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什麼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無論是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還是中國社會亂相重重，對其發揮關鍵作用的，還是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發現社會的基本矛盾，對於理解社會現象有解決社會問題是不可或缺的。
官方對於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如此表述的：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浮塵先生認為這種表述似乎很正確，但很含混，不得要領。這個表述換一種說法，就是欲望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那麼，這個表述可以說放在任何時候、任何社會、任何民族都是適合的。但是，它不得要領，它沒有說明白，到底是什麼導致了落後的生產力。這一方面，還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的表述更為切中要害，即人類社會的矛盾始終都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之間的矛盾。具體到某個社會階段，這些矛盾的各個方面具有不同的內含。所以，浮塵先生認為，要搞清楚中國社會過去及現在其基本矛盾是什麼，就必須明白到底是什麼限制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什麼不適應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什麼背離的中國社會客觀現實。
自從毛太祖死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並非毫無所為。廢除了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國策、廢除了家庭成份的劃分而實行了居民身份證制度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亮點。除此之外，承認私有資本和外來資本的合法性，推行公司制，頒布和實施《公司法》，頒布和實施《物權法》等，既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也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這些改革為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鋪平了道路。但是無論怎麼改，鄧公設立了一個框框，即所謂肆項原則，一百年不能變。肆項原則，一個是黨的領導、一個是社會主義制度、一個是馬列毛思想、一個是人民民主專政，四位一體。
經濟上要搞市場經濟，政治上卻堅持肆項原則，這便是三十多年來，以及未來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搞的市場經濟是有限度的，是不徹底的。
市場經濟與肆項原則之間的衝突存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市場經濟要求全體公民是平等主體，具備契約自由的權利，但人民民主專政奉行階級鬥爭哲學，將公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一部分階級統治另一部分階級，公民之間的關係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第二，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財產的私有，參與市場交換的各個主體對於自己的財產具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支配權，能夠獨立自主地對自己的財產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處置的權利。而社會主義性質是建立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制度，與財產的私有制是不相容的。
第三，市場經濟制度要求市場保持自由競爭，要求社會資源由市場配置。但是，為了保持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就必須公有制為主導，保持國有資本的主導和統治地位。可是，資本是牟利的，它並不會自動地識別你是公有制的實體還是私有制的實體。因此，為了保持公有資本的主導地位，便不得運用政府權力人為地配置資源，將主要的資源向國有制經濟配置。這就是所謂的雙軌制：微觀領域的市場經濟與宏觀層面的計劃經濟並存。在各級政府手中掌握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權力，權力尋租和腐敗應運而生。
第四，市場經濟要求經濟主體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以法治國是天經地義的。法治的基礎，當然只有民主政治，不存在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任何社會團體和組織，這與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是不相匹配的。
第五，市場經濟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市場主體之間的自由競爭，與此相對應的是政治上的自由競爭，即實行民主政治，反對權力的壟斷，與一黨獨裁是不相容的。
第六，市場經濟強調納稅人的觀念，強調納稅人的主導意識，政府受納稅人的委託行使社會管理職能。因此，執政者由納稅人自由選擇，也就是由納稅人民主選舉產生，受納稅人委託，為納稅人服務。這一點也反民主的極權政治也是不相容的。
第七，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本質上就是階級鬥爭哲學，自然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
由此可見，要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鄧小平所強調的肆項原則是根本無法相匹配的。在改革之初，從計劃經濟向初級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這種衝突尚可取得某種程度的緩和和迂迴，但是，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的時候，市場經濟與肆項原則之間尖銳衝突便無法迴避。當年在理論上無法解決市場與肆項原則的衝突，總設計師提出了不爭論的觀點，接着又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資本主義也可以有計劃。實質上是迴避了這種矛盾，並沒有能夠解決這個矛盾。
這就是中國的基本現實，如果一定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說，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肆項原則與深化改革之間的矛盾，也就是中國社會發展對於民主憲政的客觀需求與肆項原則之間的矛盾，簡單地說就是“政左”與“經右”之間的矛盾。從國家總體範圍內來看，就是思想與行為之間的矛盾、價值觀與和行為之間的矛盾、目標與過程之間的矛盾。如果將整個民族類比為一個人，她的精神與行為是矛盾的，所做並非所思，那麼這個人就是精神病人。
