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14 僑報記者邱晨 美國在線
69歲的醫師陶大維（David Dao，音譯，有消息稱其中文名為“杜成德”）遭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及航警粗暴對待，導致他受傷一案已引爆熱議。然而，這並非聯航與航警粗暴對待、屈辱亞裔的首宗案件，30多年前達拉斯地方法庭的Hsieh vs United Airlines一案即是證據。當年的原告、華裔企業家謝嘉居12日受訪時說，那時他在機場被戴手銬，後在警局內脫光衣物，遭受羞辱。事後謝嘉居忿而提訴，案件拖延4年不了了之。謝嘉居說，陶的案件不同：有錄像為證，還有網絡輿論的支持，勝算面大。
謝嘉居（右前）兩周前從西雅圖來洛杉磯訪問時的留影。（照片由謝嘉居提供）
今年82歲的謝嘉居看到陶大維遭聯航及航警粗暴對待的消息後說，也許陶的事件比當年聯航及航警對待他的情況還好些。他回憶說，當年他乘坐聯航從休斯敦經達拉斯飛西雅圖的飛機，座位在頭等艙，當時發生了與陶幾乎同樣的事情，然後“航空警察在頭等艙位來抓我，把我送到機場警局，像抓殺人犯一樣讓我脫光搜全身，這是莫大的侮辱。”
由於時間久遠，謝嘉居已無法記起事件發生的具體日期，但他記得是聯合航空公司要開通中國航線的那年夏天（1982年），航班起飛的時間是上午，當時謝嘉居着西裝。謝嘉居回憶說，那架航班頭等艙共8個席位，“我坐2B，另一位亞裔乘客的席位是1A，我初時以為他也是中國人。當航班飛抵達拉斯後，有兩位白人乘客從達拉斯登機，手上拿的就是1A和2B登機牌，我們都是從休斯敦先上飛機的，拿的是飛西雅圖的登機牌。”
謝嘉居說：“聯航在達拉斯機場的人不該再發重複的1A和2B的登機牌。”但這事不幸發生了。乘務人員說謝嘉居及那位日裔乘客的機票是升艙機票，為此要讓給兩位白人乘客，他與日裔乘客要去航班後面就座。“他們就叫兩名航警上來了。”謝嘉居說，那次的暴力、侮辱事件令他終生難忘。
“我用國語對1A席位上的人打招呼，並叫他‘不要讓’，才知他是日裔，他見警察上來了，就自動走到後面去了，我不走，仍坐着。警察向我要登機牌，我拿給他看，他要搶，我不給，手與手有接觸，他身材高大，我怕吃虧，登機牌被他拿去了。當時我有被欺負的感覺，是航警拉我從座位上起來的，兩人把我拉出飛機，再銬上我的雙手，是從背後反銬的。”
謝嘉居回憶說，警方把他押上車，帶到了機場附近的航警警察局內，“命令我全身脫光，一絲不掛，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搜完身後，穿好衣服再把我拘留了大概2小時吧。後來警局內的另一警官，其警銜看來要比銬我的兩名警察髙，才走來告訴我說誤會了，他們安排下午的西北航空公司航班送我回西雅圖，頭等艙，當天下午我就回到西雅圖。”
可是，“心裡真不舒服，幾天都不能睡。”謝嘉居說，因此他便請了律師，狀告聯航歧視、濫用武力、侮辱乘客、赤裸搜身及無罪入獄等罪名。謝嘉居狀告聯航的案件在德州達拉斯法院有全案紀錄：Hsieh vs United Airlines （1982年-1986年）。
30多年前，沒有今天的互聯網以及社交媒體，為此當年知道這一官司的人很少，後來這案件便不了了之了。謝嘉居回憶說，那段時間生意很忙，未盡心打官司，全權委託律師。“航空公司的律師採用拖延戰術，為了這一案件我還飛達拉斯好幾次，”後來對方賠了法庭的費用及謝嘉居的律師費，並向原告道了歉，官司就算和解了。當年謝嘉居與律師間有協議，原告沒有花費，故案子獲勝後也沒有賠償費用。那時謝嘉居是西雅圖華人中最大的企業家，“當時不在乎錢，在乎面子和平等，人家都說我笨。”
談到陶大維的案件時，謝嘉居說，他與陶的案件都是歧視案，要請好律師，把官司打到底。“現在的案件有錄像，有證人，人出飛機後的情況很重要。” 他說，與當年他的案件相比，陶的案件勝算面很大——陶大維“事件我支持傷者，如用到我，我願意做歷史證人。”
過去50餘年來，謝嘉居多次以種族歧視等罪名狀告政府或大公司，其中以1971年狀告西雅圖政府案最有代表性。1968年，謝嘉居在西雅圖市府水利工程部任職助理工程師，綠卡身份。而當年綠卡身份無資格成為公務員，為此許多移民工作多年依然是試用工。當年由於全美工程行業的不景氣，波音飛機公司解僱了40多名工程師。此時西雅圖市政府決定解僱大部分華人工程師和一些持綠卡的雇員，以便把這些職位讓給從波音公司出來的工程師。
謝嘉居並不認同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因此連同被解僱的17個同事狀告西雅圖市公務員委員會。這17人中除一名印度籍外，均為華人。經過2年多的堅持，謝嘉居最終在華盛頓州高等法院贏得了官司，從此改變了公務員法規，案件結束後移民雇員馬上可以參加公務員考試，與公民一樣享有平等待遇，在政府部門名正言順地任職、晉升、享有所有福利。
謝嘉居出生在香港，後到台灣攻讀空軍及陸軍學校，是黃埔軍校第27屆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