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國務院出台的《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要求“一參一控”原則，即一家機構或者受同一實際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機構，參股證券公司的數量不得超過兩家，其中控股證券公司的數量不得超過一家，簡言之，一家機構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證券公司外加參股一家證券公司，並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達標。

　　而此時民族證券的第一大股東首都機場還控制有金元證券。2010年春節前後，在首都機場集團董事長張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證券為主、吸收合併民族證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絕後，張志忠辭去相關職務，後被刑拘。

　　2010年12月，首都機場宣布轉讓61.25%的民族證券國有股權。2011年1月13日，這筆股權於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價為16億元。

　　該價格被認為是白菜價。掛牌通告顯示，評估基準日為2010年6月30日，民族證券淨資產賬面價值為17.81億元，評估值為25.04億元。當時即有媒體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權轉讓市場中，比較普遍的轉讓價為市淨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業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手中民族證券股權時的2.75倍市淨率計算，首都機場手中的民族證券股權應該值30億元。

　　但是首都機場對競買者設下高門檻，即由三家以上國有獨資企業(非金融機構)組成聯合受讓體，每家企業實收資本不低於500億元，2009年末淨資產不低於2000億元。這基本是一個無法滿足的條件。

　　民族證券掛牌期滿，無人摘牌。具有優先受讓權的五家股東中，只有郭文貴的政泉置業提交了受讓申請。經過證監會批准，政泉置業一躍成為民族證券第一大股東，合計持股68.07%。後郭文貴通過增資，將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貴逐步入手民族證券過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龍舉報。曲龍稱，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優秀會員之一，在向北交所匯報情況後，北交所推遲了郭文貴取得首都機場所持股份的進度。

　　曲龍在舉報材料中稱；“2009年至2011年，郭文貴夥同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個別工作人員，以國家安全工作需要為名，多次開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總局、首都機場集團將首都機場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低價轉讓給政泉置業。而在收購過程中，為避免正常收購競爭和溢價，郭文貴以同樣手段，藉助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力量，以國家安全部的名義，由河北政法委協調河北銀監局，將石家莊商業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以協議形式低價收歸政泉置業。之後，郭文貴還夥同安全部等部門工作人員，向北京國資委、北京產權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馬建以安全部名義親自出面協調，要求北交所設置排他性條件，使得政泉公司成為唯一受讓人……郭文貴與少數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內外勾結，致使優良的是數十億國有資產流失。”

　　曲龍在舉報材料中稱，他向安全部紀委等相關部門實名舉報之後，“郭文貴卻在第一時間致電我，明確告知其完全知曉我實名舉報之事，恐嚇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數時日吧！’這一不合常規的情況，令我極端震驚。”

　　一位熟悉民族證券的業內人士也向記者證實，在首都機場股權轉讓以及後續增資中，確實有安全部官員上門找到民族證券的主要股東，“他們態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紹信，口頭上稱郭文貴的公司是我們合作夥伴，希望關照，價格低一些，以後不會虧待你們這些股東”。

　　郭文貴前後出資18.91億元控股民族證券八成多的股份，在與方正證券合併後，其持股市值更達到200億元。那麼精明的李友為何要引入很多人都避而遠之的郭文貴？是看中其背後資源，還是另有所圖？或許要等李友、馬建案公布才能縷清。

　　致命的交惡

　　一位與郭文貴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李友與郭文貴早就相識，也正是郭文貴將馬建介紹給李友。在重組民族證券過程中，三個人還一起吃過好幾次飯。2013年5月，郭文貴注資民族證券時缺少資金，還通過方正集團旗下的方正東亞信託融資80億元，絕大部分資金用於增資民族證券，抵押物是政泉控股的地產項目及民族證券股權。2013年10月，方正東亞信託向上海銀行轉讓了這筆49億元、為期兩年的債權，簽下一筆七方合同的收益權，包括上海銀行、政泉控股、郭文貴、方正東亞信託、方正集團等。

