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媽媽的辦公大樓。淺黃色的樓牆，配着朱紅大柱子的前門，古意盎然的綠色琉璃瓦屋頂，鑲着飛翹的檐角。點綴其上的幾隻白色鴿子，與湛藍的天空遙相輝映，往往引得駐足凝望的我，心神迷離。

樓外的牆根邊上種滿了紫色的丁香花樹，素淡雅逸，錦團簇擁。推開媽媽辦公室的窗子，幽沁的暗香便夾着春天的氣息擠了進來。

大樓里冬暖夏涼。烈日襲人的三伏天，被曬得焦躁不安的人們一走進樓道，便覺出一種脫胎換骨的清心氣爽。小孩子們喜歡甩掉涼鞋，光着腳丫在走廊光滑的花紋大理石板上奔跑，在各個辦公室之間溜來轉去。

媽媽在醫學院教生物化學。給學生們上課需要小動物做實驗，通常情況下是用小老鼠，偶而也會用兔子。兔子實驗課一結束，平日裡靜悄悄的走廊就變得熱鬧起來，同事們把孩子都早早地接了來，令人翹首以待的“兔肉會餐”，在孩子們嘻戲的喧譁聲中拉開了序幕。在那個物質奇缺，娛樂貧乏的年代，難得的兔肉大餐是人們單調生活中的一道旖旎風景。

汪叔叔是科里的實驗員，他的頭髮卷卷的，總是亂糟糟的。科里二十幾號人唯有汪叔叔沒上過大學，但他卻是大家眼裡的“萬事通”。什麼東西壞了，經汪叔叔的手一搗鼓，十有八九又能派上用場。燉兔子肉這活兒自然是非他莫屬，剝皮去毛，清洗內臟，爆炒燒燉，不一會兒的功夫，撲鼻的肉香便把小饞蟲們一個個地全吸引到大鍋邊上去了。

與別的孩子不同的是，我除了眼睛盯着鍋里的兔子肉，心裡還藏着一個小小的願望。我從小不認生，特別是在五、六歲的時候，超級大方，喜歡唱歌，表現欲極強。尤其像這種人多的場合，總會眼巴巴地渴望有誰能叫我唱歌。一般來說這個小心思都會得到滿足，大人們吃得開心，聊得上勁，也需要小孩子助興。只要有人吆喝一聲：北雁，給大家唱支歌吧。我保準會往屋中央一站，立馬開唱。

我唱得認真賣力，唱完一首，馬上接着唱第二首，哈，好不容易抓到的露臉機會，決不能輕易放過。可惜自打我記事起，文革就開始了，會唱的歌除了幾首語錄歌，就是《紅梅贊》。我把自己會唱的那幾首歌，翻過來倒過去地唱，最後看到實在沒人想聽了，還會不知趣地跑去拉住媽媽的衣角央求：我可以再唱一個嗎？

到了該上小學的時候，家裡的生活發生了變化，爸爸媽媽被下放到北大荒的一個偏遠的小山莊。

我仍然愛唱歌，無論是樣板戲還是電影插曲，不管唱得對還是錯，都敢哼上幾句。

我家住在爸媽工作的公社衛生院附近，站在家門口就能瞅見衛生院的土坯牆。媽媽原本是醫學院附屬大學的教師，到了小山村，只能在藥房工作。藥房裡有葡萄糖水喝，還有酸楂丸、維生素粒吃，所以，我有事兒沒事兒的總想着往那兒跑。

那天，我剛邁進衛生院的大門，便聽到有人在喊什麼。聲音是從右側那排平房傳過來的。尋聲望去，一個男人正從一扇敞開的窗戶里探出身子，朝我招手，那意思是叫我過去。我並不認識他，那排平房是病人住院區，我猜想他是住院的患者。出於好奇，我走了過去。

他看上去二十多歲，皮膚微黑，眉目俊朗，戴着一頂軍帽。我探頭往窗子裡瞧，瞥見一位方臉盤的中年漢子，坐在床邊，嘴唇厚厚的，神情漠然。

戴軍帽的人開頭說的是什麼，沒印象了，只記得我很快就喜歡上他了。想來是因為他樣子極其和善，令我戒意全無，易生好感。後來他說，要教我唱歌，是《大紅棗兒甜又香》。彩色寬銀幕故事片《紅色娘子軍》放映後，《大紅棗兒甜又香》膾炙人口，但我還不會唱，正愁着沒地兒去學呢。