一個國家、民族長期處於這種精神與行為矛盾的狀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嚴重的後果。除了前文所述的種種亂相，最大的惡果就是政府政策與社會民眾思想意識之間的巨大落差：政府的政策還在四個圈圈（肆項原則）中打轉轉，但大部分民眾思想早已認同民主、法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凡官方的言論必遭圍剿、必遭反對、必被質疑，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此。其次，這個矛盾加劇民眾在思想觀念上分化，一部分民眾留戀文革，另一部分民眾嚮往民主政治，似水火不容，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最後，即便在官員階層，也存在民主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嚴重分化，導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高層的改革舉措阻力重重舉步維艱。此凡種種，官民分裂、族群分裂日益嚴重，各種矛盾激化，社會戾氣嚴重，公共道德滑坡，惡性案件頻發，整個國家註定無法形成合力。
中國形形色色亂相的總根子，就在這裡。
六、決定中國社會發展方向主要因素的彼消此長
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提出貓論，提出不爭論論。但是，發展難道僅僅是經濟發展？甚至僅僅是GDP的增長？我們在發展上漏掉了什麼要命的東西沒有？政治體制沒有發展難道也叫發展。不爭論只是暫時壓制了爭論，分歧依然，條件成熟時的會更加劇烈暴發出來。鄧小平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儲就是好貓。我們在經濟方面是貫徹了貓論，但是在政治領域恰恰相反，堅持的是反貓論：不管你這貓再會抓老儲，只要不是我要的貓就不是好貓。
原來認為先搞經濟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想法似有理，但是，協調配套的改革與倒逼式的改革，最終會達到相同的目標嗎？建立在不同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制度會可能一樣嗎？如果是這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便是狗屁。當中國三十多年一條腿走路，已經將一個畸形的權貴資本主義怪物養大的時候，你再想改革，再想改回原來設想的樣子，那就不是你能說了算了。因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你想倒逼它，它也會倒逼你。
傳統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腳踏實地地探索國家治理，將國家治理好是這些國家政治家的唯一企圖，也是國民的唯一企圖，沒有那麼多堂而皇之卻心懷鬼胎的企圖。所以，在發現資本的牟利本性可能帶來對於公共利益的侵害後，這些國家想出了各種有效的辦法平衡了這種力量。為什麼人家能夠做到而中國沒能做到，唯一的原因便是這些國家有民主制度作為保障。民主就意味着全員的訴求表達和決策的陽光，民主制度保證了方方面面不允許少數人不當獲利；在民主制度下建立的司法體系獨立於任何黨派和利益集團，保證了全社會法治環境，反過來這種司法體系又保證了民主制度的神聖性和穩定性。歸納起來：西方民主國家採用了私有制激發了財富創造的動力問題，為社會的富利創造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用民主制度解決了權力約束和公共福利、二次分配問題，保證了相對的社會公平和和諧。但是在中國，三十多年來只做了一件事，即引入了私有經濟的因素，激發了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動力，至於如何扼制資本的貪慾無度、如何解決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如何約束權力這些至關重要的方面，卻無所作為。結果便成功地孕育了經右政左，這種畸形的雙軌制怪胎（另一種雙軌制，不同於前述的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這種被官方一再歌頌、堅持、誓死捍衛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是導致中國社會種種亂相的根本原因。
一國之社會系統是一個典型的耗散結構。耗散結構理論告訴我們，系統的有序性維持需要系統吸收的能量超過其消耗的能量，當系統的能量吸收小於其消耗時，這個體系就進入到了熵增大（系統有序性減少）的進程之中，實質就是進入消亡的階段。而決定一個耗散結構熵值的，必定是其體系內部的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至今天，決定中國社會熵值的各種因素彼消此長，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小崗村承包土地開始，至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直到本世紀初，共有近十八年時間裡，私有制因素創造的有序性強於其它不利因素，中國社會的熵值是下降的，社會有序性是增加的。進入本世紀後，權貴資本占據了上峰，雙軌制的惡果全面顯現，經濟改革停滯不前，國進民退，政府的權力不斷加強，中國社會的熵值其實已開始上升，社會的無序性開始增大。從此，儘管中國表面上還在繼續繁榮，其實骨子裡，衰退已不是預想，而成了現實。至2012年習大大上任之前，中國社會已達到了最大熵值，民怨沸騰，人心浮動。經過兩年多的強力反腐，中央高層有效地減少了熵值，中國社會的有序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是，直到今天為止，導致中國社會無序的內在因素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熵值增加的大趨勢並沒有改變，中央兩年來所做的諸如反腐動作仍然是治標不治本，甚至在意識形態方面有明顯的左傾化趨勢。
當前，決定中國社會有序性的各個因素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令人無法樂觀。具體分析如下。
因素一，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甚至倒退；
因素二，經濟體制改革因素，根本性的改革已經結束，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經濟體制改革只能是修修補補，市場經濟難成正果，口頭上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化全面化發展，但受限於社會性質的顧忌，一進三退；
因素三，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這個因素仍然在起着正面的作用，但價值窪地已不甚明顯，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基數以及人工成本的迅速上升，對外貿易的順差幅度在逐年縮小，對外資的吸引力開始下降；
