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 林彪反目成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與林彪擁躉的商榷（3）

                   朗鈞 （北京）  2013年10月8日21:29

　內容提要：本文以“九大”選舉風波、“李必達事件”和毛澤東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等史實為線索，對毛-林交惡的初始狀態做一些討論。本文指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在黨內生活的具體實踐就是杜絕“宗派””朋黨”的出現。黃吳李丘最終“倒大霉”固然和中共黨內的“株連”之風有關，也和自己行為言語的不檢點有關。本文還指出：林彪思想和毛思想之間的依從關係，類似於盲腸和肌體之間的關係。林彪擁躉在為林彪辯護的過程中所面臨的邏輯困境和表達困境境與林彪思想遺產的歷史學定位和政治學定位有關。

　　正文：

　　“林彪事件”研究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但是，無論是官方還是林彪擁躉，關於毛-林反目成仇之初始態的陳述含混不清。諸多關於“林彪事件”研究的文章都將1970年8月召開的廬山會議定為毛林反目的起點。還有些文章將毛林關係惡化的起點追溯到1969年3月毛澤東棄用陳伯達版本的“九大”政治報告，選用張春橋版本的“九大”政治報告之事。

　　“九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就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並當着林彪的面發出過一次“王八蛋之罵”。此一罵對林彪而言猶如斯芬克斯之問[1]。雖然這些事對於表徵毛林反目的初始態有着異乎尋常的提示作用，但是這些事卻幾乎絕跡於官方和林彪擁躉關於“林彪事件”研究的文本中。

　　追溯毛林反目的時間起點，對於看清“林彪事件”的本質至關重要。本文將通過毛澤東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之事所表徵出來的毛林反目之初始態做一些討論。
　

一、毛澤東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

　　邱會作曾經在他的回憶錄中寫下過這樣一段文字：

　　……毛主席九大以後說了很多對林總的話，我們並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廬山會議才入夢初醒（或半醒）。諸如毛主席說“四個偉大討厭”，去掉“三個副詞”，去掉大會堂的語錄，“締造的不能指揮呀”，等等[2]。

　　1969年5月底，毛澤東離開北京去武漢。這是毛澤東於“九大”閉幕後第一次去武漢。到達東湖賓館，下榻梅嶺一號後，毛澤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工作人員仿照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做法，摘掉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所有“毛主席語錄”牌。[3]

　　下令摘掉了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還嫌不夠，毛澤東還曾當面羞辱林彪，發出“王八蛋之罵”。

　　舒雲女士在《為林彪元帥辯護》[4]文中是這樣談及和解說毛澤東的這次“王八蛋之罵”的：

　　“‘九大’後，毛、林的關係開始變化。這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江青集團的羽翼也已經豐滿，毛澤東再也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迫切需要林彪幫一把了。在毛澤東眼中，軍隊的權力越來越大，佔據了一半以上的省級第一把手。毛澤東連着做了幾件事，甚至當着林彪的面，讓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人民日報負責人時也談及過“去掉大會堂的語錄”之事：“九大”剛剛閉幕不久，毛澤東交代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所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周恩來遵照毛的指示令大會堂工作人員摘下了懸掛的“毛主席語錄”牌。一日，毛澤東當着林彪的面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

　　林彪當然清楚毛澤東這番話的矛頭所指，心裡很不是滋味。表面上林彪沒有表示什麼，私下裡卻不買帳，吩咐屬於軍隊系統的京西賓館頂住，照掛不誤，有意唱對台戲[5]。

　　和普通百姓一樣，中共高層的話語系統中也有通俗的成份，也經常通過笑罵坦率表達自己的好惡。彭德懷急眼時就對毛澤東出言不遜：“華北座談會，操了我四十天娘，這次我操二十天娘，不行嗎”[6]。林彪也曾因嚴慰冰給葉群寫匿名信對陸定一大爆粗口：“你和她天天在床上操逼 ……”[7]。彭德懷失態是因為毛澤東說他反黨；林彪失態是因為陸定一一語雙關讓他難堪。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會罵人。

　　1957年春季，毛澤東建議出版蔣介石文集，並對此建議做了特別的說明：“許多人都恨蔣介石，但大多數人不知道他是怎樣一個王八蛋，所以我們必須出版他的著作集。”[8]有毛對蔣介石的“王八蛋”之評價，出版蔣介石文集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1959年的8月18日-9月9日，緊接着廬山會議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彭德懷元帥拒不承認“軍事俱樂部”的存在，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鍾偉將軍手指着台上主持會議的林彪高喊：“你們不是在逼彭總交代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嗎，算我一個，也把我拉去槍斃吧！”9月1日，毛澤東為發表他的七律詩給《詩刊》編輯部寫信。信中說“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這首詩，也是答覆那些忘八蛋的。”[9]

　　毛澤東的話語霸權不僅霸道，也很有特色。蔣介石是人民公敵，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三面紅旗”被毛澤東罵作“王八蛋”符合那個時代的政治邏輯。

　　“九大”剛剛閉幕，毛澤東就下令摘掉了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還直面林彪發出“王八蛋之罵”，按照林彪的說法，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那麼，這等效為一萬句的“王八蛋之罵”所傾斜出來的憤懣清楚地表明，毛主席真的生氣了。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團結的“九大”剛剛結束，毛林之間怎麼會從“親密戰友”“法定接班人”的親密關係急速轉換成可以不留情面地破口大罵的關係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讓毛-林之間反目成仇？是一件很值得研討的事情。
　

二、“九大”選舉風波

　　在林彪擁躉的擁林文章中，關於毛林反目的敘述存在兩種傾向：

　　第一種傾向是只敘述毛澤東一方做出的傷及林彪一方的言論和舉動，儘量少談和避談林彪一方做出的傷及毛澤東一方的言論和舉動；

　　第二種傾向是在分析毛林反目的初始狀態時，多將毛的猜疑和無常無限度地演繹和誇大，將毛澤東描寫成一個無端發難，憑空降罪的孽待狂。

　　由於上述兩種傾向的作用，在毛林關係的惡化的的敘述中，那些直接導致毛林關係惡化的事情都被有意地略去了。例如前文引述，舒雲就認為毛澤東下令摘下人民大會堂牆壁上掛着的語錄牌，並直面林彪發出“王八蛋之罵”只是因為如下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毛澤東再也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迫切需要林彪幫一把了；

