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大城》的作者、經濟學家陸銘曾在不同場合向在場的年輕學生問道：你們喜不喜歡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一般會有50%的人舉手，我不喜歡。為什麼？因為大城市環境差、房價高、道路擁堵。

那麼再問，如果沒有一些現有的制度方面的限制，大家畢業之後會不會選擇在這樣的大城市就業，這時候，基本上90%的學生會舉手，我會選擇在這樣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第三個問題產生了，50%的人不喜歡大城市，與此同時，90%的人會選擇留在大城市。

這就是一個全球範圍內、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例外的現象：人們一直都在向大城市集中。

城市是方便各行各業人們見面的地方

最近，北京和上海都在提出人口疏散，基於這樣一個邏輯：人太多了，導致了各種城市病。因此，北京老阿姨會對外來打工妹說，我們要建設文明城市，你這個早點攤要撤掉的。就在2015年，上海實現了進入21世紀以來的首次人口淨流出。有一種說法是，這座城市在篩選它想要的人。

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不宜居了。這個“太”到底是相對於什麼來說呢？城市人口密度減小之後，真的就“宜居”、就更利於城市發展嗎？

宜居不是人口密度低、不是公園面積大、不是樹多。為什麼全球的人們都在往看上去更加擁堵、上班時間更長的大城市來呢？因為在大城市獲得的東西要比失去的東西多，而獲得的東西就是人性裡面第一追求的東西，就是就業和收入，以及帶來的消費。所以，活力是構成宜居城市的第一個條件。而活力非常重要的來源就是創新，創新不是在書本里，而是在空氣里、在咖啡館裡，是人和人見面、交流而產生的創新，再就是消費產生的多樣性。而活力是基於人口數量和密度的，低密度的社區則很容易變成睡城，因為人口密度一低以後，服務業就很難產生規模經濟。

宜居不是公園面積大、也不是樹多，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大城市不要環保。大城市的環保，有三條，第一，綠色的出行和消費；第二，建設大量的口袋公園，面積小但是很多；第三，垂直的綠化，建築外牆的綠化，還有陽台的綠化、屋頂的綠化，大城市的宜居跟小城市的宜居和農村的宜居概念其實不一樣。

而高密度會造成的交通擁堵問題怎麼辦？建造路網、地鐵網、地上地下的交通網，越是建高密度的路網、地鐵網、地上地下連通網，就越需要人口密度，恰恰因為人口密度高，才有會有規模經濟和消費需求。

▲ 世界主要城市路網對比圖

作為國際發達城市的東京，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街區，叫做涉谷。在涉谷，這樣的商業氛圍、這樣的人流，就是城市的活力。

大城市也不應只單純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讓所謂“高素質人才”留下，驅逐所謂“低技能勞動者”。

全世界範圍內的大城市，有一個共同現象，高端勞動力和低端勞動力共同往大城市去，簡單說來，就是經濟學研究裡面說的技能互補性。在生產領域，再好的公司也要配清潔工。在生活領域，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吃和穿在消費裡面的比重越是會下降，新增的消費往往都是消費服務，而消費服務裡面的供給者又是誰呢？餐館服務員、家政服務員，都是相對來說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所以如果看國際型大都市，比如紐約，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是一起往大城市流動的。根據美國的研究，美國的大城市如果吸引一個高科技的人進來，會同時創造五個勞動力需求，有兩個分別是醫生和律師，另外三個是超市裡面的收銀員、家政服務員等。這樣高端和低端的比例是1：1。

一味對低技能勞動者進入進行管制的後果，就是勞動力成本和服務價格上漲，這會反過來影響城市對高端勞動力的吸引力，影響城市競爭力。

外地人並沒有搶占本地人資源，

蛋糕做大之後，所有人都受益

2008年，36%的紐約人出生在美國之外，接近一半的紐約人在家裡不說英語，是移民；2011年，倫敦居民中，出生在英國以外的占37%，外籍居民占了24%，白種人比例從2001年的58%降低到45%。

