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戰俘的命運

    1942年，第一批德國戰俘被送到紐約。美國人當時宣讀了總統羅斯福的一封信：“你們在這裡不是戰俘，而是美國的客人。”總的說來對於44年底以前被俘的關押在美國的德國戰俘來說，日子是很不錯的；他們經常獲准住在幫工的人家家中並有大量後來成了美國公民。但是到了1945年對於俘虜的600萬德國軍人和平民來說命運就不同了，美國軍方將他們關在（德國）用鐵絲網圍成的巨型柵欄里。這裡缺乏必要的衛生設施，他們也沒有為戰俘提供衛生和有營養的食物。在關押當中，美軍還對德國戰俘進行非人道的折磨。為了獲取情報，美軍經常對戰俘進行刑訊逼供、毆打和恐嚇。更有甚者，美軍對因戰鬥而負傷或者患病的德國戰俘有時不提供相應的醫療救助，造成大量德國戰俘死於饑寒或疾病。

    在美國本土關押着38萬德國戰俘，戰爭期間美軍對這些戰俘曾以禮相待，但戰爭結束後，美國當局突然改變態度，把所有的德國戰俘都視為十惡不赦的罪人，不讓他們吃飽，並採取了各種體罰措施。這些戰俘在戰後沒有被釋放，而是被“贈送”給了法國，以幫助其重建國家。這種做法違背了戰俘的意願，他們在遷徙過程中怨聲載道。最終有70萬德國戰俘被送到法國，關進戰俘營里。由於戰後法國食品極度短缺，而且法國讎德情緒比較嚴重，戰俘們遭到了飢餓和酷刑的折磨。許多德國戰俘遭到鞭打，甚至被槍殺，至少有1800名戰俘在掃雷時被炸身亡。

    據報道，德國二戰戰俘迄今仍有百萬人下落不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有1100多萬德國軍人和平民淪為戰勝國的俘虜。他們被關押在從北極圈到澳大利亞的數千座戰俘營里，他們必須為自己參與的罪惡戰爭付出代價。

    戰爭結束以後，那些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和加利福利亞州的德國戰俘很幸運。但是，關押在蘇聯戰俘營里的300萬戰俘卻必須為生存而掙扎，他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能再返回德國。下面是一些活着從蘇聯戰俘營里歸國的德國戰俘的回憶。

    德國人曼弗雷德.彼得斯84歲，是一名退休老師。當他18歲時，蘇聯士兵把他從家中帶走，他對母親說：“不要擔心，今天下午我就回來。”但他錯了，他在蘇聯的戰俘營里整整待了2年4個月零22天。

    那是1945年3月29日，蘇聯士兵把曼弗雷德直接帶進監牢。他成天被審訊，和30個不相識的人一起被關在一間狹小的牢房裡，審訊結束後便是戰俘營的漫長日子。

    蘇聯紅軍端着衝鋒鎗，在他們的嚴密監視下，戰俘們排成五隊，在一周內向東方行進了120公里。“我們幾乎沒東西吃，只喝了少量的水。掉隊的人不是遭毒打就是被槍斃埋掉。”曼弗雷德回憶說。

    最後，曼弗雷德和其他數千名戰俘一起被塞進牲口車廂運往烏拉爾山南部的一個戰俘營。曼弗雷德說，“我們到達了一個圍着鐵絲網的戰俘營，四周矗立着崗樓。戰俘營後面的草原一望無際。我想，我們會死在這裡。”

    曼弗雷德在一個鎳礦做了2年苦工。最後，這個原本體質單薄的年輕人漸漸消瘦下去，筋疲力盡，發起高燒。一名醫生對他的診斷為“四級營養不良”，他肚子發脹，胳膊和腿上出現水泡。

    然而疾病卻救了這個年輕人，他列入了遣返回國人員的名單。曼弗雷德回憶說，“最初我幾乎不能相信，我最渴望的是再次見到我的家人。”蘇聯人又把曼弗雷德和其他幾十個人塞進了牲口車廂。火車在蘇聯和波蘭的土地上行駛了數周，他們被帶往德國馬格德堡進行了3周的隔離檢疫，然後得到了他們期盼已久的“釋放證書”。