　　第二個原因：“軍隊的權力越來越大，佔據了一半以上的省級第一把手。

　　舒雲的說法過於牽強。其中臆想和推測的成分太多。毛澤東不再需要林彪的幫助就必然導致要摘掉人民大會堂牆壁上的語錄牌嗎？“軍隊權利越來越大”就必然導致毛澤東要面對林彪發出“王八蛋之罵”嗎？舒雲做出的因果分析顯然不能令人信服。因為舒雲沒有說明到底發生了什麼具體事情導致毛澤東要做出下令摘掉大會堂的語錄牌並直面林彪發出“王八蛋之罵”這樣的舉動？

　　林彪擁躉的研究傾向甚至影響到國外文革研究者對“林彪事件”的認知。比如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在他所著的《毛澤東傳》中，對毛林關係的惡化做了一個極不嚴肅的類比，特里爾說：“對於第二號人物來說，命運總是不尋常，諸如丘吉爾陰影中的安東尼.艾登。”[10]。

　　中共“九大”開幕當天，毛澤東就在開幕式上發出了要把“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呼籲。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毛林反目的序幕正在被悄悄地拉開。

　　儘管江青對林彪在1968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所做的將文革類比歐洲文藝復興的即席發言很不滿意，但是，江青還是在會上率先提出要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九大”的黨章上寫明“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以此鎖定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使別人不再有覬覦之心，也好讓全國人民放心。張春橋複議了江青的提議。毛澤東對在“九大”黨章明確寫明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之事一直思慮重重，但考慮了一夜後還是表態同意了[11]。毛、江、張的舉動說明，毛澤東江青一方還是想和林彪葉群一方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的。

　　儘管林彪不滿意張春橋和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但是林彪最終還是放棄了做口頭報告的打算，實際上是放棄了在“九大”會議上重申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關於文革的意義堪比歐洲文藝復興的說法（因為江青不高興），老老實實地宣讀了張春橋姚文元版本的“九大”政治報告，儘管念得很不流暢，結結巴巴的。

　　如果毛林雙方能夠自覺遵從求文革路線之大同，存名利計較之小異的原則處理已經出現和即將出現的矛盾，毛林之間的關係應該是能夠維繫得下去的，至少不會那麼快地走向崩潰。

　　中共“九大”1969年4月1日開幕。會議的前半程風平浪靜，會議進程完全按照毛澤東的願望和部署順利進行着。

　　1969年4月14日，這一天大會的議程只有兩項：

　　第一項議程是要通過林彪做的“九大”政治報告，確立被後來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之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九大”路線。包括林彪及其黃、吳、葉、李、邱在內的1510名“九大”代表舉手通過了林彪所做政治報告。

　　第二項議程是通過新黨章。當1510名“九大”代表舉手通過“九大”新黨章的時候，林彪作為毛的接班人地位被固化，這意味着林可以在毛死後接管其全部權利。

　　毛澤東用法定“接班人”的位置回報了林彪全力支持毛澤東的文革政治路線的實際行動。接下來的事情，毛澤東就是要看看林彪是如何回饋自己的了。看看這個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親密戰友是不是一如既往地效忠和尾隨自己。

　　但是，大會休會10天之後，到了大會即將閉幕的最後一天，即4月24日這一天，不愉快的事情出現了。毛澤東絕沒有想到，當林彪所做政治報告和以明確“接班人”地位為核心內容的新黨章剛剛被全體“九大”代表舉手通過僅僅十天，林彪就帶領黃、吳、葉、李、邱等人在當天舉行的中央委員的正式選舉中，用一個不疼不癢的小動作回報了毛澤東。

　　毛澤東不想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搞“清一色”，即中央委員會中不能只都是毛林各自班底的人馬。但是，毛的“五湖四海”是有條件的。毛澤東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得票數進行了精心的設計——既要讓這些老傢伙當選中委，又不能讓他們得票數超過三分之二，過半數即可。選舉結果顯示，陳雲、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得票數均沒有超過900張（總選票數1510張），紅軍之父朱德只獲得選票809張[12]。邱會作、吳法憲均在回憶錄中承認，他們曾參與到毛澤東的“選票把戲”中去。只是他們的敘述已經變了味道。

　　如果毛想通過“合法”途徑杯葛林彪一夥，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毛只需暗示江青動員汪東興、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浩亮、于會泳、劉慶棠、祝家耀、遲群、謝敬宜、聶元梓、陳阿大等人不投林彪葉群的票，這些人等誰敢不從；如果毛動員周恩來、康生、謝富治、李德生、陳錫聯、紀登奎、劉格平、王效禹等人不投林彪葉群的票，這些人也一定會惟命是從；如果毛澤東還暗示朱德、劉伯承、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不要投林彪和葉群的票，這些老帥百分之百樂於從命。果真如此，林彪的得票數也和朱老總一樣，將將過半，他的接班人人形象將如何維持？但是，毛澤東“選票把戲”的把玩對象只局限在“右傾”人物範圍內。毛並不打算和林彪葉群玩“選票把戲”。

　　毛澤東沒有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和林彪及其班底人員玩“選票把戲”說明了什麼？說明至少在“九大”選舉之時，毛還沒有打算和林彪分手。

　　但是，毛澤東萬萬沒有料到，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選票把戲”最終玩到了自己老婆江青的頭上。

　　“九大”中央委員會委員正式選舉之前舉行了“預選”。江青在她所在的西南組獲得全票。江青為此振奮不已。而林彪得知後卻大為不悅。林彪通過葉群吩咐黃、吳、李、邱在正式選舉“九大”中央委員的時候，不要投江青的票。葉群轉述林彪的話說“不能讓他們得全票，要殺一殺他們的銳氣”[13]。

