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 資深評論員

1949年8月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時候，伴隨他的是毛澤東寫的一篇嘲諷奚落的文章 《別了，司徒雷登》。文章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再次回到中國的時候，已是幾抔骨灰，一縷鄉魂，中國人卻給了他極大的尊敬，媒體的報道滿懷深情：“低沉的音樂聲響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輕輕安放在（杭州）安賢園文星園，四周青松蒼翠，遠處青山環抱”。

彼時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政府土崩瓦解，毛澤東勝利在握，意氣風發，寫一篇那樣的文章也可以理解。問題在於，1949年以後的政治版圖中，毛澤東越來越被神話，他的話成了金科玉律，一句頂一萬句，容不得不同的陳述和意見。那篇文章的本意也不是為司徒雷登立傳，而是借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事分析美國對華政策，但是其中對於司徒雷登漫畫式的描繪就成了他的功過是非的定論，人們再也無從了解更加豐富多彩的歷史事實。

司徒雷登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今天我們才有機會知道，原來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甚至認為自己 “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他的父母都是美國人，但是他出生在杭州，童年在西子湖畔度過，會一口流利的杭州話，11歲到美國受教育，二十多歲又回中國，在中國生活的時間總共超過半個世紀。他在中國傳過教，教過書，當過記者，還當過美國駐華大使，其中最有名的工作是任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在長達27年的治校生涯中，他把燕京大學打造成中國一流大學，倡導學術自由，培養了大批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並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學所在的美麗校園。1962年他在華盛頓去世時，遺願之一就是要安葬在他所熱愛的燕大校園，和他的早逝在中國的妻子合葬在一起。

根據史料記載，司徒雷登是一位謙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後作為燕大學生和教員的冰心這樣描述自己的校長：“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他也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公民，曾經因為拒絕與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軍關進集中營，直到日本戰敗後才獲釋。

在司徒雷登骨灰安放儀式上，司徒雷登秘書傅涇波的後人、美籍華人傅履仁老先生說：“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回到中國是他最後的心願。”這樣一個普通而又感人的心願，為什麼歷經波折至今都未能實現呢？這是因為司徒雷登在奉獻於中國教育事業的同時，還當了幾年美國駐華大使。

政治不僅抹殺了人性，掩蓋了事實，甚至還篡改了歷史。就在那篇文章中，毛澤東自豪地寫道：“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然而，正是這個聞一多，在他那著名的《最後一次的演講》中，認為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對中國是件好事：“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聞一多和毛澤東的說法矛盾了，怎麼辦呢？這本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留給讀者自己去判斷就行了。但是，相關部門的做法並非如此，而是在將這兩篇文章同時收入中學課本的時候，把聞一多演講中這一段話不加任何說明地刪去了，就當他沒有講過一樣。

如今，“別了”的司徒雷登又回來了，離他安息燕大校園的遺願咫尺之遙，這是歷史的進步。但是這還不夠，期盼政治能夠給真相和人性讓出更多的空間，讓它們各自都得以自由地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