外地人來到城市，他一定是可以創造價值的，否則的話，城市就不可能一直在擴張。移民來到新的城市，就算得不到戶籍、得不到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他還來了，他一定是憑自己的本事拿到了一份比他創造的價值更低的工資。也就是新移民創造的價值，是超過這個人的社會成本的。

反過來，當政策制定者一味地限制人的戶籍身份的時候，外來移民在城市裡就沒有歸屬感，當一個人沒有歸屬感，就會有三種動機去儲蓄：一種是養老和預防生病，因為沒有很好的社會保障覆蓋；第二種，是人們預期未來要回老家，所以不買耐用消費品；第三種，是人們預期回到老家以後，自己的收入會下降，所以為了平滑消費，要把現在掙的錢用在未來花。在這三個因素的制約下，當一個人沒有本地城鎮戶籍的時候，他的消費會比有城鎮戶籍的可比對象低17%到20%。

當大家去儲蓄的時候，節省下來的錢往往是本來可以消費服務的錢。但是服務的提供者是誰呢？其實很多是大城市的本地人。有研究發現，當一個城市裡面的外地人把越多的錢寄回老家，他所在的城市裡面本地人的工資就越低，相當於有一塊需求通過匯款匯回老家了。所以實際上，戶籍制度這種對外地人的限制是不利於本地人的收入提高的。

戶籍制度導致社會分割、是勞動力市場的障礙，而且在社會的維度上會導致外來的人口不幸福、對社會和政府不信任，並且會出現居住區的分割，而且會影響公共參與。

總之，如果城市存在因戶籍制度區分而造成的二元分割，會是一個社會和諧的隱患。

站在無知之幕背後，

私利和個人情感不能作為公共問題的討論基礎

羅爾斯所著《正義論》中最核心的一個觀點，就是“無知之幕”。所謂“無知之幕”，大意就是人們在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假定身處在一個幕布之後，約定好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走出這個幕布後，將在社會/組織里處於什麼樣的角色，可能是市長、也可能是清潔工，在此情況下來討論某一政策或約定。如此，人們達成的公共政策的結論才可能是公正的，否則就很難避免人們希望操縱公共政策來為自己謀利。而且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將來的位置，因此這一過程下的決策一般能保證將來最弱勢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護。

反觀在城市問題的討論中，堅決反對放開戶籍的人，往往就是好不容易拿到了城市戶籍的，大城市裡希望控制人口規模、要把別人趕走的人，基本上都是這個邏輯：你們走，我留下。人們在討論公共政策問題的時候，經常會有這樣一個立場，就是希望公共政策為自己服務，嚴格說這就是矛盾。如果一個公共政策只為少數群體來服務的話，就不是一個公共政策。

人們都痛恨腐敗，腐敗本質上就是特權，尤其當這個特權是一種公權力的時候，由公權力帶來自己福利的增長或者收益的增長，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但今天很多公共政策導致的結果，和人們所反對的腐敗是一回事，都是用公共的權力來維護私人的利益。一些看上去叫公共政策的這些政策，其實是在保護一部分有特權的人的利益，所以才變得那麼難改革。

大家都不是聖人，但是老祖宗還留給我們一條智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我們對一個政策有一個主張，或者有一個觀點的時候，換位思考一下，如果在這個政策之下你是受損者，你願意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邏輯就是今天我讓步一下，明天你讓步一下，這樣的話，在相互的妥協過程當中，大家都學會用對方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讓這個公共政策達到的某種結果，就是如果人們換一個位置，我是你，你是我，也覺得這個結果可行。這樣的話，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生活里、談判里，形成一種動態的、對彼此來講都有利的一個結果。

在大城市裡面，所謂的公共其實是一個更大的範疇，人們希望形成制度、達成契約的都是一些陌生人，跟陌生人、利益不直接相關的人，如何達到一種公共生活裡面有規則的妥協？這個其實超越了某一個很具體的政策的爭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需要一起學習如何去過真正的公共生活，讓公共政策的決策能夠更加的理性、科學，並且有利於整個社會福祉的增長。