　　正式選舉前，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辦公室說：“我是不會投11樓票的（江青當時住在釣魚臺11樓，此即指江青）”，黃說這句話一則表明自己的態度，二則是在暗示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李作鵬後來承認，“我們幾個都把這句話聽進去了，都沒有投江青的票”[14]。

　　“九大”中央委員會選舉結束顯示，在正式投出的1510張選票中，江青獲反對票8張[15][16]。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有反對票入賬。邱會作回憶，在江青所獲的8張反對票中，有的選票上，江青的名字還被打了“×”。

　　估計這8張反對票中的6張應該來自林彪、葉群、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這六個人。而另外兩張中的一張反對票可能來自江青本人；而剩下的一張或許來自陳伯達。李作鵬所謂的“我們幾個”是否包含陳伯達？待考。

　　而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的反對票也只能來自：林、葉、黃、吳、李、邱這六個人了，或許還有陳伯達，但決不會來自江青本人。

　　選票公布後，江青一伙人很惱火，要求驗查選票，查出投反對票的人。張春橋敏銳地察覺到投反對票的“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周恩來態度曖昧，不予表態，將有關情況直接上報毛澤東。毛澤東是什麼態度呢？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三個人的說法是不一樣：

　　吳法憲回憶說：

　　康生這個人向來比較鬼，對選舉結果發生了懷疑。於是，派和江青就派中組部的郭玉峰來大會秘書處查選票，周恩來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聽了沒說話，這件事不了了之[17]。

　　李作鵬回憶說：

　　選舉散會後，康生在毛主席那裡提出要進行追查看誰不投江青的票。毛澤東當即駁斥說：“那還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則錯誤。”這樣康生才不敢亂來胡搞[18]。

　　邱會作回憶說：

　　康生表態：“要查選舉中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毛主席指示，選舉自由。另外，我們實行的是無記名投票，無法調查，這個問題要向毛主席報告”。江青一夥提出要查選票的事，周總理還是向毛主席匯報了，並得到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要查選票中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任何人違反黨章的大合唱。”這樣，事情算是最後了結了[19]。

　　由於江青的惱怒，黃吳李邱曾經為投“反對票”而感到後怕。

　　黃永勝說：“可能惹禍了。”

　　吳法憲說：“本來就不當去搞那些事。”

　　李作鵬說：“在暗角里說話，嘴巴硬邦邦，現在又屁股稀鬆松。”

　　邱會作說：“別人少了選票，我們擔憂幹什麼？真是夠那狗拿耗子，多管閒事。”[20]

　　毛澤東在公開場合阻止了江青一夥要求查選票的無理要求，江青丟選票之事看似不了了之。但是，以毛之掌控力和洞察力，他會算不出來這區區幾張反對票來自何方？出自誰手？
　

三、李必達事件

　　江青最終是否驗查了是誰在“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中投了自己的反對票是一件無法核實的事情。參加過“九大”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選舉計票工作的遲厚澤在《中共“九大”內幕瑣憶》中言之鑿鑿地說“江青事後曾對這8張反對票進行過秘密調查”。但是，遲厚澤的文章對江青這一嚴重違反黨紀的行為卻沒有給出詳細描述。

　　遲厚澤的說法影響很大，麥克法夸爾就在他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中延續了遲厚澤的說法[21]。然而，遲厚澤的說法到底是確有證據的表述還僅是一種猜測？讀者不得而知。

　　無論江青是否查驗了選票，在“九大”剛剛閉幕，九屆一中全會尚未召開之際發生的“李必達事件”卻為毛澤東和江青指明了“九大”選舉中那幾張“反對票”的來源方向。

　　李必達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後經黃永勝的前任秘書於貫文推薦，做了黃永勝的秘書。作為秘書，李必達目睹耳聞並竊聽了黃、吳、葉、李、邱反江青的活動和言論。

　　“九大”中委選舉剛剛結束，九屆一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李必達連續寫了兩封告密信給江青，揭發黃、吳、李、邱在背後咒罵江青之事。之後，李必達又將一封揭發信交給了衛戍區司令溫玉成。溫彷徨猶豫之後，還是把信交給了葉群。黃永勝得知李必達揭發檢舉自己之後，下令秘密逮捕李必達，並通過吳法憲調動軍用飛機將李必達押送廣州軍區非法監禁。在飛往廣州的飛機上，李必達在《毛主席語錄》最後一頁紙上寫下：“因為我揭發反革命集團罪行，所以被害，請求革命同志幫助我向毛主席報告。”機組人員在飛機上拾到語錄本，交給吳法憲。

　　李必達告密後，黃、吳、葉、李、邱亂作一團。黃永勝曾打電話試探江青的反應。江青在給黃永勝的回覆電話中說：“你要來抄我的家嗎？”隨即掛斷電話。周恩來也承認江青也曾給他打過電話，說：“我可能要遭到暗殺。”[22]

　　九屆一中全會閉幕後的某一天，江青曾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向黃吳李邱等人出示過李必達的告密信和江青本人轉報毛澤東的信封。江青的信封上寫到：“即送主席親閱”，毛澤東在江青的信封上寫得“主席”二字上畫了一個圈，又畫了一個箭頭劃向江青的名字，並寫了一個“退”字。邱會作當時做出三點判斷：第一、毛看了李必達的信；第二、江青承認新式罵人的材料；第三、毛主席沒有批示，這表明毛主席沒有為江青做主[23]。

　　周恩來曾就“九大”中央委員選舉問題告誡邱會作：“原則問題你們要堅持，在一些小的問題上，常常會被別人抓辮子，要吃大虧的！”。“李必達事件”出現後，周恩來再次點撥邱會作等人：“你們有意見，我也知道的，但隨便議論式不好的。今後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周恩來的忠告，黃、吳、李、邱們是聽不懂的。