因素四，技術進步
這一因素的作用在增加，國民素質的提高、技術基礎加強，中國的技術進步已進入到加速階段，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這個趨勢不可逆轉；
因素五，自然資源
這個因素相當不樂觀，成為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
因素六、人口紅利
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因素七、國家戰略及國際環境
這個因素沒有改變
因素八、內需消費
消費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如過去那麼巨大和強烈，但是作用仍然相當可觀，剛性消費和消費升級兩個方面均有相當的潛力。但是，房地產行業的需求下降很快。
因素九、雙軌制
雙軌制對於過去三十年的經濟超速增長起到過作用，但同時帶來的諸多負面因素，也是中國亂相的主要根源。這個因素在下一階段仍然存在，存在的時間及規模取決於政治體治改革的力度，但前景不可樂觀。
因素十、自然環境因素
自然環境的紅利被過去三十年消耗怠盡，未來是一個壓力因素。
因素十一、國民意識和價值觀
與前三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完全不同，當今中國社會的國民意識與價值觀多元化和混亂化程度之高是空前的。三十年前，批判兩個凡是，對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將國人的意識與價值觀空前地統一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一命題上，將全社會的精力統一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合力，取得了近二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進入本世紀後，由於政治改革滯後導致的各種社會亂相叢生，國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開始出現巨大的分化和尖銳的對立。令人欣慰的是，民主和法治觀念增強和公民意識的覺醒趨勢開始形成。這個因素加上技術進步因素，也許是中國社會未來唯一的希望所在。
與三十多年前啟動改革相比，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十一個因素中，經濟體制改革、政治環境（政治體制改革）、自然環境、自然資源、人口紅利、對外開放六大因素明顯惡化，而雙軌制則是新增的不利因素，內需消費、國際環境兩個因素變化不大，唯有技術進步與國民意識得到改善。總體來說，有利因素減少，不利因素增加了。
七、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因為肆項原則成為導致當今中國社會各種亂相的根源，因此，如果要真正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改的就是肆項原則。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在思想意識形態拋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價值觀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接納基本人權至上的普世價值觀；開放黨禁，培育多黨競爭的民主土壤，還給公民真正的選票；保護私權，真正改革政府權力體系，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將資源配置權力真正交給市場；拋棄名存實亡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實施依法治國，保證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此可知，政治體制的深入改革到了革執政黨自己的命的時候。這種改革，才真正是烈士斷腕，置死地而後生，考驗着執政黨的智慧、胸襟、膽識和終極追求。改革如果能夠徹底，對於當今的執政黨也是脫胎換骨的轉變：從一個革命黨轉變為一個執政黨、從一個專政黨轉變為民主黨、從一個依靠槍桿子上台的黨轉變為一個靠公民選票上台的黨。但同時也意味着，它有可能從一個執政黨變成了一個在野黨。
當今的執政黨一再聲稱除了人民的利益，它沒有自己的利益。能不能拋棄江山意識，為中華民族引領政治改革，是檢驗其承諾的試金石。
顯然，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要實現政治體制的深化改革，唯一的條件恐怕是需要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偉人出現。
但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人物的影子。鐵腕治黨的當今黨首能夠強力反腐，但他無力也不想撼動肆項原則，相反，他在加強黨對於這個社會的控制力，他堅信依靠肆項原則也能夠實現中國社會的繼續進步與發展，甚至他相信這種發展將超越從前的任何階段。因此他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之夢戰略。
那麼，中國之路，將沿着不實施實質性的政治改革，繼續維持肆項原則，對經濟體制小修小改這種方式的道路走下去，繼續保持着“政左經右”的中國特色。
歷史規律能否超越，將留給時間來證明。但是，留給當今聖上實現其中國夢的時間並不充裕。
八、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後果
不改變肆項原則，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會有怎樣的結局？
第一種可能，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光環下繼續偉光正，亂相繼續存在甚至創新，最終社會矛盾不可調和，底層民眾揭竿而起，暴力革命再次暴發。底層民眾暴力革命若失敗，中國將陷入更嚴重的強權政治，甚至軍人執政；若革命成功，中國將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貧農與流氓無產者執政的時代，新的毛太祖應運而生。
另一種可能，反腐獲得顯著成效，從嚴治黨和政府職能轉變有所作為，社會矛盾明顯緩解，中國出現短暫的和平和繁榮景象。但是，習之後一切可能回到原點。這種情況下，不過是將中國的暴力革命向後推延了一段時間而已。
第三種可能，在外部因素的支持下中國暴發所謂顏色革命，最理想的結果是屆時出現一支足夠權威的民主力量引領中國實現憲政民主體制。否則，就憑中國社會價值觀迥異、種群分裂的現實，社會動盪不安或許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九、結語
能夠引領中國社會實現平穩進步的民主力量一定是來自大部分公民，這些公民具有堅定的民主意識。浮塵先生寄希望於公民社會的養成，寄希望於普世價值。唯有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才能創造一個民主與法制社會，才能由公民主導政治權力，彌合社會裂痕，減少社會熵值，增強有序性，推動社會進步。但是，實現這一目標並非一日之功，普世價值、民主意識需要啟蒙和滲透，中國尤其如此。這也是浮塵先生著此文的目的。 蒼天一浮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