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1988年出國留學時護照上的照片

謝盛友：我們成長的年代


作者：謝盛友


我 們成長的年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代。“老三屆”是指中國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畢業生，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考大學。1966年到1968 年，中國正陷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之中，大學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鄉高潮中，這三屆本應已畢業的而實際上並沒有完整結束學業高 中，作為“知識青年”的主體“上山下鄉”，被安排下鄉，或集體到農林牧場，或分散插隊落戶農村。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們已經超過正常的高考年齡，但鑒 於其被“文革”耽誤，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許參加高考，被稱為“老三屆”畢業生。國家恢復高考後，先後於1977年、1978年、1979年參加高 考，並相應於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進入大學學習的三個年級的大學生，習慣上統稱為“新三屆”大學生。這三個年級的大學生在年齡 構成上差距相當大，有十四五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有文革十年中積累下來的歷屆高、初中學生，更有年齡已在二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的。

在那個時候，我們並沒有“名校情結”，只有“我要讀書”的高玉寶式“讀書情結”。半夜雞叫，我不用起來做工，但卻要起來讀書。我們有一個多麼好學然而卻失學的青春歲月！

我 找不出能確切描繪那個時代的詞彙。當時正逢三中全會前後，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記得在學時有美國的大學代表團來中山大學訪問，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 的大學生”。那時圖書館座位太少，傍晚時分，開館之前，學生已經排起長龍，糾察隊在維持秩序。不然，大門的玻璃又要被擠破。

那年頭，同學 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隊買飯時，也背英語單詞。外語專業自古以來是“計劃”式呆板教學，一二年級學習語音語言基礎、口 語、聽力，三四年級精讀、泛讀、翻譯、報刊選讀。我這個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歡學習內容被規範、被計劃、被灌輸、被指導。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歷史 系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系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系課室，讀黑格爾。

我自己有最經典的論述：“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詩，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現在的海外學子可以體會、可以承受?

“什 麼是農村？什麼是農民？” 現在的留學生基本上沒有概念了。農村是我們這代人絕大多數者生活過的地方，我們曾在辛勞質樸的歡樂中虛構單純的夢想。那時候“史無前例” 地“橫掃一切”，“一天等於二十年”地把學校“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父老鄉親們辛勞終日，克己守法，苦中求樂。我們經常大家在一起唱“語錄歌”、跳 “忠字舞”，從中取樂。王蒙曾經自道：“我是一個入世的人……出世的要求又相當強”，“我的作品有許多真實生命的體驗”。從一個革命浪漫主義的“少共”到 一個理解農民的智者，王蒙走過的道路，他所經歷過的精神巨變，對我們這些人或許有某些啟示意義。

我們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義， 文革之後革命的理想迅速幻滅，但新的理想又出現了，變為個人的英雄主義理想。我們當時讀的暢銷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普希 金、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這本書現在幾乎沒人提，當年卻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因為它塑造的是資產階級革 命者，充滿着個人主義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文革之後迅速煥發出來。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今天不一樣，今天流行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 主義，而當年的個人主義充滿着英雄氣概，“小我” （個人和家庭）的意義最後要通過“大我” （國家和民族）做出貢獻而得以實現。“走向未來”叢書，兩位主編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寫的文章，今天讀來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精神，他們的《公開的情書》哪怕是 私人的愛情生活，都與國家與人類的宏大目標緊密相關。

我們的確曾經擁有過人生最純潔的理想，也經歷過人生最醜惡的現實，不敢說我們把中國 國情看透了，但是我敢說，我們當中的極少數理想主義者，現在擁抱相反的理想，成為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或者出國，或者治學，在國內的竟然操縱了中國大陸現今 多數學術研究陣地；我們當中的大多數則成為現實主義者、實用主義者，乃至厚黑者，或者經商，或者從政，占據了省級上下相當多的領導崗位，工於心計，短於德 行，離開知識和書本很遠，雖然出了幾個實幹家，更多的是貪官污吏。

我們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於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邃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時候而已。

曾 為知青、後進大學，如今成為超級成功者，大談青春不悔。我們卻忘記了，大多數知青都被耽誤了青春，如今下崗待業，成為困難戶、低保戶，我們完全忘記了更多 的被時代殘酷淘汰了的難友。我們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虛驕，覺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實上，少數精英的成功是 建立在大多數同代人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們那時的高考，100個考生裡面只有不到5個人被錄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殘酷，我們真的是極少數被命運特別關照的 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謙卑，而不是自傲和虛妄。

政躬則國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