　　“九一三事件”後的第11天，即9月2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與黃、吳、李、邱進行隔離審查前的最後一次談話。談話期間周恩來重提兩年前的“李必達事件”，說“你們抓了李必達，連李必達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承認，當總理幾次問及“李必達事件”，我知道我們要倒大霉了[24]。但是邱會作認為“李必達事件”只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後才顯現出可以讓黃吳李邱“倒大霉”的判斷肯定是不對的。應該說，從李必達“告密”的那個時刻起，林彪和黃、吳、葉、李、邱就註定要“倒大霉”了。

　　如何評價李必達的告密行為呢？

　　李作鵬和邱會作在回憶錄中兩口同聲地指責李必達“品質太壞”、“靈魂被腐蝕”。

　　告密是文革時代的風尚。忠誠和背叛只是一種行為的兩種表述。發生在文革時代的告密事件何止百萬件，其中相當數量的告密事件和林彪要無限忠於毛澤東的宣傳有關。當林彪要求每一個解放軍戰士無限忠於毛主席的時候，並沒有預設前提，比如事關黃永勝或吳法憲的時侯，就不必忠於毛主席而要去忠於黃或吳了。對李必達行為的道德評判不應該超越那個時代的局限，腐蝕李必達靈魂的不是別人正是林彪及其“個人崇拜”的說教。

　　江青將李必達的揭發信送交了毛澤東。毛澤東閱讀李必達揭發信後的態度，至今諸方均未有絲毫的透露。依照常理推斷，李必達信中揭發的內容絕不會給毛澤東帶來什麼愉悅的心情。但是，李必達的告密信寫得如此之及時，或許會給毛澤東帶來一些驚喜，因為李必達的檢舉信為出現在“九大”選舉中的反對票做了準確無誤的註腳。

　　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回憶錄中都為自己的“反黨集團”之罪名大呼其冤。但是說句實在話，中共建國後，出現在黨內最高層的四個“反黨集團”中，最具“集團”模樣的就是林彪一夥，和江青一夥。最不具“集團”相貌的就是所謂“高饒聯盟”和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黃吳李邱與林彪的“反黨集團”之罪名或許誇張了一些，但是與“宗派”和“朋黨”之嫌難脫干係，

　　“朋黨”在中國古文化中是一個負面名詞，“結黨營私”是“朋黨”的最大特徵。在共產黨內，正統的人際關係應該是搞“五湖四海”。毛澤東說：“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做‘圈子’，又叫作‘攤子’”[25]。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在黨內生活的具體實踐就是堅決杜絕“宗派””朋黨”的出現，這叫作“防患於未然”。黃吳李邱最終“倒大霉”固然和中共黨內的“株連”之風有關，但也和自己行為言語的不檢點有關。身有“朋黨”之嫌不要說在毛澤東時代，就是在今天也是要“倒大霉”的。

　　“李必達事件”的嚴重性，不止於揭發信中涉及的關於反江青的內容。“李必達事件”對毛澤東最重要的提示在於黃吳葉李邱在處理李必達問題時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可能並不介意小人物李必達的死活。但毛澤東一定會介意黃永勝將廣州軍區視為自己的私家地盤，秘密拘押私家仇人的行為，以及吳法憲擅用職權私調軍用飛機鼎力相助黃永勝的行為。“李必達事件”的處理模式事先事後均不請示和上報毛澤東，毛這個中央軍委主席在“李必達事件”中被黃、吳、葉、李邱置於可有可無的境地——而事件本身之導因卻和揭發黃吳葉李邱咒罵自己夫人江青的檢舉信有直接的關係。國家機器和軍用設施的使用是如此之恣意和隨性，那麼有朝一日，毛林一旦翻臉，毛政權的易手豈不易如反掌!

　　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將李德生派入軍委辦事組，意在打破林彪對軍委辦事組絕對控制。這是“李必達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採取的最重要的舉措。所謂“摻沙子”就是從“李必達事件”發生後開始的。而不是像官方所說的那樣，只是在廬山會議之後才開始的。

　　毛-林交惡的開端和結束伴隨着兩樁告密事件：李必達的告密事件始於端，林豆豆的告密結於尾。李作鵬、邱會作在詛咒李必達的同時，卻對林豆豆的告密行為不擲一詞。其實，李必達的行為和林豆豆的行為屬於同一種道德規範，只不過該道德規範既有悖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也有悖於西方傳統的道德規範。該道德規範是“個人崇拜”的運動的衍生物，並與“個人崇拜”的教義有內在的統一性。這種道德規範只具有一個特徵：就是不講任何傳統道德規範。林彪就此種道德規範的發明者和倡導者。林彪及其“死黨”先後被李必達和林豆豆出賣，在與毛的交惡過程中自嘗惡果，實在是一種報應。
　

四、九屆一中全會政治局委員選舉之謎

　　江青在“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中丟失選票的事情並沒有因“九大”的閉幕而結束。在緊接着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上，在選舉政治局委員的投票過程中，江青再次獲得反對票。

　　“九大”閉幕，毛澤東指定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為即將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擬定新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經過幾輪討論後，毛澤東拍板，敲定了新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儘管“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出現了反對江青的反對票；儘管“李必達事件”已經出現，但是毛澤東還是違反中共黨論資排輩晉升之潛規則，恩准吳、李、邱這些中將級別的人物跨越元帥、大將、上將以及諸多資深政界要員和江青、葉群、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一道進入政治局。毛澤東此舉給了黃吳李邱在毛林之間進行選擇的一次機會。

　　新科政治局委員選舉那天，毛澤東宣布：可以自己選自己[26]。

　　政治局選舉的結果顯示，多人獲得滿票277票。而江青只獲得270張選票，再次獲得7張反對票[27]。

　　對江青而言，“九大”中央委員選舉中的那幾張反對票被“重新”投入了九屆一中全會的票箱——張春橋所說投反對票的“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的判斷似乎已被證實。也就是說，“九大”上N1/1510的反對票，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以N2/273的形式重新顯示出來。分母的變化縮小了投反對票人的範圍，分子的不變化說明兩次投反對票的似乎是來自同一伙人。