《大國大城》的作者、經濟學家陸銘曾在不同場合向在場的年輕學生問道：你們喜不喜歡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一般會有50%的人舉手，我不喜歡。為什麼？因為大城市環境差、房價高、道路擁堵。

那麼再問，如果沒有一些現有的制度方面的限制，大家畢業之後會不會選擇在這樣的大城市就業，這時候，基本上90%的學生會舉手，我會選擇在這樣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第三個問題產生了，50%的人不喜歡大城市，與此同時，90%的人會選擇留在大城市。

這就是一個全球範圍內、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例外的現象：人們一直都在向大城市集中。

城市是方便各行各業人們見面的地方

最近，北京和上海都在提出人口疏散，基於這樣一個邏輯：人太多了，導致了各種城市病。因此，北京老阿姨會對外來打工妹說，我們要建設文明城市，你這個早點攤要撤掉的。就在2015年，上海實現了進入21世紀以來的首次人口淨流出。有一種說法是，這座城市在篩選它想要的人。

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不宜居了。這個“太”到底是相對於什麼來說呢？城市人口密度減小之後，真的就“宜居”、就更利於城市發展嗎？

宜居不是人口密度低、不是公園面積大、不是樹多。為什麼全球的人們都在往看上去更加擁堵、上班時間更長的大城市來呢？因為在大城市獲得的東西要比失去的東西多，而獲得的東西就是人性裡面第一追求的東西，就是就業和收入，以及帶來的消費。所以，活力是構成宜居城市的第一個條件。而活力非常重要的來源就是創新，創新不是在書本里，而是在空氣里、在咖啡館裡，是人和人見面、交流而產生的創新，再就是消費產生的多樣性。而活力是基於人口數量和密度的，低密度的社區則很容易變成睡城，因為人口密度一低以後，服務業就很難產生規模經濟。

宜居不是公園面積大、也不是樹多，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大城市不要環保。大城市的環保，有三條，第一，綠色的出行和消費；第二，建設大量的口袋公園，面積小但是很多；第三，垂直的綠化，建築外牆的綠化，還有陽台的綠化、屋頂的綠化，大城市的宜居跟小城市的宜居和農村的宜居概念其實不一樣。

而高密度會造成的交通擁堵問題怎麼辦？建造路網、地鐵網、地上地下的交通網，越是建高密度的路網、地鐵網、地上地下連通網，就越需要人口密度，恰恰因為人口密度高，才有會有規模經濟和消費需求。

▲ 世界主要城市路網對比圖

作為國際發達城市的東京，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街區，叫做涉谷。在涉谷，這樣的商業氛圍、這樣的人流，就是城市的活力。

大城市也不應只單純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讓所謂“高素質人才”留下，驅逐所謂“低技能勞動者”。

全世界範圍內的大城市，有一個共同現象，高端勞動力和低端勞動力共同往大城市去，簡單說來，就是經濟學研究裡面說的技能互補性。在生產領域，再好的公司也要配清潔工。在生活領域，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吃和穿在消費裡面的比重越是會下降，新增的消費往往都是消費服務，而消費服務裡面的供給者又是誰呢？餐館服務員、家政服務員，都是相對來說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所以如果看國際型大都市，比如紐約，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是一起往大城市流動的。根據美國的研究，美國的大城市如果吸引一個高科技的人進來，會同時創造五個勞動力需求，有兩個分別是醫生和律師，另外三個是超市裡面的收銀員、家政服務員等。這樣高端和低端的比例是1：1。

一味對低技能勞動者進入進行管制的後果，就是勞動力成本和服務價格上漲，這會反過來影響城市對高端勞動力的吸引力，影響城市競爭力。

外地人並沒有搶占本地人資源，

蛋糕做大之後，所有人都受益

2008年，36%的紐約人出生在美國之外，接近一半的紐約人在家裡不說英語，是移民；2011年，倫敦居民中，出生在英國以外的占37%，外籍居民占了24%，白種人比例從2001年的58%降低到45%。