“大紅棗兒甜又香，送給咱親人嘗一嘗……”兩個人，一個窗里，一個窗外，他唱一句，我跟一句。歌兒學會了，我們倆也成了朋友。他告訴我，他叫郭德水。

回到家，我得意地唱給媽媽聽，並說是一個叫郭德水的人教的。沒想到媽媽卻說：以後不許去找郭德水。為什麼？我一再追問，可她不肯說。心中縱有百般不願，但媽媽的“指令”是不敢違抗的。

弟弟那會兒兩歲多，大眼睛毛茸茸的，人見人愛。鄰居和衛生院的同事們有時會抱他出去玩，家裡人對此習以為常。不知怎麼搞的，弟弟那天被郭德水給抱走了。媽媽聞信，大驚，帶着我到處找尋。最後終於在公社的小賣部里找到了他們，郭德水正在給弟弟買餅乾。

許多年後，我才知道了實情。原來，郭德水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他那次住院就是因為犯病時用菜刀把自己的“命根子”給喀嚓了。那個方臉漢子是他的看護。現在想起來，還真有點為弟弟捏把汗，我就這麼一個弟弟，我們家還指望着他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呢。

郭德水善良聰明，瀟灑帥氣。後來病治好了，結了婚，還生了個小孩。

上小學三年級那陣子，農村普及樣板戲的熱潮空前火爆，連我三歲的弟弟都會找根樹杈當馬騎，擺個打虎上山的姿勢。文藝宣傳隊如“雨後春筍”，幾乎每個公社都組織排演樣板戲。我們公社準備上演的是《紅燈記》和《沙家浜》選場，我常擠在人群里看排練。

班主任崔老師是宣傳隊的骨幹，崔老師飾演《沙家浜》裡的刁德一。他的臉挺白挺長的，很適合演刁德一。崔老師會拉二胡，能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他的字寫得像書店裡賣的字帖。

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宣傳隊要找一個小孩在大人演節目時穿插一段清唱。或許他們認為這樣演出的形式會活潑新穎吧。崔老師推薦了我，因為我在小孩宣傳隊裡演過小常寶。他說，宣傳隊想讓我演的是《紅燈記》裡李鐵梅的唱段《奶奶您聽我說》（註：大人是整場演出，小孩是清唱選段。）

從一個看熱鬧的小孩子搖身一變為宣傳隊正式成員，大模大樣地在排練場所進出，和那些大人們的待遇相同，這對九歲的我來說，沒有比這個更大的榮耀了。每天放了學，我就泡在宣傳隊裡，在大人堆里鑽來竄去，不到散場打烊是不會回家的。

第一次上台演唱的情形，我至今都清楚地記得：台下黑壓壓的，人頭攢動，使我驟感壓力倍增。眼睛被雪亮的大汽燈晃得厲害，耳朵也似乎聽不清了，嗓子突然發澀，感覺自己發出的聲音又細又干……

經歷過了第一次，膽子就變大了，除了與大人們在舞台上亮相，也參加一些小型的接待活動。記得那次是從省城來了幾位領導和醫療專家，公社在一間會議室里舉行歡迎晚會。我選的歌是《送瘟神》，是毛主席的詩詞，為江西省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而作。

《送瘟神》的調子相當高，我仗着演過小常寶的底子，自信十足。舞台上的大風大浪都闖過來了，卻在一間小會議室里翻了船。或許是開頭的調子沒起准，還是什麼別的原因，反正唱到一半就卡殼了。我楞住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會議室里爆起一片笑聲，大人們被一個九歲小女孩稚嫩窘迫的憨相給逗笑了。我清楚那笑聲里充滿了善意，但嬌傲的自尊還是被狠狠地刺了一下……現在回憶起來，欲是溫馨四溢飄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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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對朋友們說：生命里最快樂的一段時光是童年，尤其是從七歲到十一歲在農村的生活。每每回首，腦海里便是這樣一幅畫面：郎朗的晴空，燦爛的陽光，歡笑着的小女孩。

年輕時不懂事，我理所當然地認為，童年嘛，小孩子無憂無慮，自然會快樂。隨着歲月的流逝，閱歷的增長，我逐漸明白：那快樂的源泉是父母的愛，與年齡地方無關。

在農村的四年，實際上是我父母精神上最為鬱悶無望，生活上最為艱辛疲累的四年，但父母竭力給了我全部的愛和良好的成長環境。母親總是說，無論如何，我會親手把兩個孩子帶大，不會讓你們離開我一天。五歲至十一歲，是一個人品格性情、思維方式成型的關鍵時期，我感覺自己很幸運。

謝謝你們-----我的父親母親！謹以此文，獻給母親八十歲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