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见一套十部的线装古籍《中国十大奇书》，第一本便是《文心雕龙》。虽然此籍未必权威，但我看来，《文》居其首，倒是名副其实的。

创作

从伏羲氏《河图》、《洛书》始，至《周易》初成文言，文学便有了雏形。不过论及第一位作家，或许要算是春秋时到乡野采风的某国文吏。

有人似乎觉得文学创作是一件很惬意、名利兼收的事情。随便写几个字，有几个人捧场，好赖就是个作家，再不济也可被誉为写手。如此一来，仿佛行立起坐周身都透着儒雅，远比家中书柜里码的那排精装书皮受用。

作家的光环如何，大名被收进某个《人名大词典》又如何？不要说王小波生前不为人所知，又有谁知道在北京第三福利院的郭路生？

其实作家永远都是远离喧嚣的那一类人。

所以会有《归去来辞》，所以会有《离骚》，所以会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现今却未必是。如今的人是忍受不了寂寞的。所以出现了诗坛乌烟瘴气的“民间写作”；所以“80后”会迫不及待大张旗鼓地登上文学的浪尖改朝换代；所以在一个叫做李傻傻的孩子出现之后有人竟然会惊呼“湘西文学继沈从文之后的第二人”。估计喊话的人都不晓得这种说法的分量。李傻傻究竟有多出色？无非是大量运用了对第一性徵或第二性徵的描写，让我们在擦汗之余，感慨这孩子在某个方面的过度成熟。

当然还有王朔和刘震云。这两位九十年代初的文坛中坚，说好听点是寻求突破，难听点说就是耐不住寂寞了。《看上去很美》没了下文（按照王朔自己的说法，《看》的下一部叫做《黑处有什么》），刘震云的《故乡面与花朵》用了号称当时“最为精美”的装祯，结果还是波澜不惊。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做了编剧，着实借着冯小刚和张艺谋火了一阵。这是文艺界的利好，却是文学界的缺失。

还有些奈不住性子的看客，叫嚷着文坛不够热闹。文坛不是娱乐圈，不要拿着《收获》去跟《女友》比销量。真有这心思的话，写几笔漂亮的字才是真格的。

还有谁能像张贤亮在宁夏一待就是十几年？

拿来主义

职业也好，玩票也好，如果真想写点东西，就需要给文学以起码的尊重。

不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人鼓吹“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话。如果仅仅是借鉴，那倒还是一种好习惯，“抄”的精髓也就在这里。取其风格，而并非取其文字。想得太简单，也未免看扁了文学。

“抄”也不是它旁边两个引号就涵盖得了的。

99年的诗歌峰会上，沈浩波指王家新“诗中写得最好的全都是带引号的句子（引用的全是他人的诗句）”。用徐江的话说，这种“知识分子写作”是在“当街手淫”。（见《1999中国新诗年鉴》）

引号也有用得过头的。比如郭敬明或者庄羽。引号中的文字已经不重要——不管是一句话还是整本书——都只是某个（或者两个）小丑在表演而已。

一个作者，该创作还是转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在引号上下工夫，不如静下心来认真看几本书。免得自降身价。

文学中的政治倾向

谈这个问题有点拾人牙慧的意思。70年前就已经被我们的“大师”与梁实秋争论过了。可是现在仍有人认为抚花弄月无论政事的文章就是靡靡之音。我就要问问你，你究竟对文学与政治又了解多少？

苏东坡论了政，却终被贬黄州；余秋雨论了政，却在20年后被人抓了政治的辫子；鲁迅当然也论了政，可他的成功更多的是基于“民主战士”而非一个作家。

有时代局限性的作品或许是好的，而脱离这种局限的作品却是永恒的。

恶捧

不知道摊上这种事是作者的幸还是不幸。我只知道，这是文学的大不幸。

喜恶捧者，心态无外两种：一者“学浅妄论”，确实无文字之功，只见其玉之润，未见玉中之暇；再者随众趋附，是不是真的品过文章也未可知。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当“披文以入情”。做不到这一点，莫如息声。

《文心雕龙》中有句话叫做“文人相轻”，估计这就是文学批评起源的根本原因。古人有云：百家争鸣；今人亦云：百花齐放。文坛理应出现各种声音。争论才是繁荣。若真有一日太平盛世百家一言，文学怕也是发展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