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首都，没有北京”

（作于2006年）

这个标题是二十多年前北京市政协委员，著名废话家李苦禅之子，李燕针对北京旧城改造做出的预言。然而被北京市委，市政府那些农民官员批得灰头土脸，从此禁言。从1977年起，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拆建，连王府，庙宇，深宅大院都不能幸免。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李燕说，如果北京再这么继续拆建下去，将来就只有首都，没有北京了。当时，人们并不以为然，总觉得那么大个北京怎么就能拆没了。可如今，他的警告已经变成无可挽回的现实。

粉碎“四人邦”后不久，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成了中国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华国锋主席也提出了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北京开始了一又轮改造旧城的建设高潮，而首开拆建先河的，就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中南海。周总理生前曾说过，只要他活着，就坚决不许在中南海大兴土木。然而，总理周年忌日刚过，中南海的拆建改造工程就开始了。当年的府右街在中南海西门前后分成上下道，中间是宽阔的林荫绿地。改造后，这片街心绿地被挖进中南海，许多合抱粗的参天老树被砍伐。据当年中南海红墙里长大的孩子说，小时候他们常去的古建筑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开了头，那些占据古建筑的单位，也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旧貌变新颜”了。如大佛寺改建为内蒙古宾馆，隆福寺拆了盖人民市场，大公主府里建宽街中医院，那家还原盖和平宾馆，以及被机关，学校占用的王府，贝勒府，庙宇，但未波及民宅。十年前，房地产开始升温，房地产商和城市规划部门联手发财，开始对北京老城大规模的拆建。申奥成功后，“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正式敲响了旧北京的丧钟。

这几年，大批外地商人，白领，高管，洋买办，以及外地进京的官员定居北京，他们与北京文化传统无任何渊源，却以上流社会自居，他们对北京的历史和变化一无所知，却总觉的是城市精英而洋洋自得。然而，北京无处不在的历史痕迹，厚重的文化积淀，悠久的民俗传统，浓郁的京腔京韵，又使他们觉得无法融入北京文化。在神气傲慢的外表下，内心隐藏的是深深的自卑。要想做北京的主人，他们必须反客为主，改变北京的形象以显示自己的长处。如果把北京从文化古城变成现代商业城市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北京的新上流阶层。

改造北京的第一步就是拆掉北京传统风格的四合院，盖起新大楼，消灭北京城的特色。北京幽静胡同里那些朱门灰墙，前廊后檐，滚背泥鳅脊的深宅大院被一座座千篇一律，竖起来的火柴盒所取代。北京人不是以胡同文化自豪吗，他们就在地图上把胡同全给你抹了。我曾在《北京晚报》上看过一篇回忆按院胡同的文章，作者说，拆迁的时候，就这么一篇悼念文章都不敢写，只能偷偷流泪。可见这拆迁是多么野蛮和霸道。老北京有三千多条胡同，如今只剩四百多条了，而且还在继续少下去。等走在北京马路上满眼都是现代大楼时，北京城的传统风格就彻底消失了，到时候看你北京人还拿什么自豪。

第二是以改造旧城为名，驱赶老字号。北京的老字号是城市的门脸，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单地区，聚集了许多北京著名的老字号，而且都占据着商业宝地，如烤肉宛，同春园，鸿宾楼，曲园，淮扬春，又一顺，天源酱园，以及西四的同和居。在改造过程中，这些老字号全部被拆除，而且不许原地恢复，统统轰到城外。其中曲园在十年中搬了七次家，大有把老字号斩尽杀绝的架势。老字号腾出的空间，如今都被美国垃圾快餐，咖啡厅，名品店所占据。他们利用老字号近百年形成的商业中心位置，一开门就宾客满堂。而老字号却要在新地址从头开始吸引客流。东安市场虽然是原地改建，但新东安的大股东不满意自己出钱却沿用老名，东安市场改名也是早晚的事。

那些卖豆汁焦圈，烧饼炸糕的街头小吃店，拆除后根本付不起原地新建商铺的高昂租金，只能关门，让位给什么永和豆浆之类的高级早点店。周围的老街坊邻居再也不能花个块二八毛就吃顿豆浆油条的北京风味早餐。而台湾的“永和豆浆”，在北京城市规划部门的帮助下，（我怀疑这种帮助是免费的）清除了居民家门口的豆浆油条小店，垄断了市内的早餐市场，一碗豆浆，一根油条也从两块涨到三块了。据说，这叫按市场经济办事，我敢肯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反正我在美国没见过。在美国，越是繁华的步行商业街，越是充满了具有各自风格特色的小摊贩，小吃店，甚至农贸市场每周都有一天搬到步行商业街摆摊。

