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死，稅活？                               

       稅是該多收還是少收，這對美國人來說似乎是一個永遠也說不清道不明的議題。自從美國建立以來，幾乎每次選舉都離不開這個議題。雖然人們都知道稅率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公司的投資欲望，但我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從來沒有聽大家辯論過稅率的問題不是一樣活着嗎？為什麼美國人對稅收問題看得如此嚴肅呢？這也許得從美國的獨立戰爭談起。

       年輕的弗吉尼亞民團的喬治·華盛頓上校在弗州的前沿偷襲了法國人，挑起了長達七年的英國人同法國人及其印地安人的戰爭。雖然戰爭最後以英國人勝利告終，但英國人為此付出了慘重的經濟代價。戰爭直接花費的70,000,000英鎊將英國的債務推到了140,000,000英鎊。

       為了解決巨大的債務危機，英國政府先後決定向殖民地的美國人徵收食糖稅，印花稅，茶葉稅。理由是英國和法國的戰爭是為保護在殖民的英國子民花費的，當然殖民地的居民也應該分擔費用（美國人承擔的費用大約為英國人承擔的費用的1／20）。

       從來沒有給英國政府交過稅的美國人當然不幹了。反對交稅給英國政府的人認為：首先，收稅是應該由當地的議會而不應該由遠在英國的國會來決定，國會裡沒有我們的代表，我們沒有義務交稅。其次，更何況美國人自己在戰爭中也有很多人員和經濟損失，很多人都缺少流動資金。另外，在與英國士兵一起對法作戰中，美國士兵也沒有得到英國人的平等對待，如弗吉尼亞的民團在戰鬥中非常勇敢卻比貪生怕死的英國士兵拿的工資少得多（為了個人的野心，喬治·華盛頓這次完全免費自願參加戰爭）。經過一波又一波的抗稅鬥爭和在國會裡的遊說，不那麼殘忍的喬治國王（相對於中國的皇帝而言，誰敢起來抗議皇命，他的九簇立即就會被誅盡）決定取消印花稅，但保持在東印度公司賣到美國的茶葉中徵收茶稅。在費城和紐約的碼頭拒絕運茶船的停靠後，船將茶葉運到波士頓的碼頭。一幫裝扮成印地安人的暴徒將茶葉丟到了波士頓的港口裡，使美麗的波士頓港變成了一個沸騰的＂茶壺＂。

        氣憤的喬治國王決定派軍隊來波士頓鎮壓暴民，開啟了英國和美國之間長達八年的戰爭。雖然戰爭以英國失敗告終，但當八年裡總共才打了兩三次勝仗的華盛頓總司令率領的一群破衣爛衫、精神疲憊的士兵從軍容整齊的英國敗軍手中接過紐約的防務時，他清醒的知道他贏得有多幸運，面臨着這個新興國家的挑戰是什麼。雖然華盛頓認為在英國和法國之間保持中立、不捲入它們之間的戰爭可以儘量減少開支，但要保護這個新興的共和國免受歐洲列強的侵略和侮辱，它必須擁有一支可以統一指揮，屬於聯盟的軍隊，這需要錢！錢從哪裡來？通過稅收！

       哪麼到底要征多少稅呢？這個國家不同於世界上以前的任何一個國家，它沒有一個一呼百應的＂君主＂，沒有人可以命令十三個相對獨立的殖民地（州）統一在自己的權威下，團結一致對外。沒有人可以隨心所欲的決定稅率的高低，但是領導他們的人必須很清楚認識到，如果人民交的稅比在英國人殖民統治時還高，哪麼人民武裝起來抗稅的目的就沒有實現，而人民為實現這個目標可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另外，經過幾年抗戰，人民在八年戰爭中遭受了巨大的經濟和人員損失，現在還受到英國的貿易制裁，沒有多少人有現金可以交稅。連華盛頓這樣的巨富在戰爭結束時都沒有什麼現金，需要靠變賣一些地產來維持正常運轉。更重要的是以托馬斯·傑弗遜等民主共和黨人認為沒有必要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領導，各個州應該有更大的自主權利來決定自己的事務，所以聯邦政府不需要向人民徵收高稅收。與之相反的是以華盛頓、亞當斯和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主義黨人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是維持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所必需的。

       最終憑藉華盛頓在指揮獨立戰爭時期建立起來的威望，主張較高稅率和政府權威的聯邦主義黨成功贏得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國家元首的選舉。然而過度集權的聯邦主義黨只用了十二年就拱手將領導國家的權力讓給了以托馬斯·傑弗遜為首的主張低稅率和州權的民主共和黨人，永久地失去了重新執政的機會。非常有趣的是，作為民主共和黨員的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在總統府---現在的白宮---被英國人付之一炬後轉而開始支持聯邦主義者們的很多主張，如增強聯邦政府的功能，這也充分體現了一個人的處境和經歷對其世界觀的影響之大。聯邦主義黨雖然隨着漢密爾頓的死亡---在決鬥中被在任副總統阿蘭·博爾槍擊身亡---而煙消雲散，然而它們的增加稅收的觀點被後來的揮戈黨和民主黨所吸收，以通過較高的稅率，增加聯邦政府的功能，加強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普通大眾和低收入人群的社會福利，增加科研投入等。

       今天，美國人民總是根據自己的需求，通過投票的方式決定他們是應該支持高稅率的民主黨還是低稅率的共和黨。民主選舉組成的政府既不能＂稅＂死自己的人民，還必須為人民提供儘可能多的服務，掌握好這個平衡還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