外地人來到城市，他一定是可以創造價值的，否則的話，城市就不可能一直在擴張。移民來到新的城市，就算得不到戶籍、得不到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他還來了，他一定是憑自己的本事拿到了一份比他創造的價值更低的工資。也就是新移民創造的價值，是超過這個人的社會成本的。

反過來，當政策制定者一味地限制人的戶籍身份的時候，外來移民在城市裡就沒有歸屬感，當一個人沒有歸屬感，就會有三種動機去儲蓄：一種是養老和預防生病，因為沒有很好的社會保障覆蓋；第二種，是人們預期未來要回老家，所以不買耐用消費品；第三種，是人們預期回到老家以後，自己的收入會下降，所以為了平滑消費，要把現在掙的錢用在未來花。在這三個因素的制約下，當一個人沒有本地城鎮戶籍的時候，他的消費會比有城鎮戶籍的可比對象低17%到20%。

當大家去儲蓄的時候，節省下來的錢往往是本來可以消費服務的錢。但是服務的提供者是誰呢？其實很多是大城市的本地人。有研究發現，當一個城市裡面的外地人把越多的錢寄回老家，他所在的城市裡面本地人的工資就越低，相當於有一塊需求通過匯款匯回老家了。所以實際上，戶籍制度這種對外地人的限制是不利於本地人的收入提高的。

戶籍制度導致社會分割、是勞動力市場的障礙，而且在社會的維度上會導致外來的人口不幸福、對社會和政府不信任，並且會出現居住區的分割，而且會影響公共參與。

總之，如果城市存在因戶籍制度區分而造成的二元分割，會是一個社會和諧的隱患。

站在無知之幕背後，

私利和個人情感不能作為公共問題的討論基礎

羅爾斯所著《正義論》中最核心的一個觀點，就是“無知之幕”。所謂“無知之幕”，大意就是人們在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假定身處在一個幕布之後，約定好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走出這個幕布後，將在社會/組織里處於什麼樣的角色，可能是市長、也可能是清潔工，在此情況下來討論某一政策或約定。如此，人們達成的公共政策的結論才可能是公正的，否則就很難避免人們希望操縱公共政策來為自己謀利。而且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將來的位置，因此這一過程下的決策一般能保證將來最弱勢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護。

反觀在城市問題的討論中，堅決反對放開戶籍的人，往往就是好不容易拿到了城市戶籍的，大城市裡希望控制人口規模、要把別人趕走的人，基本上都是這個邏輯：你們走，我留下。人們在討論公共政策問題的時候，經常會有這樣一個立場，就是希望公共政策為自己服務，嚴格說這就是矛盾。如果一個公共政策只為少數群體來服務的話，就不是一個公共政策。

人們都痛恨腐敗，腐敗本質上就是特權，尤其當這個特權是一種公權力的時候，由公權力帶來自己福利的增長或者收益的增長，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但今天很多公共政策導致的結果，和人們所反對的腐敗是一回事，都是用公共的權力來維護私人的利益。一些看上去叫公共政策的這些政策，其實是在保護一部分有特權的人的利益，所以才變得那麼難改革。

大家都不是聖人，但是老祖宗還留給我們一條智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我們對一個政策有一個主張，或者有一個觀點的時候，換位思考一下，如果在這個政策之下你是受損者，你願意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邏輯就是今天我讓步一下，明天你讓步一下，這樣的話，在相互的妥協過程當中，大家都學會用對方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讓這個公共政策達到的某種結果，就是如果人們換一個位置，我是你，你是我，也覺得這個結果可行。這樣的話，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生活里、談判里，形成一種動態的、對彼此來講都有利的一個結果。

在大城市裡面，所謂的公共其實是一個更大的範疇，人們希望形成制度、達成契約的都是一些陌生人，跟陌生人、利益不直接相關的人，如何達到一種公共生活裡面有規則的妥協？這個其實超越了某一個很具體的政策的爭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需要一起學習如何去過真正的公共生活，讓公共政策的決策能夠更加的理性、科學，並且有利於整個社會福祉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