　　但是情況好像沒有那麼簡單。

　　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各自的回憶錄中都極感榮耀地承認自己在“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中投了江青的反對票。但是關於政治局委員的選舉中江青得到的反對票的陳述卻大不一樣。吳法憲和李作鵬的回憶錄索性沒有涉及政治局委員選舉這個情節。邱會作的回憶雖然涉及了政治局委員選舉這個情節，但是沒有明確表述自己到底是投了江青的反對票還是贊成票。

　　不做表述實際上也是一種表述！

　　善用兵者隱其形。但是，“李必達事件”的突然出現，將這些老兵向江青放黑槍的身影清晰地顯影在毛澤東的視場中。於是他們有點害怕了，他們沒有膽量繼續玩反江青的遊戲了。筆者猜測：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在政治局委員選舉的時候，可能違心地投了江青的贊成票。

　　林彪、葉群、黃永勝如何作為？不好判斷，因為人已死，且沒有留下任何文字。

　　總之，出現在政治局委員選舉中的那七張反對票到底來自何方？至今沒有證據和信息以供研究和討論。
　

五、毛林反目心照不宣，雙方過招旁顧而言它

　　對文革路線的苟同和對權利的計較這兩者之淆合，使“林彪事件”從發生、發展直至結束，存在着一個詭異的特徵，是以往歷次所謂“路線鬥爭”都不曾具有的。心照不宣的心理暗示使毛林雙方從來沒有在事關政治路線的重大問題上發生過正面的衝突。言不由衷的堅守與反對使毛林雙方各自的表述自始至終都處在一種旁顧而言它的狀態中。無論是關於“天才論”的爭執，還是關於設國家主席的爭執都是一些表向之爭，而實質性的圖謀則被包裝和隱藏起來。

　　例如，王年一說“毛從未明確交代他堅決反對設國家元首的真實意圖（是否有某些不便啟齒的權謀考慮就不得而知了）”[28]，但是王年一隻說對了一半，難道林彪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真實意圖就不是出於“不便啟齒的權謀考慮”？毛澤東不想做國家主席是真心的。林彪對國家主席的位置興趣不大也是事實。本質的問題在於毛不想讓林再做“接班人”了，而林還想保住“接班人”的位置。雙方關於設國家主席的表述都是在旁顧而言他。

　　又例如，林彪擁躉堅持說，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率眾反張春橋是為了反對文革。但是，資料顯示，廬山會議上林彪及其“死黨”問罪張春橋的理由是因為張春橋“反對說毛主席是天才”。此罪名之荒唐可笑顯示了林彪的小聰明和大愚蠢。毛澤東說了句實話：“又是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個藉口”[29]。關於“天才”問題的爭論之本質是什麼呢？毛澤東沒有說。其實，關於“天才”問題的爭論之本質就是林彪要捍衛自己評價毛澤東和詮釋毛澤東思想之特權，而毛澤東則要堅決收回之。此事與張春橋何干？毛林圍繞“天才”問題的爭吵也是指鹿為馬，指雞罵狗的旁顧而言他。

　　又例如，張春橋反對吳法憲要把從“九大”新黨章中刪去的“三個副詞”重新寫入新憲法草案的提議，其險惡用心明明是對着林彪去的，但吳法憲非要說張春橋“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毛主席。”面對吳法憲低劣的旁顧而言他，毛澤東這樣回覆：“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吳法憲的燒雞大窩脖之醜態可笑存史冊。

　　林彪指使葉群教唆黃、吳、李、邱在“九大”選舉中投江青的反對票也是一種小兒科的把戲。林彪執意要玩這種旁顧而言它的遊戲毛澤東當然樂得奉陪。因為毛澤東不可能像林彪那樣，為了給自己的老婆拔份在中央全會上破口大罵，這有失偉大領袖之體統。於是，在私下的非正式場合，毛澤東直面林彪破口發出“王八蛋之罵”，此一罵是在向林彪示範一種更高級更霸道的旁顧而言他。

　　林彪自文革始就一直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保駕護航。那篇《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就是毛林攜手將江青推上政治舞台的一個證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就是江青對林彪的尊稱。這些年來，林彪擁躉（例如王年一）在為林彪辯護的文章中[30]，想極力開脫掉林彪對這個歷史文件應負的政治責任，其文字蒼白無力，還不如不寫。

　　1967年4月12日，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旨意，批准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登台演講。江青用講典的方式，用“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周期律向全黨全軍發出警告，第一次從防止“財產權力再分配”的角度解讀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內涵。這個演講稿經林彪極力推薦，又經毛澤東三次修改，以《為人民立新功》為題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國，成為毛林江合作的一個結晶。

　　林彪為了討好毛，還將江青的幹部級別從九級升至五級[31]。

　　在1968年3月24日打到“楊余傅”的大會上還對江青極盡阿諛吹捧之詞：“江青是我們黨內女同志中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傑出的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感情。……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就看出她偉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創造性。”[32]

　　毛夫人江青在文革中風光無限，林夫人葉群在文革中也是無限風光。倆夫人拉拉扯扯、狗苟蠅營。但是，曾幾何時，江葉間的關係也演變成江青和王光美、葉群和嚴慰冰之間那種貓三狗四、烏七八糟的關係了。

　　林彪在做著名的5.18報告的那天，曾對陸定一惡狠狠地說“我恨不得一槍斃了你”[33]，護妻之心之切之堅之不容置疑溢於言表。但是嚴慰冰對葉群的傷害畢竟是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的傷害。而且嚴慰冰的匿名信是不公開的，是寫信者和讀信者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匿名信事件後來被炒作完全是因為林彪要替老婆出氣才被搞得沸沸揚揚。林彪一夥對江青的傷害則完全不同，這種傷害是一群大老爺們兒對一個女人的傷害。不僅如此，這種傷害居然以“自由選舉”之名，發生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在人民大會堂的會場上，這顯然就不只是對江青一個人的傷害，毛之難堪之尷尬可以想象。林彪尚有護妻子之心，毛澤東怎麼就會對林彪率眾傷害江青的舉動置若罔聞？