    （如果上述為真，我相信俄國人對待戰俘要比德國人相對好得多。編者。）

    幾周之後，曼弗雷德在德國萊比錫附近的魏森費爾斯重新找到母親和弟弟。那時他才知道父親已經在他們家鄉附近的蘇聯戰俘營里死亡。

    83歲的德國婦女瓦爾特勞德.黑舍爾回憶說：“我們整個村子都在逃避蘇聯人。姐姐和我坐上了一輛馬車，剛走了幾公里就被蘇聯士兵攔住了。”瓦爾特勞德和其他女孩以及婦女被關進了一輛牲口車廂。“我們非常恐慌。有個姑娘懂俄語，她小聲說‘他們要把我們運到西伯利亞。’在3個星期里，我們只得到稀湯和水，虱子在我們身上亂爬。”

    當這些婦女和女孩在西伯利亞被趕出車廂時，天氣非常冷。瓦爾特勞德說：“我們必須在光木板上睡覺。200名婦女擠在一間又長又窄的木板房裡！”婦女們也像男人那樣每天干12至14小時的活。她們赤手刨地，鋪設鐵軌。“我永遠忘不了婦女們的哭喊，與自己的孩子分離的年輕母親日夜啼哭，她們中無人倖存下來。”

    半年後瓦爾特勞德被派到一所野戰醫院工作。她說：“那裡有200個骯髒的病人，身上裹着破衣服。由於害怕被虱子咬，他們的頭髮都被剪光了。我必須拽着死屍的腳，把他們從木板上拖走。那是難以想象的殘酷。”

    瓦爾特勞德回憶說，在漫長的戰俘生活中，強姦是一場噩夢。“這種事常常發生，而且非常普遍。看守們強姦了每個婦女，不管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後來我們不再自衛。我想，我也許再也不會接觸男人了。”

    儘管如此，她還是在萬般痛苦中愛上了貝特霍爾德——以前的德國士兵，現在是和她一樣的戰俘。“我們偷偷相愛，我懷了孕。我們的女兒卡琳在西伯利亞寒冷的冬天降生。”

    又過了半年，瓦爾特勞德被允許帶着嬰兒回國，貝特霍爾德直到1949年底才從戰俘營被遣返。他們結了婚，直到貝特霍爾德去世，兩人都相敬如賓。

     （以上又是俄國人對待戰俘好於納粹德國的例證。編者。）

    赫里.施羅德是唯一從蘇聯腹地的勞改所逃出並成功回到德國的婦女。現已87歲的她回憶說：“蘇聯人把我帶到柯尼斯堡以前，我是個經驗豐富的商人，開着自己的酒吧。”她和其他婦女一起被關進了一個昏暗的小房間。“蘇聯人拷打並審問我們。當我想自衛時，一個年輕的士兵打掉了我的門牙。”

    1945年6月的一天早晨，這些俘虜被裝上了一輛卡車，然後被運往西伯利亞南部。她們在一片森林裡工作，從日出到午夜，她們一直在砍樹，堆放沉重的木材。“早晨我們每人得到一磅麵包，晚上喝點稀湯。”施羅德在戰俘營里為了要一份肉而被關了幾周禁閉。她的勇氣甚至使蘇聯人感動，尤其是一個名叫維塔利的司機。

    “一天晚上維塔利向我透露了一個勇敢的計劃，他說‘我把你帶出去，你回家吧。’維塔利在離戰俘營不遠的一座廢墟上為我搭建了一個藏身之處，並在那兒放了一袋乾麵包。”施羅德回憶說。“在商定好的夜晚，我服下了安眠藥。我不知道維塔利是怎樣把我捆進被子並從看守身邊把我拖出戰俘營的。我在這個孤獨的藏身處待了幾個星期。我不時聽到腳步聲和說話聲。我提心弔膽：這個小屋子會成為我的墳墓嗎？”