　　這位人士稱，就是這筆融資讓郭文貴與李友決裂。當時政泉控股提出用過橋資金解除抵押，以盤活被質押的部分股票和資產，並找到金融機構，同意政泉控股僅以18億股方正證券股票質押就可放款49億元。但方正集團對上海銀行表示，要按照合同繼續履行一年，不允許提前還款。

　　政泉控股在方正集團的借款並不僅此49億元。一個月後，政泉控股在方正東亞信託另有一筆一年期的2.3億元貸款即將到期。“政泉控股提前20多天發了一個提請延期函過去，一直沒有回覆。在距離還款日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東亞信託負責人的電話關機。離還款期限不到24小時，東亞信託突然給政泉控股發函，表示不允許延期。如果政泉控股當天還不上這2.3億元，其貸款卡就會出現不良而引發新的連鎖反應。”他說，從那時起，郭文貴認定李友是故意想逼政泉控股資金鍊斷裂。

　　這個說法與政泉控股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北大方正的高管則宣稱，兩方交惡源於政泉想控制方正證券的董事會——也許兩方的說法都不算錯。郭文貴和李友這兩個江湖老手的合作，從一開始就是同床異夢。

　　早在民族證券與方正證券重組之前，上述接近郭文貴的人士就斷言，郭文貴肯定會把李友趕走，控制這個公司，“李友根本就不是郭文貴的對手”。

　　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從去年12月19日凌晨逃離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帶走期間，李友曾給有關部門寫信，舉報了郭文貴和馬建。“李友把錢直接打到馬建家人的賬戶上，證據確鑿，馬建被查之後他家人也有被帶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報了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被調查的消息，多位消息人士稱，實際上馬建最遲在1月7日就被帶走。

　　財新記者獲悉，繼馬建之後，其弟弟馬龍、前任秘書亦被調查，馬龍在一家金融投資機構當副總。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別墅，6名情婦和兩個私生子，其中兩名情婦亦為安全系統官員。在馬建落馬前後，安全部還有至少兩名局級幹部被帶走。據稱，有關部門調查發現，馬建親自掌握的一個處，居然擁有國內經濟犯罪大案要案的辦案及動用技術手段授權，在郭文貴、馬建的內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竊用為官商勾結巧取豪奪的利器。該處有多名幹部遭到調查。

　　出身山東普通家庭的郭文貴何以能結識到安全、政法部門的領導層，目前還不得而知。數位熟悉郭文貴的人士稱，多年來他刻意結識上述部門的官員。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剛出道，郭文貴就表現出深諳政商之道的資質，極善於結交權貴。在河南期間，郭文貴與1995年-2001年的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王有傑關係密切。1999年11月，香港兆澤投資有限公司收購了裕達置業，王有傑的兒子王鍇曾任該公司董事。香港兆澤投資有限公司實際為郭文貴以名為郭浩雲的香港身份控制。

　　王有傑認為郭文貴講義氣、可以信任。在家人發生盜竊案後，王有傑通過兒子王鍇，將價值數百萬元人民幣的美元和人民幣現金轉移至裕達置業存放。

　　2005年，已轉任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王有傑被中紀委調查，2007年1月以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執行。王有傑的判決書顯示，其擔任鄭州市委書記期間，與鄭州多位房地產商交厚，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承攬工程、收購國有資產、徵用土地、工程開發等方面謀取利益。

　　多位消息人士對財新記者稱，王有傑事發時，郭文貴曾舉報王有傑以證清白。但亦有見識過郭文貴在北京“一送千金”豪邁手段的人表示，為幾百萬就翻臉，不太像郭文貴的做派。

　　有舉報稱，郭文貴長期以來依靠他控制的河南裕達國貿酒店、北京盤古七星酒店接觸領導官員，而後利用酒店內的高檔娛樂設施、奢侈品和色情從業者，進行拉攏腐蝕，並用隱秘的音像設備攝錄領導幹部的不光彩一面，以此要挾。

