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德國的難民政策一直是我詬病的。儘管一直都有斷斷續續的各種新聞信息的饋入，卻因為時間，精力，着重點的局限，從來沒有想要系統地歸納整理。每當批判莫大媽的禍害時，總是被俺是凡平以居住在德國的“權威”發言噎得一愣一愣的。何清漣的這篇文章比較清晰的闡述了德國最近的難民政策起源和發展過程，以及產生的後果和影響。是我一直想說卻力不能及的好文章。特此轉帖在此與大家分享。

何清漣：德國的戲劇：默克爾王座下的民意基礎

作者: 何清漣

9月1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本黨柏林敗選後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話，她希望時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難民政策。因為近一年對德國有密集觀察，我認為，昔日“歐洲女王”的這番話，與其說是緣於她對難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說緣於王座不穩產生的危機感。因為柏林畢竟是德國左派大本營，那地方原本沒有德國選擇黨（AfD）一點立足之地，基民黨敗選可視為德國政治的轉折點。

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有民意基礎

有人將德國的難民困境歸因於默克爾一人，但我認為，德國陷入難民危機，有默克爾個人的因素，但她絕非一個人在“戰鬥”，支持她守住難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國一眾左派，以及德國公法媒體罔顧事實的讚歌；給她信心的，是歐美長期奉行、且已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霸權，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彩聲。她在這些力量為她搭建的空中舞台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臺燈光讓她完全不願意看舞台下的冷峻現實。

默克爾宣布接收難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計很多人都“忘了”兩個多月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國電視一台一個談話節目中，來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難民小女孩里姆在節目中向默克爾陳情，她一家人從黎巴嫩到德國避難已經4年，很可能被遣返。針對里姆的述說，默克爾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時，政治就是很殘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里有成千上萬人。如果我們說‘你們都來吧’、‘你們都從非洲來吧’，我們將無法承受。有些人必須要回去。”這一回答令里姆當場哭泣。這段2分鐘的視頻讓默克爾受到了洶湧如潮的指責，認為她太冷血。

8月24日，內政部屬下的移民局經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國基本法給予避難的個人權利的條款，對敘利亞申請避難者單個進行審理，而是給予所有敘利亞人庇護，將“都柏林規則”廢除，且移民局還將此內部操作方式於8月25日在推特上公開。此外，德國還撤銷了驅逐此前避難被拒的敘利亞難民的決定。9月5日，默克爾下令開放邊境，讓所有難民進入。她的這一決定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支持，被譽為“尊重歐洲團結大局的一舉”，全世界的左派更是為之沸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國政府首腦紛紛向默克爾表示敬意，並聲明要向德國學習，歡迎難民來本國。

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讚譽，歐洲女王默克爾很難再保持冷靜，面對接收無上限的猶疑，她在9月20號信心十足地宣稱“我們能做到”。德國民間的“歡迎文化”成為主流，民調顯示，86%以上的德國人都表示歡迎，誰要是提出疑問，重則被罵為納粹、種族主義，輕則被斥責為沒有人道關懷。一些德國專家更是爭先恐後地論證：難民將極大地解決德國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甚至臆想出敘利亞難民中有不少醫生、工程師等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人。有報道說，根據聯合國高級難民專員的統計，如今身處希臘的敘利亞難民，竟有高達40%的人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中有很多人會說英語，這就減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礙。而實際上，開姆尼茨工大的研究顯示：自願參加智力測試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難民，即對德國民眾所宣傳的“難民工程師”，實際水平只相當於實科學校水平。ifo研究所教育經濟學Wößmann教授的調查顯示，只有10%的難民是受過高等教育，其餘基本不會讀寫，是母語功能性文盲。

默克爾的名聲在這時達到頂峰，成為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呼聲最高的熱門人選。

“默克爾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權，應該怪誰？

難民到達接收國，其處事方式是在接收國政府與民眾的接觸中形成的。難民變成享有法外特權的群體，是政府主導，但不能說每道命令都是默克爾親自下達的，比如難民在商場拿東西不付費不算偷竊，應該說是各州政府的規定；凡難民的犯罪行為，包括搶劫、強姦、傷人、偷竊，媒體出於政治正確意識形態考慮絕不報道，這是多年來政治正確約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徵用住房安排難民時，強行將原德國住戶（包括一些年邁退休老人）的租約解約。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會貼上人道標籤。

上述現象，我在《德國的戲劇：“政治正確”高於國家安全》提及過。難民們動輒就是“我們是默克爾的客人”，並以此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對醫護人員施暴，有的還高叫“真主至大”將刀架到醫生脖子上，要將醫生斬首，或重傷醫生，導致醫生住院，由於種種暴力行為頻發，有的醫院被迫為醫生集體訂購自衛武器，讓醫生帶着武器進手術室，不少醫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極其的避難者暴力-越來越多的醫生購置武器》）凡此種種，只能說是德國社會慣出來的。

政治正確被發展到如此荒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歲的是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被三位難民性侵後的經歷為證。格倫在今年1月被性侵後報警，她先是向警察說謊話，稱是三位說德語的人搶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後，她還在臉書發表一封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着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一些女中學生被難民性侵後不報警，也是出於和格倫同樣的考慮。

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只有在德國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下發生的咄咄怪事，考慮到這位女子是個職業政客，可以推想德國政壇左得離譜。

司法部門對難民的犯罪行為，也很少予以懲治。一位22歲的厄立特里亞人因各種犯罪行為被報案/起訴189次，但總是被釋放。前一向，這年輕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檢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釋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釋放 - 德國司法如此阻撓警局》）

動物農莊有句著名的話：“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難民潮以後，德國實現了這種“平等”。對難民這種法律上的特殊寬縱，既害了德國社會，也害了這位年輕人。因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結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震驚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國漢堡，斯圖加特等十餘個德國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也發生了類似集體性侵事件），就是在難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懲 治的社會氛圍中發生的。

政治正確的子彈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

如果說民眾缺乏眼光與通盤考慮所需要的知識，有專業素養的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這種責任。但是，在政治正確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下，很少有知識分子願意出頭。個別願意擔負起社會瞭望者責任的，往往被政界、媒體與民意三重壓力碎成齏粉。我在《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中以原柏林市財政部長、經濟學家、原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為例，講述了他被政治正確的子彈密集射殺的往事。2010年，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因為這本書，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是領軍人物。薩拉辛不僅被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嚴辭譴責並辭退，猶太人社團對他進行嚴厲譴責，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歐洲其他國家媒體也對他發出激烈批評。

短短20多天內，薩拉辛失去了社會聲譽、工作以及猶太人的族群認同，即使如此，民眾的憤怒仍然如波濤洶湧，不斷有民眾將其稱為“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現在，薩拉辛當年的預言全部實現了，但德國朝野無人向他道歉。

有了薩拉辛被政治正確子彈射殺的先例，德國知識分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發生後，才有一些人站出來陸續發表各種言論，討論難民政策的缺失。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讀者，考慮到政治正確對德國民眾的裹挾力時，不要忘記漢娜·阿倫特在二戰後反思屠殺猶太人時，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惡”意指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歡迎文化”雖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眾在意識形態裹挾之下一種無思想、無責任的行為。反思歐洲難民潮的緣起，批評默克爾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意識形態裹挾下大行其道的“歡迎文化”。

（本文德文資料由德國網友野罌粟@WilderMohn 女士翻譯並核查，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