    但是維塔利沒有對她撒手不管。一天早晨，維塔利拿着一套蘇聯軍裝來到她的藏身處。他說：“你得穿上它。我們走，現在他們不再找你了。”施羅德擠進了維塔利車上的一個彈藥箱，她通過一個小孔來透氣。就這樣，他們艱難地穿越了西伯利亞平原，穿越了蘇聯，一直到達波蘭邊境，然後回到德國。施羅德在長途跋涉後非常勞累，但很快恢復了健康。後來她結了婚，並在慕尼黑重新開了一家酒吧。

    （我都被這個救德國婦女的俄國人感動了。編者。）

    當然，關押在蘇聯的德國戰俘的命運大都是悲慘的。根據數據統計德軍東線被俘人數估計為250萬人左右，這些人大多是在戰爭後期被蘇軍包圍而突圍不成的而被俘的。能跑的都會逃到西方向英美投降，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庫爾蘭的德軍無路可逃，除了戰死只能是向蘇軍繳械，其中估計有50萬戰俘死在蘇聯的集中營里，但只有363343名死亡俘虜的身份被蘇聯方面確認。

    （比我想象的要好些。編者。）

    蘇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俘虜德軍9萬多人。不過戰爭結束以後，卻只有5000名戰俘回到了德國，其他人則因為各種原因死在蘇聯西伯利亞的集中營里。那幸運者中的一個後來回憶，“我們在蘇軍士兵的驅趕下用雙腿走往戰俘營，中途如果有人掉隊的話，蘇軍士兵會立即將他槍斃。到達戰俘營後，我們三天吃一次飯，每天都有許多人死去，從2月2日到3月初的這段時間裡，有50000多名德國俘虜先後死於傷寒活下來的36000人被蘇軍用火車運往西伯利亞去勞改，途中又有一半人死去，到達西伯利亞後，我們在零下60度的天氣下被強迫勞動，死亡率很高，很快只剩下6000人。”

    與一個極端的例子比較起來，這9萬人真的算幸運的了。在1943年的科爾孫戰役中，突圍的德軍留下了所有的3000名傷員和一些護理人員，想讓他們成為蘇聯紅軍的俘虜。戰後蘇聯方面公布，當俄國突擊部隊抵達時，發現所有的德國傷員都已經中彈而亡，由此斷定德軍在撤退時殺害了他們自己全部傷員。這3000名德軍想成為戰俘都沒有資格。蘇聯人的公報遭到包圍圈裡的德國倖存者的否認。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次屠殺？

    哎，殺紅了眼的雙方！這裡有個數據：蘇軍俘虜德軍共三百三十萬，德俘死亡三十七萬四千人。德軍及其侵蘇同盟軍俘虜蘇軍共五百二十萬，蘇俘死亡三百六十萬人。看了這個數據，如果事實確實如此，該作何感想？

大部分德國俘虜自願為蘇聯拼命幹活，一方面是為贏得更好待遇，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提前回國。1946年為蘇聯幹活的戰俘有180萬人，他們蓋房子、修道路、參加原子彈設計，建造早期的渦輪噴氣式發動機。他們鋪設了貝阿鐵路，重建了烏克蘭的大企業。在參加蘇聯水電站建設的人中，俘虜占80%。50年代蘇聯陸陸續續將戰俘遣返回國。

    就二戰中美國為首的盟軍虐待德國戰俘，並造成大量死亡一事，加拿大作家 JAMES BACQUE 1986年在法國查找了眾多的資料和訪問了眾多的當事人後，用了三年時間在世界查訪了當時盟國(美，英，法，蘇等)的政府擋案，寫出了真實客觀的史料。

    至1945年五月，德國向美、英、法三國投降人數的分布大致是英軍受降250萬人，這些俘虜大多數在德國投降後放回了家，其中有30萬人被送往法國作為“重建法國”的勞動大軍。美國在歐洲和北非受降525萬人。美國處理德國戰俘的作法就不一樣了。