　　郭文貴喜歡四合院，經常向朋友炫耀自己位於北京後海銀錠橋附近的四合院，裝修豪華，石材專門從意大利進口。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這套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多年前售價就有6億元，平時戒備森嚴，有20多個保鏢，出入車輛都是防彈車。郭文貴在此招待高層級的顯貴。

　　很多人還被他請去參觀盤古大觀頂層的空中四合院。盤古大觀公寓、酒店和商業三座樓的頂部，都加建了兩層坡屋頂複合式四合院，共12組。北京市規劃委2010年2月22日公布的信息顯示，這些四合院是未經規劃許可而擅自修建的違章建築，共增加違法建築面積11297.62平方米，但此後也未讓拆除。坊間傳言，多位與郭文貴熟悉的領導、商人在盤古大觀擁有可鳥瞰奧運村的空中四合院。 據悉，某官員的女婿、一位投資界的知名人士就買了一套四合院，但抱怨不能過戶。

　　多位接近郭文貴的知情者告訴財新記者，郭文貴外表隨和，總是笑臉迎人，但長於權術，城府較深，待人貌似很好，乍見之下往往給人留下好印象，下手卻黑。

　　“圓臉、大耳朵，很有佛像，也經常對人說自己信佛，還說會氣功。”一位與郭文貴有過商業合作的“老江湖”稱，“但他說的話不可信，連自己的出生地都能編出不同的地方來。”

　　老江湖的說法還包括：因為郭文貴經常給人偷錄，所以也防範別人偷錄自己；很少離開自己的盤古七星酒店和四合院，即便參加公開活動，也提前通知不允許拍照，所以網上難以找到他的照片。

　　如果從第一個項目河南裕達國貿大廈算起，郭文貴在二十年間構建了數百億元的龐大資產，在2014年的胡潤百富中國富豪榜中以155億的個人資產，從2013年的第323名(58億元身價)飆升至第74位。目前郭文貴正滯留國外，遙控指揮國內企業的運轉並在海外喊話，支持中央查辦馬建。出國躲事對他來說並不新鮮，每每都能成功躲過風頭回來，但這次恐怕前途未卜。

　　而此時民族證券的第一大股東首都機場還控制有金元證券。2010年春節前後，在首都機場集團董事長張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證券為主、吸收合併民族證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絕後，張志忠辭去相關職務，後被刑拘。

　　2010年12月，首都機場宣布轉讓61.25%的民族證券國有股權。2011年1月13日，這筆股權於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價為16億元。

　　該價格被認為是白菜價。掛牌通告顯示，評估基準日為2010年6月30日，民族證券淨資產賬面價值為17.81億元，評估值為25.04億元。當時即有媒體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權轉讓市場中，比較普遍的轉讓價為市淨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業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手中民族證券股權時的2.75倍市淨率計算，首都機場手中的民族證券股權應該值30億元。

　　但是首都機場對競買者設下高門檻，即由三家以上國有獨資企業(非金融機構)組成聯合受讓體，每家企業實收資本不低於500億元，2009年末淨資產不低於2000億元。這基本是一個無法滿足的條件。

　　民族證券掛牌期滿，無人摘牌。具有優先受讓權的五家股東中，只有郭文貴的政泉置業提交了受讓申請。經過證監會批准，政泉置業一躍成為民族證券第一大股東，合計持股68.07%。後郭文貴通過增資，將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貴逐步入手民族證券過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龍舉報。曲龍稱，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優秀會員之一，在向北交所匯報情況後，北交所推遲了郭文貴取得首都機場所持股份的進度。

　　曲龍在舉報材料中稱；“2009年至2011年，郭文貴夥同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個別工作人員，以國家安全工作需要為名，多次開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總局、首都機場集團將首都機場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低價轉讓給政泉置業。而在收購過程中，為避免正常收購競爭和溢價，郭文貴以同樣手段，藉助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力量，以國家安全部的名義，由河北政法委協調河北銀監局，將石家莊商業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以協議形式低價收歸政泉置業。之後，郭文貴還夥同安全部等部門工作人員，向北京國資委、北京產權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馬建以安全部名義親自出面協調，要求北交所設置排他性條件，使得政泉公司成為唯一受讓人……郭文貴與少數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內外勾結，致使優良的是數十億國有資產流失。”