　　問題在於林彪剛剛登上“接班人”的寶座，又與毛澤東沒有政見路線上的分歧，為什麼要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招惹江青，觸犯龍顏呢？林彪難道真的不知道毛澤東和江青是政治夫妻？林彪難道真的不知道江青在文革中的全部政治作為都是在實踐毛澤東的文革理念？是經過怎樣的力量評估和形勢判斷讓林彪做出惡搞江青這樣如此愚蠢的決斷？林彪真的以為毛澤東可以任憑他這個非毛姓的儲君式人物為所欲為了嗎？多年來，筆者對林彪此舉百思不得其解。

　　林彪死後，姚文元寫過一文《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文中引《紅樓夢》中的“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詩句比喻林彪。這種比喻很形象，但並不準確。林彪“狂”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那個“猖”字似乎有些問題。此“猖”字與自以為坐穩“接班人”寶座，就操控黃、吳、葉、李、邱之選票，暗算江青同志時的林彪之心態、之判斷、之抉擇是不吻合的。此“猖”字似可改為一個“蠻”字則較貼切，此“蠻”字可用於評估林彪所擁有的政治鬥爭謀略的等級和水準。“蠻”字用大白話解釋就是有點“蠢”或“笨”的意思，其中還有些“愣”的味道。

　　“九大”新黨章順利通過。林彪已經坐上“接班人”的寶座。“得一人而得天下”[34]的痴心夢想終成現實。套用毛澤東句式，那“已經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之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35]

　　但是林彪忘記了一件事情：當今天的太陽還沒有落下去的時候，明天的太陽是升不起來的。林彪用自己和嘍囉們的幾張“反對票”回報毛澤東是何等愚蠢。“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對林彪政治謀略的過高評價。因為林彪只有謀“大謀”之謀念，而無謀“大謀”之謀略，他的政治謀略和他的軍事謀略相比，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沒有什麼可比性。

　　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毛澤東曾警告彭德懷說，“我毛澤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四個月後，彭德懷不信邪，在廬山會議上上書毛澤東，指明“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對經濟建設的危害。毛澤東履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諾言，將彭德懷罷官撤職。

　　來而不往不是毛澤東的秉性。“李必達事件”和“九大”選舉風波之巧遇就是導致毛澤東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最直接的原因，並構成了毛林反目的初始態。毛澤東破口送出的“王八蛋之罵”清晰地表明：反目初期的毛林關係就已處在極為兇險的狀態中。以後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和這個兇險的初始態有關，都是這個兇險的初始態的延續和演變。

　　然而，邱會作在30年後的回憶錄中得意洋洋地說：“在九大，林總同江青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林總勝利了。”[36]林彪在“九大”上除了指使黃、吳、葉、李、邱在中央委員選舉中投了江青的反對票，給江青添了點噁心，好像並沒有取得其它的結果。那麼“林彪勝利了”又從何談起呢？

　　林彪真的勝利了嗎？

　　林彪在“九大”選舉中表現出來的“小不忍”將其從1959年開始，苦心經營十餘年方才初見成效的“林家王朝”，在“九大”新黨章通過後僅僅十天，就顯現出了土崩瓦解的覆滅態勢。

　　“林彪事件”是以“小不忍”為開端，以“大不忍”為結局的一場鬧劇。小不忍則亂了大謀，大不忍則丟了性命。
　

六、毛澤東對於林彪的斯芬克斯之問

　　摘掉人民大會堂的語錄牌對於林彪而言不亞於摘心摘肺，別人可能沒感覺，林彪是一定會有感覺的。然而，林彪確實難以應對毛澤東看似玩笑卻咄咄逼人的做法和說法。

　　做一個簡單的排列組合計算，林彪大致有下述AB-CD兩組，共四種答案可以正面回應毛澤東：

　　A、同意將“毛主席語錄”牌說成是“王八蛋東西”，不同意將其摘下，要繼續掛下去；

　　B、同意將“毛主席語錄”牌說成是“王八蛋東西”，同意將其摘下，不能繼續掛下去；

　　C、不同意將“毛主席語錄”牌說成是“王八蛋東西”，不同意將其摘下，要繼續掛下去；

　　D、不同意將“毛主席語錄”牌說成是“王八蛋東西”，同意將其摘下，不能繼續掛下去；

　　AB兩種回答的共同前提是一致的。都承認語錄牌是“王八蛋東西”。

　　林彪是否可以選擇答案A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因為既然是“王八蛋東西”，還要堅持掛在那裡，除非林彪的腦筋出了問題。

　　林彪是否可以選擇答案B呢？既然承認這些東西是“王八蛋的東西”，那麼摘掉這些東西，本應是順理成章的回答。但是，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如果選擇答案B，林彪難以應對繼續的追問——既然是“王八蛋的東西”，它為什麼會，或怎麼會出現在那裡呢？有此一問就問到了林彪的疼處。

　　CD兩種回答的共同前提也是一致的，都是不承認語錄牌是“王八蛋東西”。

　　林彪是否可以選擇答案C呢？顯然不可以。因為不是“王八蛋東西”這樣的評價標準過於低下。天底下不是“王八蛋東西”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是不是都要掛到人民大會堂的牆上呢？

　　林彪是否可以選擇答案D呢？好像也不可以，因為不是“王八蛋東西”的東西中，雖然會有很多很一般的東西，但是一定會有一些很好很好的東西呀，萬一漏掛了多可惜啊，比如毛主席語錄牌。