    當時駐歐洲盟軍(SUPREM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簡稱SHAEF)最高統帥部司令是艾森豪威爾將軍，他不願與英軍合作處理德國戰俘。因為英國人按照日內瓦公約處理戰俘，即：戰俘在吃飯，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方面不能亞於俘虜他們的軍隊的士兵待遇，有與家人通信的自由，紅十字會定期訪問戰俘營地。艾森豪威爾決定自搞一套。在1945年 4月，他提出一項建議，建議將德國戰俘分成兩種等級：1、投降的戰俘。2、繳了械的敵對武裝力量(DISARMED ENEMY FORCE——簡稱 DEF )。第一類人按日內瓦戰俘公約處理，第二類人，按照艾森豪威爾的指示，仍舊按敵對武裝力量處理，即使他們投降了，也可以殺死他們。實際上到了1945年8月，所有的德國戰俘都歸入了第二類，即DEF。英國人拒絕了這一建議，美國人就在他們自己的戰俘營開始執行艾森豪威爾的指示。

    從1945年五月國際紅十字會的材料表明，所俘獲的德國戰俘的健康狀況，除受傷者外，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美軍的戰俘營里，情況迅速地惡化。在美軍設在GOTHA的戰俘營，戰俘們被置於露天的黃土坡上，沒有遮蔽風雨和太陽的帳篷，沒有樹蔭，更沒有房屋，強壯的戰俘自己用手刨個洞出來，象地老鼠似地蜷在洞裡，體弱的就 在露天裡躺着，晚上太冷，就一堆人擠在一齊互相取暖。有時下大雨，土洞的泥土鬆動而塌方，倒霉的“地老鼠”就被活埋在裡面。這還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戰俘們得不到食物和飲水。當時的情況並不是食物缺乏，由當時盟軍和國際紅十字會披露的材料，美軍在歐洲的食品總部有大量食品囤積，國際紅十字會有十萬噸食品儲存在瑞士。但是飢餓卻在戰俘營里蔓延。一位當時只有18歲的德國戰俘，戰後成為歷史學家的CHARLES VON LUTTICHAU回憶道：“我們住在周圍圍着鐵絲網的，非常擁擠的露天土坡上，食物異常缺乏，一天吃一頓，數量只有美國士兵的十分之 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我向一位美國軍官說，他們這樣做違背了日內瓦公約，他回答我：‘日內瓦公約與你們無關，你們沒有任何權利。’”另一位戰俘WOLFGANG IFF先生回憶道：“在我所在的戰俘營里有一萬人，每天有30 至 40 具屍體被抬出營地。我曾經作抬屍體的工作，我們把屍體放在手推車上運出營們外，脫去他們的衣服，一層層地裝進鐵皮車廂碼放起來。”戰俘們得不到足夠的飲水，有時河水近在營地旁，但就是那樣的髒水戰俘們也喝不到。

    有兩位曾經在美軍駐歐洲醫療隊工作的醫生JAMES MASON 和 CHARLES BEASLEY曾視察過位於 RHINE 的戰俘營，在1950年他們寫道：“大約十萬名衣衫襤褸的人擠在齊膝蓋深的泥漿里，骯髒、憔悴、瘦弱，目光無神……”疾病很快在德國戰俘營里蔓延，主要是痢疾，傷寒和壞疽和肺炎。美國的軍醫還有記載“極度營養不良”和“衰竭”而死亡的。由於營地里沒有廁所，患痢疾和傷寒的病人，能動的還走去鐵絲網內大便，走不動的就只能就地解決，躺在泥地上的病人常常是全身糊滿自己的大便。這無疑加速了疾病的傳播。國際紅十字會要求視察戰俘營的要求屢次被美軍拒絕，戰俘在無醫無藥的情況下，生命“自動地消失”了。這是造成戰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自1945年4月艾森豪威爾將大量德國戰俘界定為“繳械的敵對武裝力量”，到1946年

一月，有一百萬德國投降戰俘從美軍的戰俘營消失。這一百萬在戰俘營里死亡的德國士兵人數相當於從1941年1945年整個在西線與盟軍打仗死亡的德軍人數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