　　曲龍在舉報材料中稱，他向安全部紀委等相關部門實名舉報之後，“郭文貴卻在第一時間致電我，明確告知其完全知曉我實名舉報之事，恐嚇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數時日吧！’這一不合常規的情況，令我極端震驚。”

　　一位熟悉民族證券的業內人士也向記者證實，在首都機場股權轉讓以及後續增資中，確實有安全部官員上門找到民族證券的主要股東，“他們態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紹信，口頭上稱郭文貴的公司是我們合作夥伴，希望關照，價格低一些，以後不會虧待你們這些股東”。

　　郭文貴前後出資18.91億元控股民族證券八成多的股份，在與方正證券合併後，其持股市值更達到200億元。那麼精明的李友為何要引入很多人都避而遠之的郭文貴？是看中其背後資源，還是另有所圖？或許要等李友、馬建案公布才能縷清。

　　致命的交惡

　　一位與郭文貴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李友與郭文貴早就相識，也正是郭文貴將馬建介紹給李友。在重組民族證券過程中，三個人還一起吃過好幾次飯。2013年5月，郭文貴注資民族證券時缺少資金，還通過方正集團旗下的方正東亞信託融資80億元，絕大部分資金用於增資民族證券，抵押物是政泉控股的地產項目及民族證券股權。2013年10月，方正東亞信託向上海銀行轉讓了這筆49億元、為期兩年的債權，簽下一筆七方合同的收益權，包括上海銀行、政泉控股、郭文貴、方正東亞信託、方正集團等。

　　這位人士稱，就是這筆融資讓郭文貴與李友決裂。當時政泉控股提出用過橋資金解除抵押，以盤活被質押的部分股票和資產，並找到金融機構，同意政泉控股僅以18億股方正證券股票質押就可放款49億元。但方正集團對上海銀行表示，要按照合同繼續履行一年，不允許提前還款。

　　政泉控股在方正集團的借款並不僅此49億元。一個月後，政泉控股在方正東亞信託另有一筆一年期的2.3億元貸款即將到期。“政泉控股提前20多天發了一個提請延期函過去，一直沒有回覆。在距離還款日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東亞信託負責人的電話關機。離還款期限不到24小時，東亞信託突然給政泉控股發函，表示不允許延期。如果政泉控股當天還不上這2.3億元，其貸款卡就會出現不良而引發新的連鎖反應。”他說，從那時起，郭文貴認定李友是故意想逼政泉控股資金鍊斷裂。

　　這個說法與政泉控股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北大方正的高管則宣稱，兩方交惡源於政泉想控制方正證券的董事會——也許兩方的說法都不算錯。郭文貴和李友這兩個江湖老手的合作，從一開始就是同床異夢。

　　早在民族證券與方正證券重組之前，上述接近郭文貴的人士就斷言，郭文貴肯定會把李友趕走，控制這個公司，“李友根本就不是郭文貴的對手”。

　　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從去年12月19日凌晨逃離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帶走期間，李友曾給有關部門寫信，舉報了郭文貴和馬建。“李友把錢直接打到馬建家人的賬戶上，證據確鑿，馬建被查之後他家人也有被帶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報了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被調查的消息，多位消息人士稱，實際上馬建最遲在1月7日就被帶走。

　　財新記者獲悉，繼馬建之後，其弟弟馬龍、前任秘書亦被調查，馬龍在一家金融投資機構當副總。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別墅，6名情婦和兩個私生子，其中兩名情婦亦為安全系統官員。在馬建落馬前後，安全部還有至少兩名局級幹部被帶走。據稱，有關部門調查發現，馬建親自掌握的一個處，居然擁有國內經濟犯罪大案要案的辦案及動用技術手段授權，在郭文貴、馬建的內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竊用為官商勾結巧取豪奪的利器。該處有多名幹部遭到調查。