　　上述分析純屬字面上的分析。如果結合文革的政治背景，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啦。因為毛澤東所謂的“王八蛋的東西”是指寫有自己說過的話的牌子，毛怎麼說都沒關係。而林彪若言“這些王八蛋的東西”，從語言邏輯上講，雖然屬於附和毛澤東的說法，但已經落入了毛設下的文字陷阱。把語錄牌說成是“王八蛋東西”，無疑是一種冒犯，此冒犯在文字獄的年代可以輕而易舉地被上綱上線到“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高度。

　　總之，只要在“是”或“不是”“王八蛋東西”的前提下討論問題，就必然要就落入“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的境地——這就是筆者所謂的毛澤東對林彪的斯芬克斯之問。林彪聞毛之問之後，儘管五味雜成，心情不好，但是並沒有亂了方寸，他沒有選擇AB-CD中的任何一組答案，而是保持了沉默，是正確的選擇。

　　可以斷言，如果沒有激化了的中蘇關係將戰爭和核戰爭的危險放在了毛澤東的面前，毛林關係的全面崩潰根本拖不到1971年9月13日。中蘇邊界的緊張的戰爭狀態拖延了毛林關係走向崩潰的進程。給了林彪一個可以緩解毛林關係的機緣。但是這個天賜的機緣還是被林彪浪費掉了——閻仲川發出的那個“林副主席一號令”再次刺激了毛澤東敏感的政治神經，此刺激強化了毛澤東拿掉林彪的決心。周恩來和基辛格在北京機場會談後，中蘇開戰的危險性開始逐漸下降。“當主要矛盾退化為次要矛盾後”，毛林關係的惡化便又重新上升成為中共高層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

　　1970年春天，毛澤東就如何“廢黜”林彪“接班人”身份已經有了全面的構想。毛澤東首先提議召開四屆人大並建議新憲法不設國家主席。接着，毛澤東攜帶張春橋親赴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向林彪傳達明確的“歇菜”信息。

　　但是，事情並沒有惡化到一定要魚死網破的地步。林彪只需將安生立命的沉默或苟同堅持到底，全力擁護毛不設國家主席的提議，甚至建議在即將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修改黨章將接班人的名字改成張春橋，或乾脆建議刪除黨章中有關接班人的那段文字，就可化解眼前的危機。即使危機沒有被完全化解，也不至於即刻招來滅頂之災。可林彪在大禍臨頭之際，偏偏放棄了自己鼓吹的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處事原則，而是想要憑藉“接班人”的合法身份，憑藉黃、吳、葉、李、邱還有老夫子陳伯達的簇擁和毛澤東涇渭兩分、楚河漢界了。林彪一改“九大”上躲在暗處向江青放黑槍的策略，牯牛嶺上明火執仗，劍指張春橋，要清君側了。林彪要在廬山上和毛澤東掰手腕的決定是絕頂愚昧和絕頂錯誤的。走出這一步後，林彪就萬劫不復了。

　　毛-林反目兇險的初始態表明，毛林關係不發展成後來那樣魚死網破的結局幾乎是不可能。除非其中一方首先退讓。但是毛澤東是不可能退讓的。退讓了，他就不是毛澤東；只有林彪退讓或許結局不會那樣慘烈。沒準兒毛會給林一個類似鄧小平那樣“留黨察看”的下場。當然，林彪低頭後，落得個類似劉少奇和彭德懷那樣的下場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人固有一死，或死在北京某醫院的病床上，或死在溫都爾汗的荒原上。相比之下，病死臥榻總比跌落萬米高空後再葬生火海要好得多——林彪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選擇了一個最壞的結局。
　

七、林彪擁躉的邏輯困境與林彪政治遺產的歷史定位

　　翻看林彪“死黨”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人的回憶錄，均對毛澤東的“王八蛋之罵”沒有一句一字的記載。同樣，林彪擁躉中雖不乏考證派和索引派，但是他們也儘量在“林彪事件”研究的相關文章中避談了毛澤東的“王八蛋之罵”。

　　林彪擁躉為什麼忌諱談論毛澤東的“王八蛋之罵”呢？

　　林彪擁躉忌諱談論毛澤東的“王八蛋之罵”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一旦提及毛澤東的“王八蛋之罵”，就不得不提及毛澤東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這件事。於是，林彪眾擁躉將不得不面臨林彪曾經面臨過的那個困境。毛版之斯芬克斯之問，林彪當年無言以對，林彪擁躉今天就可以從容應答了嗎？即使忽略掉語錄牌是否屬於“王八蛋東西”這樣刁鑽尖刻的前提，只是單純回答是否應該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這樣簡單的問題就夠林彪擁躉們琢磨一陣子的啦。

　　林彪擁躉可以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同意摘掉人民大會堂牆壁上的“毛主席語錄”牌嗎？那豈不就站到了林總的對立面上去了嗎？這與林彪擁躉的定義和身份也不相符合啊。

　　林彪擁躉可以站在林彪的立場上，不同意摘掉人民大會堂牆壁上的“毛主席語錄”牌嗎？林彪眾擁躉中，文革時期已成年者為多數，他們在淪為林彪擁躉的時候多為五六十歲的老人，有的甚是七八十歲的古稀之人。流失的歲月真的淡化了他們的記憶？使他們竟然去懷念無論走到哪裡都要與毛語錄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場景嗎？

　　政治人物在正式的公開場合和媒體上的公開行為和公開言論構成他的思想遺產和政治遺產。至於某個政治人物在私下說過些什麼後做過些什麼只能成為小說家的素材，用於天馬行空的想象和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

　　儘管毛林反目的結局兇險慘烈，但是林彪至死都沒有在公共場合對毛澤東及其文化革命說一個“不”字。不是他不想說，是他說不出來。幾十年形成的阿諛和奉承的語言慣性已經使林彪喪失了正常表達其它情感的語言能力。以往全部對毛的吹捧最終網羅成了一個無形的嚼子勒在林彪的唇齒上，讓他說不出話也發不出聲來。

