終於，發現他身上有閃光點：有鼓動能力。於是，T老師支持他報名參加全校的講演比賽。經過仔細準備講稿，在班上反覆預演，一舉奪得全校第一。T老師適時進行了表揚。從此這位同學浪子回頭，成了很用功的學生。最後一個學期，班上的學習風氣甚濃，人人都很努力。我後來回想整個學生生涯，在T老師的督導下的一年是打破局面的重大轉折點。
畢業之前，有一次全班開會，暢談各人的理想。當時的大背景是這樣的：我們就讀的縣城小學，全縣最好的小學，上一年畢業生考上初中的學生約占三分之一。其他小鎮的小學，升學率還不到此數。那時候，全國的報紙，每年都要宣傳動員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其時城鎮，農村及復員軍人中的青年人識字的很少，初中畢業生找工作已經很有競爭力，參加農業生產無人不認為是大材小用，高小畢業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徐建春高小畢業參加農業勞動的事跡，韓梅梅務農時的《三封信》，都編入了我們剛學完的六年級語文課本中。在會上，幾乎一多半的同學都表示決心“當一個有文化的新農民”，“老老實實地當一個農民”，想當拖拉機手（六年級語文課本里有一篇關於蘇聯女拖拉機手的課文，早前還學了女拖拉機手梁軍的故事）的也有兩三個。他們吞吞吐吐說出這一理想已屬斗膽，因為那時候全縣可能都沒有一台拖拉機，只有省上派來表演時縣城的部分居民見過拖拉機。暢談理想的會上，還有幾個是子欲承父業的，我也說是想當教師。
其實我們班上聰明勤奮，學習成績很好的同學還是不少的。有一個除了跟老師講話之外從不跟同學交流，總是埋頭看書的傢伙，每次考試幾乎都是5分，很少有失手的時候。那個銀行行長的兒子，也相當不錯。還有幾個農家子弟，都具備很強的實力，足以在競爭中勝出。我後來估計，起碼有十二三個人應該可以考上初中，有三至四人日後有可能考上大學。但在會上無一人指點江山，只是隨便編織一個諸如工人，士兵之類的小小幻想。
考初中的升學考試之前，每位考生要先填一張志願表，除了姓名跟出生年月日等等之外，要選擇兩個學校作為報考的志願。本縣已有一中二中兩所中學。這一年又按全縣地理位置分布均勻的原則在兩所小學增設了附加的初中班，依其地名，稱為“xxx附中”，以便將來提拔成中學（若干年後也確實成了三中與四中）。T老師在講台上指導大家填志願：第一志願填縣一中，第二志願填xxx附中，這樣就多一個機會，升學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第二天問同年級其他班同學，則兩個志願都填的是一中，本班有的同學還竊喜自己多了一條門路。
最後的錄取結果是，我和Z同學進了一中，其餘成績好點的都到附中。因為填附中的人少，所以凡是第二志願填了的，皆“優先錄取”了（好像幾十年後的某年代也有過類似的做法，凡是考大學填了地質類專業的，不管是第幾志願，都拿來充實這一專業）。大學中學軍隊政府機關似乎歷來對職工子弟都有照顧，否則我的下場如何，還真難預料。
後來聽說，由於那個剛辦的附中條件太差，又得步行幾十里，有的同學沒上多久就退學了。那年放寒假，我正好在縣城邊上碰到家在鎮上的一行幾人回家，包括那個行長的兒子，人人滿頭大汗，肩背口袋，一手抱着棉衣，一手持一根棍子，喘着氣趕路。我跟他們打了個招呼，但忘了問那根棍子是當手杖用，還是穿村過寨時用來打狗。三年後不知有幾人堅持到畢業，但那年高中招生是由一中二中不經考試直升的，附中的學生即使挺過了三年也只能上中專。
進入一中後約兩個星期，中學的反右鬥爭就開始了。Z同學的父親是第二名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一個學期以後，Z休了學。小學高九班最終能上高中的，鄙人乃“碩果僅存”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