　　出身山東普通家庭的郭文貴何以能結識到安全、政法部門的領導層，目前還不得而知。數位熟悉郭文貴的人士稱，多年來他刻意結識上述部門的官員。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剛出道，郭文貴就表現出深諳政商之道的資質，極善於結交權貴。在河南期間，郭文貴與1995年-2001年的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王有傑關係密切。1999年11月，香港兆澤投資有限公司收購了裕達置業，王有傑的兒子王鍇曾任該公司董事。香港兆澤投資有限公司實際為郭文貴以名為郭浩雲的香港身份控制。

　　王有傑認為郭文貴講義氣、可以信任。在家人發生盜竊案後，王有傑通過兒子王鍇，將價值數百萬元人民幣的美元和人民幣現金轉移至裕達置業存放。

　　2005年，已轉任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王有傑被中紀委調查，2007年1月以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執行。王有傑的判決書顯示，其擔任鄭州市委書記期間，與鄭州多位房地產商交厚，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承攬工程、收購國有資產、徵用土地、工程開發等方面謀取利益。

　　多位消息人士對財新記者稱，王有傑事發時，郭文貴曾舉報王有傑以證清白。但亦有見識過郭文貴在北京“一送千金”豪邁手段的人表示，為幾百萬就翻臉，不太像郭文貴的做派。

　　有舉報稱，郭文貴長期以來依靠他控制的河南裕達國貿酒店、北京盤古七星酒店接觸領導官員，而後利用酒店內的高檔娛樂設施、奢侈品和色情從業者，進行拉攏腐蝕，並用隱秘的音像設備攝錄領導幹部的不光彩一面，以此要挾。

　　郭文貴喜歡四合院，經常向朋友炫耀自己位於北京後海銀錠橋附近的四合院，裝修豪華，石材專門從意大利進口。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這套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多年前售價就有6億元，平時戒備森嚴，有20多個保鏢，出入車輛都是防彈車。郭文貴在此招待高層級的顯貴。

　　很多人還被他請去參觀盤古大觀頂層的空中四合院。盤古大觀公寓、酒店和商業三座樓的頂部，都加建了兩層坡屋頂複合式四合院，共12組。北京市規劃委2010年2月22日公布的信息顯示，這些四合院是未經規劃許可而擅自修建的違章建築，共增加違法建築面積11297.62平方米，但此後也未讓拆除。坊間傳言，多位與郭文貴熟悉的領導、商人在盤古大觀擁有可鳥瞰奧運村的空中四合院。 據悉，某官員的女婿、一位投資界的知名人士就買了一套四合院，但抱怨不能過戶。

　　多位接近郭文貴的知情者告訴財新記者，郭文貴外表隨和，總是笑臉迎人，但長於權術，城府較深，待人貌似很好，乍見之下往往給人留下好印象，下手卻黑。

　　“圓臉、大耳朵，很有佛像，也經常對人說自己信佛，還說會氣功。”一位與郭文貴有過商業合作的“老江湖”稱，“但他說的話不可信，連自己的出生地都能編出不同的地方來。”

　　老江湖的說法還包括：因為郭文貴經常給人偷錄，所以也防範別人偷錄自己；很少離開自己的盤古七星酒店和四合院，即便參加公開活動，也提前通知不允許拍照，所以網上難以找到他的照片。

　　如果從第一個項目河南裕達國貿大廈算起，郭文貴在二十年間構建了數百億元的龐大資產，在2014年的胡潤百富中國富豪榜中以155億的個人資產，從2013年的第323名(58億元身價)飆升至第74位。目前郭文貴正滯留國外，遙控指揮國內企業的運轉並在海外喊話，支持中央查辦馬建。出國躲事對他來說並不新鮮，每每都能成功躲過風頭回來，但這次恐怕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