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節前夕，一位住在北京的主編老人突然通知我：包含父親生前的傳記書籍即將出版，並寄來了多張我兒時常見的照片，要求最後核對。這位老人用了近十年的時間調查和走訪，幾經周折，幾年前通過發小找到了已經住在海外的我。感覺這不大符合父親生前的願望，我最初婉拒了他的出書要求。後來他緊追不放，又送來了十幾封電郵，和父親當年不少同事的介紹和記錄。我第一次聽說，父親是現今一個重要領域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到該領域教育體系的建立，書中必須提到父親。他談的是“國家大事”，強調現在應該公布與眾了。為了知道當年更多父親的信息，同家人商討後，我們最後同意合作，並提供了數張照片和生平。可是我們眼中的父親，卻始終與書中的介紹無緣。我們從不需要那個高大的父親，他留給我們的記憶：平凡，關愛和慈祥，早已刻在了我們的心中。
父親不大喜歡開玩笑，但常常與我在一起時是個例外。我是父親的第一個孩子，當快進幼兒院的時候，他作為調干生，剛剛完成了他的第二個大學教育。那個時候，他已經接近中年。留校後，他常牽着我的手，在校園內遊玩，他給我買過許多玩具槍，不過我常常惹事。有一天躲在門背後，等父親剛進來卸下手槍。我突然衝出大喊一聲：“繳槍不殺！”確實把他嚇了一跳，並回頭隨手拍了我一下，記得這是他第一次打我。
文革的到來，徹底改變了我和父親的關係。他被關進了牛棚，開始時，有幾個月不能與家人見面或聯繫。他同許多人一樣，必須在隔離情況下，交待問題。有一天，系裡通知我可以去送衣服等物品。等我趕到熟悉的校園時，父親和其他人剛剛被批鬥回來。彎腰走過的父親也看到了我，場面很尷尬。我震驚之餘，很快鎮定下來。過了一會兒，在看守的監督下，我和父親見面了。他露出了笑容，詢問我和母親的情況，並迅速指了指一件衣服的口袋，並用眼神提醒我。走出大樓後，我趕快摸出了紙條，塞進了自己的口袋裡。沒多久，一位看守騎車追了上來。他抖了抖所有衣服，未發現任何可疑，搖着頭離開了。此後，利用香煙內的錫紙，或線團等，我一直在父母間傳遞信息，從未失手過。那一年，我正在讀小學二年級。
父親出來以後，對我的信任與日俱增，我們似乎也成了朋友關係。不過，他卻從來不提我傳紙條的故事。後來年邁時，他回憶道，我當時在批鬥現場表現出來的鎮靜，讓在場的許多批鬥者和被批鬥者吃驚。文革中期，中蘇交惡，我被疏散到祖父家裡。在儲藏室，我意外的發現了父親抗戰時期用過的民國課本，那些內容無論如何也沒法與我的父親聯繫在一起。那一年，我是小學五年級。
父親年輕時，有自裝收音機的愛好，我也享受特權，霸占了一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會打開短波，收聽海外的各類新聞。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在他吃早餐時，偷偷告訴他：“蔣介石死了”。他愣了一下，抬起頭來，只是淡淡說了一句：“不要亂說”，但他並未說要收回收音機。人們現在可能不相信，那個時候“偷聽敵台”如被抓住，可招致判刑兩年。
中學畢業後，在去鄉下的前一天，我把所有課本和作業本整理好，放在書架上。他默默地看着，輕輕的嘆着氣：“我們會幫你保存的。”其實，我們都知道，這些東西都已成了廢物，最多有一點紀念意義而已。臨走前，他把收音機塞進了我的挎包。此後的幾年，這個收音機成了我了解外界的唯一媒介。
1977年夏天，從收音機中，我知道可能要恢復高考。但我們那一代，對文革前的高考，沒有一絲一毫的印象，也沒有任何複習資料，心中一片茫然。但父親突然到了，他還帶來了我用過的課本和作業本等。這對我的應考，幫助太大了。沒有出乎他的預料，全公社200多位歷屆考生中，我是唯一當年考取本科的下放知青。
大學畢業後，我順利留校。當天他知道消息後，趕到校園。在飯店裡，我們父子二人痛快地大吃了一頓。他說道：“我知道你還會回到校園的”。
他的話，讓我想起了他的一個心病。父親的青少年時代正是抗戰時期，他是在離南京不遠的國統區內度過的。首都的中央大學，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夢想。戰後，該校回遷，父親如願考上了中央大學,後改為南京大學。可惜後來被迫參干，他未能完成學業。
有一天，我從報紙看到一個消息，南京大學擬承認當年的參干生學歷。我馬上跑回家，告訴父親，不料他的反應相當冷淡，拒絕參與此事。我和他辯論了幾天，幾乎接近爭吵。猜想他可能擔心申請不成，反而觸動內心的傷痕。最終他讓步了，給了我一份他的簡歷，隨我去辦，但不必告訴結果。
我幾乎跑遍了全市各個角落，尋找剛剛出現的複印機。整理好所有文件，終於把申請發到了南京大學。出乎我們所有人的意料，沒有經過任何周折，兩周內他收到了南京大學的畢業證書。後來他的同事們告訴我，父親非常高興，逢人便說，終於完成了他的心願。
後來我去外地讀研究生，父親把我送到了車站。他高興地說：“你也讀了兩所大學了！”拍完照後，他慈祥的揮動着雙手，直到我消失在視野中。不料，這竟然是我們的最後一別。那一年的冬天，父親走了，我匆忙趕回家。在他的訃告裡，我發現了他畢業於南京大學的經歷。我停住了腳步，凝視良久，知道父親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