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是否該誠實？

  我父母在“毛澤東時代”都曾是有“嚴重歷史問題”的人；“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更是被整得人不人，鬼不鬼，尤其在精神上慘遭折磨。而“嚴重歷史問題”都是他們無保留地向政府和黨組織坦白交待的。如果父母不說呢……

  母親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1937年在家鄉參加中共；那時她19歲。母親家裡是地主；我姥爺開明，女孩子上學讀書。母親讀了中學後在家鄉一所小學任教。我母親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我覺得她當時能加入中共，一是“國共合作”後中共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活動，二是中共當時大力宣傳抗日救亡。

  1938年武漢會戰，黨組織調母親去武漢地區進行抗日宣傳鼓動工作。武漢失守後情況混亂，她與黨組織失聯，遂回家鄉。母親當時是想在家鄉和黨組織再次取得聯繫的；但那時國共關係已趨於緊張，母親家鄉是國民黨統治區，中共黨組織已經撤走。母親起初想到安徽去投新四軍，可此時姥爺因病去世。家裡我大舅，也就是她的哥哥上大學後隨大學撤往內地；我大姨已經出嫁。母親的大弟弟已經參加新四軍。家裡還有兩個尚在幼年的小弟弟和一個妹妹。如果我母親出走，我姥姥一個寡婦可怎麼過呀？母親因此改變主意，留在家鄉幫助母親維持這個家的生計。

  當時村裡有人知道我母親是共產黨員，不過因為還是“國共合作”時期，母親家裡與村民們關係不錯，大家並不以為意。可到了1941年初發生了“皖南事變”，國民黨國統區清查共產黨人，母親遂被拘留。她被關在鄉拘留所里，裡面的國民黨官員對我母親說，知道你近兩年沒參與共黨什麼事情，但需要你寫個自首書才能出去，不然我們現在放了你也不好向上面交待。在親友的勸說下母親就寫了自首書。不想此事讓她終生後悔萬分。

  中共建國初期號召人們“坦白交待”以往的“歷史問題”。我母親便說了這回事兒。當時母親所在單位便在母親的檔案中加了一份“歷史上有變節行為”的材料。此後，無論我們家人填寫什麼樣的正式表格，幾乎都要在備註中寫上母親“曾脫黨，有變節行為”。有了這一條，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很多所謂“政治活動”就不能參加。我記得我哥哥那時準備入共青團，母親這個“歷史問題”讓他非常尷尬和惱火；因此他一直對母親影響了他的“政治生命”耿耿於懷，和母親感情疏遠。我母親為此每每內疚自責，痛苦萬分。

  到了“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母親成了“叛徒”被“隔離審查”。期間，她反覆地被“專案組”成員盤問“叛變經過”，這讓她精神上痛苦萬分；最後母親的檔案中就這“歷史問題”的“政治結論”是這樣描述的：敵我矛盾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母親生前內心深處被這“結論”壓得幾乎窒息！她後來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晚年後性格也變得越來越古怪。如果提起當年自首的事情，她就決絕的一句“我當時就應該死去”。

  你或許會為此驚詫。呵呵，你若是沒經歷過那個年代，就不會懂得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也就是對“階級敵人”任何權利的無情剝奪。我母親不是正式的“階級敵人”，中共是“饒恕”了這個“叛徒”——“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如此，母親只有通過“贖罪”來報答“黨和毛主席這對我的寬大處理”（母親就是這麼說的，十分虔誠）。然而，無論母親如何老老實實地贖罪，她永遠是個“下等人”，不可能有周圍普通人的政治權利。不但她是這樣的政治待遇，她的家人同樣。想想看，我那善良老實的母親的內心深處有着多麼沉重的負擔！

  以上沒提母親的“歷史問題”對我父親的影響。呵呵，其實他們是彼此彼此，父親雖沒有“叛變革命”過，可也有其他“歷史問題”。這都是他向黨組織老老實實交待的。他在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之前曾是中共黨員，當然會對黨組織毫無保留地坦白自己過去的“歷史問題”的。他是抗戰開始時從留學的日本返回祖國參加抗戰的，曾在家鄉（國統區）當過鄉長，也曾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過日語翻譯。他在“解放”初期還檢舉了他的哥哥，也就是我伯伯和我堂叔；一個曾在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任職，一個曾是國民黨青年軍下級軍官。這一檢舉使我伯伯和堂叔被中共政府逮捕重判。

  父親誠實坦白“歷史問題”和大義滅親檢舉哥哥和堂弟的結果就是不得重用，因為“家庭成分複雜”。至於交待的“歷史問題”，也不能說說就完了，起碼要“不斷加強黨性，極其認真地改造自己”。

  到了“反右”，在中科院工作的父親因提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被劃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政治生命”徹底完結。他去安徽一個農場“改造思想”四年，回來成了“摘帽子右派”，這意思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完全一樣。

  “文革”中我父親的“罪名”好像比劉少奇都多。他從日本留學回來便有了“日本特務嫌疑”；在國統區任鄉長和在國民黨軍當過日語翻譯“理所當然”地成了“國民黨反動派殘渣餘孽”。曾經是“右派”就更別提啦。對了，他是“貨真價實”的“國民黨特務頭子”，因為他是地下黨員的時候曾在國民黨特務組織里“臥底”。

  想想吧，我這樣的“出身”還能有什麼所謂的“政治生命”嗎？那些年我的日子可以用“灰溜溜”來形容。

  我有時想，父母為什麼老老實實地把所謂的“歷史問題”都想黨組織坦白？很多所謂“歷史問題”，他們不說，誰還去查？要是我，肯定儘可能地不說。嘿嘿，我這樣的想法說明了什麼呢？說明我父母是真誠相信共產黨的，是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如此，他們怎能對黨組織不誠實呢？而我的“儘可能地不說”“歷史問題”說明我對中共來講是個“投機分子”，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然而，在中共隊伍里，即便是在解放初期，具有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的人有多少？我是這樣看，那時中共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早晚會被周圍的投機分子們整掉。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是專制制度下官僚們的傳統；越會為官的人，就越要“城府深”。毫無保留地對黨忠誠，坦白自己過去的一切？哼，這等於拱手讓人抓“小辮子”。如此誠實是天大的傻瓜，太過天真哪。

  那麼，我們做人是否不該誠實？嗯……我是這樣想，我父母的“共產主義理想”是錯誤的，他們投身中共革命，其實並非認實了共產主義，而是由於自身的民族主義情結。他們對中共組織的認識就更錯了。中共在是一個革命党進行武裝奪權的時候，凡是加入“革命隊伍”中的人，只要是能“對敵鬥爭”，都要“團結”，有關“歷史問題”是可以“求同存異”的；“最大限度地打擊國民黨反動派”嘛。然而一旦奪取政權成為“永久執政黨”後，內部因個人利益相互排擠和傾軋等就都來了。這時，像我父親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還如此天真地“對黨毫無保留”；他怎能不變成“靶子”被排擠被整肅呢？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建國後講求“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搞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我母親作為一個普通人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歷史問題”，自然變成“靶子”被“群眾專政”啊。

  “整人”可以說是中共維持政權的法寶之一，而且還是相互整。這樣整來整去，還覺得自己對“黨和人民政府該忠誠老實”就是個老天真啦。這點道理現在誰不明白呀，“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最多一年”嘛。

  我這樣講，並非說做人其實不該忠誠老實，問題是看你對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