外地饭馆开到北京，满足了不同顾客的口味，但那店名却和北京文化格格不入。你看北京老字号的名字里，不是楼，就是园，要不就是什么居，充满了浓郁的京味文化。可新饭馆的名字，根本就是土的犯傻。一位的哥对我说，“四川人开饭馆，老板姓什么就叫什么鱼头”。（精辟!）这还不算最土的，看见“憨老汉火锅城”的招牌，你敢进去吗。北京方言里，“老妈”是保姆佣人的意思， 年轻的叫小老妈。评剧“小老妈”说的是三河县傻柱子老婆到北京当了三年小老妈怀了孕。可四川人开个饭馆就爱叫什么“渝乡老妈”，“皇城老妈”，楞把和东家暗结私胎的小老妈当皇上供起来。万一来个没有‘与时共进’的老北京人，真有可能以为是介绍保姆的家政服务。当满街都是外来商店饭馆时，北京还能是北京吗。

第三是改变北京的民间传统文化。几百年来，宫庭和民间文化在北京积淀了丰厚的底蕴，形成了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北京文化，而且深深植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胡同，四合院，大杂院的城市格局，形成了邻里之间的互相照料，彼此信任的关系。在那些清贫的日子里，老邻居之间相嘘以沫，患难与共，日子虽难，但心里塌实。然而，自从外地商人把各地的坑崩拐骗伎俩带到北京后，北京原有的国营商业和顾客之间的诚信荡然无存，当商人的狡诈奸猾把老北京居民间那种淳朴敦厚的民风人情破坏殆尽时，商业文化就成了北京的主流文化。

第四是大造舆论，宣传自己的商业价值观。如今的电视，报纸，书刊铺天盖地的都是如何经商致福，搂钱发财，休闲享乐，有关文化，历史，道德的报道，被挤的几无立锥之地。为了师出有名，商家还雇佣写手企图为拆除北京城，消灭北京传统文化提供理论依据。其中最典型的要数睿智道邦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周大伟写的《皇帝的新衣：来自北京老胡同的吊诡》。（新语丝电子月刊2005第七期http://xys.freedns.us/xys/magazine/GB/2005/xys0507.txt）。文章把皇城根文化丑化为没落，守旧，僵死，必须清除的垃圾，说什么“保留和挽救的所谓‘京城胡同文化’，无论于情还是于理，显然都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 文章力图为消灭胡同提供理论根据，声称“当北京的第一条胡同被拆除时，新的文明在北京拉开了序幕；当最后一条胡同被拆除时，北京的文明开始谢幕了。”

因为长期生活在天子脚下，北京的平民养成了顺从知足，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的传统。他们即不像江浙闽粤人那样精商善贾，为赢利可不择手段，也不如那些精通厚黑学的官场新贵会玩弄权术。文章嘲讽说，“北京人常年累月生活在皇城脚下，到头来并没有栽培出几个像样的官僚。”然而，如今的官，有几个是靠领导能力，个人品德，凭本事上去的？北京也没出过一个入围阔人榜的富翁，有多少大款是靠抓住机遇，决策果断，走正道发的财？北京文化中没这些刁民恶习，那就对了。

文章甚至靠无中生有地造谣污蔑北京人民：“据史料记载，北京人也偶有不安分守己的时候。据说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年月，有些人发现皇城里空了，老佛爷也跑了，顿时胆子就大了很多。他们在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趁着京城里的混乱，在紫禁城里也偷了不少珍宝，然后用板儿车拉回家。皇城里的东西，到底是八国联军抢的多，还是这些暴民偷的多，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当年遭受了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北京老百姓，一百多年后还要被同胞后人如此恶毒污蔑，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真想问问这位周大伟，连史料都说不清楚的事，你怎么断定是真的？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底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一百多年后你又来在这伤口上撒一把盐，并把八国联军的暴行，扣到北京居民头上，为侵略者的罪行开脱。你周大伟简直就是个八国联军的狗杂种后代。

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确有刁民趁火打劫，江浙的米贩子把圆明园的汉白玉石桥拆运回去，砸成米粒大的碎石，掺在大米里卖。闽粤的古董商买通太监，盗出圆明园珍藏运到广东走私出口。京畿附近的富商大贾则盗拆宫殿建材拉回老家盖自己家的大院。这些外地奸商就有来自周大伟家乡的，“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是不是就是他的祖宗。至于他说老百姓“在紫禁城里也偷了不少珍宝，然后用板儿车拉回家”，简直就是拣破烂的乡民在痴人说梦。其一，史料记载很清楚，紫禁城从来就没空过。其二，京城内谁家私藏宫里的东西，那是灭门之罪，他们就不怕皇上回来？只有外地奸商趁乱把赃物偷运回山高皇帝远的老家，才合乎情理。

老北京拆的差不多了，那些大发“拆北京”财的新贵们正在杯盏交错，弹冠相庆。但我相信，中国在进步，我们后代的文化素质会一代比一代高。总有一天，中国和北京未来的领导人会认识到，拆除老北京是中华文明无可挽回的损失。那些为了升官发财而毁掉北京城的奸商贪官，以及像周大伟这样的帮闲文人，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