　　林彪和毛澤東最終是魚死網破了。但是，林彪的思想遺產卻與毛澤東的思想遺產骨肉一體，血脈相連，正所謂“打碎了骨頭連着筋”。

　　林彪的思想遺產是什麼呢？姑且不說他為自己設計的晃動小紅書緊隨毛澤東的醜陋形象，也不說“九一三”之夜爬上256專機的繩梯的倉皇身影。就言論而言，可以代表林彪思想並寫入史書並流傳後世的是什麼呢？是“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還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還是“三個副詞”抑或是“四個偉大”……

　　中共定義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林彪屬於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但是，如果因此就說林彪思想是毛思想的一部分似乎有些不妥，因為毛林畢竟反目。那麼說林彪思想是毛思想體系中的一塊反骨？似乎也不準確。因為林對毛思想的闡述始終使用的是“最高級”，例如“最高”、“最活”“頂峰”等等。那麼怎麼來形容林彪思想和毛思想之間的依從關係呢？筆者以為，林彪思想仍然是屬於毛思想的一部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是一個極端類似於盲腸的那個部位。文革就是這根盲腸發炎所致，搞得整個肌體發燒發熱。

　　中共認定，“個人崇拜”無論從說教還是實施形式都不屬於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所以，以“個人崇拜”為核心內容的林彪思想就要像盲腸一樣從毛思想體系中被切除了。清除了林彪思想後的毛思想，才是中共認可的健康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林彪人生的最大悲哀。

　　但是林彪對毛澤東大搞的“個人崇拜”的做法並不是一無所獲。被中共“八大”刪除的“毛澤東思想”一詞，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由林彪和毛澤東本人的努力才被重新寫入“九大”新黨章。文革雖然被否定了，但“毛澤東思想”這五個字卻歷經九次黨的代表大會至今安然無恙地存留在那裡。林彪或許會為此含笑九泉了。

　　總而言之，無論切除與否，那根盲腸仍然是來自於曾經的肌體這個基本事實是不會因實施了切除手術而改變。

　　林彪擁躉在為林彪辯護的過程中面臨的邏輯困境和表達困境與林彪思想遺產的歷史學定位和政治學定位有關。tobeornottobe,that'saquestion！[37]一根被切除後又扔在垃圾箱裡的盲腸，揀起來？還是不揀起來？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結束語

　　毛澤東和林彪反目成仇了。但是毛澤東手指摘掉了語錄牌的空空牆壁，雙目直視林彪發出的“王八蛋之罵”還是有些語焉不詳。毛之罵中，到底是那些構成“最高指示”的文字符號是“王八蛋的東西”呢？還是寫上了“最高指示”的那塊木頭牌子是“王八蛋的東西”呢？還是將毛思想割裂成碎片，為了“立竿見影”而“急用先學”的倡導者是“王八蛋的東西”呢？

　　總而言之，林總之林林總總，將黨文化中最不成體統的東西十足地放大後，一覽無遺地暴露給世人看。此種不成體統之公然膨脹是大革文化命之必然結果。敘述、展現和剝離此種不成體統之林林總總是一種煎熬，更是一種病態的體驗。

　　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

　　一維絕則不傾，二維絕則不危，三維絕則不覆，四維絕則不滅。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之言[38]差矣！

　　終稿於2013年10月2日北京

　　[1]斯芬克司希，臘神話中的邪惡之物，代表着神的懲罰。“Sphinx”源自希臘語“Sphiggein”，意思是“拉緊”，因為希臘人把斯芬克司想象成一個會扼人致死的怪物。傳說天后赫拉派斯芬克司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懸崖道路上，向過路的行人問一個謎語，凡猜錯者均被斯芬克斯吃掉。據阿波羅多洛斯記載，斯芬克司是厄喀德那同她的兒子雙頭犬奧特休斯所生。斯芬克司的人面象徵着智慧和知識。斯芬克斯之謎在更深層次的表現為“恐懼和誘惑”，即“現實生活”。

　　[2]《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154頁。

　　[3]《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58頁。

　　[4]為紀念林彪誕辰百年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出版《百年林彪》書。舒云為此書撰文《為林彪元帥辯護》。

　　[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75頁注釋34：周恩來接見人民日報負責人時的談話（1972年12月19日）。

　　[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兩天常委會的傳達”一節，第345頁

　　[7]《王力反思錄》，第24頁。

　　[8]宋石男《57年毛澤東評蔣介石：多數人不知他是怎樣的王八蛋》,文中註明參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9]毛澤東給詩刊編輯部的信：

　　信收到。近日寫了兩首七律，錄上呈收。如以為可，可上詩刊。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以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里應外和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傢夥，簡直要把個崑崙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國內掛着“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拉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着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了。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首詩，也是答覆那些忘八蛋的。

　　毛澤東

　　1959年9月1日

　　[10]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第408頁。

　　[11]《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50頁，注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113-115頁。

　　[12]麥克法夸爾《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第297頁。

　　[13]《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744頁。

　　[14]《李作鵬回憶錄下卷》，第648頁。

　　[15]《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128頁。

　　[16]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書第288頁中說，江青再“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中丟了6票。

　　[17]《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745頁。

　　[18]《李作鵬回憶錄下卷》，第648頁。

　　[19]《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129頁。

　　[20]《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129頁。

　　[21]麥克法夸爾《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第297頁。

　　[22]《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83-85頁。

　　[23]《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85頁。

　　[24]《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257-258頁。

　　[25]《毛澤東五卷》，第162頁。

　　[26]《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138頁。

　　[27]《毛澤東傳1949-1876》，第1553頁。

　　[28]王年一《1970年的廬山會議及毛澤東、林彪衝突之起源》。

　　[29]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05頁。

　　[30]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

　　[3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85頁。

　　[32]摘自林彪1968年3月24日在打倒“楊余傅”的軍隊幹部大會上曾發表講話。

　　[3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7頁。

　　[34]張素華《變局1962》，第161頁。

　　[35]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6]《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137頁。

　　[37]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一句英文台詞。

　　[38]管仲《管子·牧民》：“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四維不張，國乃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