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以往對華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致要點包括：第一，保持中國門戶開放，利益均沾，不被某一特定列強獨占；第二，不以軍事方式直接介入中國內政；第三，儘可能維持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被列強瓜分；第四，為達成這個目標，要儘可能為中國提供幫助，包括財政、軍事、金融，但不包括直接出動軍隊介入中國內政。

　　顯然，美國這個對華政策框架建立在美國的亞洲政策基礎上，而當時美國的亞洲政策基本框架也與對華政策大體相符。這當然是由美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利益所決定的。

　　19世紀末，美國的經濟實力已經躍居全球第一，超過了歐洲列強。但美國當時的軍事實力還比較差，到美西戰爭爆發的1898年，美國常備軍的數量才只有26萬人，最近一次的戰爭經驗是南北戰爭，根本談不上什麼國際戰略。南北戰爭之後的美國的既定策略就是在英國充當國際警察的國際秩序之下，不主動參與當時在歐亞大陸愈演愈烈的列強爭霸。

　　一戰之後，美國的軍事實力和國際地位已經大幅提高，但歐洲列強爭霸仍然是當時的國際政治鬥爭的主線，美國仍然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無意與列強爭霸，尤其是無意與列強爭奪殖民地、勢力範圍；這就是所謂的“門羅主義”。

　　原因不難理解，美國和傳統的帝國主義列強不同，傳統歐洲列強的發展模式建立在對殖民地的掠奪上，而美國則建立自身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基礎上，所以，美國並不需要直接占領殖民地，統治殖民地人民，而希望殖民地能夠保持基本的秩序和社會穩定，來為美國提供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商品傾銷市場。

　　這也就是美國在當時為什麼特別支持國際自由貿易、渴望建立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原因，這和前面有人提到的所謂美國人的理想主義精神之類無關，而是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決定的，美國不需要從殖民地直接掠奪，而是從所謂的自由、平等的國際貿易中掠奪。所以，一戰結束後，歐洲列強中的戰勝國想的是如何瓜分戰敗國，而美國總統威爾遜則高舉和平的旗幟。只要和平競爭，和平穩定地進行國際貿易，美國就會越來越強大，這是美國當時的道路自信。

　　建立在這個美國對華政策框架基礎上的，則是美國對中國內政的介入始終保持比較謹慎的態度，甚至對日本在中國的蠶食鯨吞也睜隻眼閉隻眼，而且一度默許日本在不直接軍事入侵中國的條件下，將中國變成其勢力範圍。因為此時的中國對美國來說還只是一個潛力很大的市場的階段，而沒有變成現實，而日本則是已經成為亞洲強國，與美國的貿易規模已經超過中美貿易了。這也就是美國為什麼一直到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已經開打，而且占領了中國主要的經濟發達區域，美國仍然無動於衷，反而繼續向日本出售重要的軍事和戰略物資的原因。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被迫改變其亞洲政策和對華政策，開始援助中國抗日。但這主要不是因為美國人的道德水平比較高，而是因為美國當時的國際戰略仍然是歐洲優先，亞洲並不是首先要考慮的。所以，美國介入二戰之後的反應是直接出兵歐洲，與蘇聯結盟，準備首先結束歐洲戰爭，然後再回過頭來解決亞洲。

　　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美國給了蔣介石政權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這並不是美國對蔣介石個人和國民政府的支持，而是有目的的，誰在對日作戰中表現更好，美國對誰印象也就更好一些。這也是抗戰期間美國軍事和外交系統始終有人對共軍頗具好感的原因，史迪威甚至提出，要在遠征軍中編入幾個共軍師，美國的軍事援助也要給共軍20%。因為這樣才能讓美國的軍事援助發揮出最大效用。

　　但蔣介石的想法完全不同。美國介入之後，日本必敗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委員長認為對日作戰不需要付出全力，真正的挑戰在於日本戰敗之後，委員長必須用武力完成對全國的真正統一，消滅他日記中所謂的各種封建殘餘，也就是地方軍閥和共軍。所以，蔣則希望把美國幫助訓練和裝備的國軍儘可能保留起來，以備將來在內戰中使用，而美國則認為，我們給你錢給你槍給你武器，是要你打日本人的。這也是蔣介石和史迪威最後鬧翻的根本性原因。

　　也是在抗戰期間的耳聞目睹和經常性的打交道，讓美國政府、外交和軍事系統中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看法越來越分裂，漸漸形成了所謂的“親華派”和“反蔣派”兩個陣營。親華派認為，要支持中國，就必須支持蔣，只有他才能控製得住中國局勢，所以，不管他個人如何獨裁，國民政府如何腐敗，美國都必須堅決支持他。反蔣派則認為，委員長個人獨裁，國民政府腐敗透頂，已經成了扶不起來的阿斗，所以，美國必須把援助中國與援助蔣和國民政府區分開，在必要的時候，甚至要啟動換掉蔣的方案。

　　二戰結束之後，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警察重任都歷史地落在了美國身上。但美國的國際戰略還在起步階段，重心仍然是保持歐洲和平，防止德國納粹死灰復燃，後面又加上了圍堵蘇聯的冷戰，亞洲仍然不是美國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同樣希望能夠以軍事占領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來維持亞洲各國之間的均衡態勢。也就是說，美國的亞洲政策重心放在日本身上，但對華政策基本框架還是按照既定方針辦。

　　在此基礎上，美國在中國一開始是努力調解國共矛盾，希望中國能迅速恢復和平，並且成為協助美國圍堵蘇聯、壓制日本的重要盟友。但蔣堅持要消滅共軍，武力統一全國，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還是在繼續吵架，前後矛盾，各部門之間意見分歧，前後搖擺，猶豫不決。既不堅決支持蔣武力統一全國，也不支持換掉蔣。

　　美國國內忙着吵架，蔣在中國的內戰中則從一開始的全面進攻逐步轉入重點進攻，到1948年下半年，形勢急轉直下，蔣的敗象已現，有大勢已去之勢，美國國內對中國政策仍然沒有形成統一意見。所以，宋美齡跑去美國求援，看上去美國各方面都很客氣，但實際上卻是無功而返，美國並沒有給蔣更多實質性的支持。這一拖，實際上就已經是對中國局勢表了態，蔣支持不下去，只好同意下野。

　　眼看着共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長江以南，席捲全國，建政立國在即，全面倒向蘇聯已經在所難免，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還是爭吵不休，好在共軍畢竟是土共，沒有海空軍，解放台灣的第一次進攻被委員長擊退，美國才開始有點回過神來，意識到中國局勢的發展正在離美國原來的外交政策確立的目標越來越遠。

　　美國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對華政策已經不得不調整，與中共不得不徹底翻臉，則是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之後。這時候，美國終於見到了一個自信、獨立的中國，一支中國軍隊，但卻已經是美國的敵人。也是在這時候，美國終於不得不親自出馬，封鎖台灣海峽，掩護已經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這標誌着，美國實際上已經軍事介入了中國內政，突破了此前的政策框架。

　　總結起來就是，美國的亞洲政策和對華政策沒有與時俱進，用崛起之前的政策框架指導崛起之後的政策，刻舟求劍，終於導致了美國在中國的全面失敗。20世紀上半期，是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發生深刻而全面的變革的時期，美國自身的實力和國際地位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但美國卻希望能夠沿用在這個深刻變化發生之前確立下來的政策框架，就在這個框架里打轉轉，直到在朝鮮戰場上撞上了志願軍的南牆，才終於意識到不回頭不行了，但亡羊補牢，為時已晚。（作者署名：蕭武）

中美關係白皮書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白皮書嚴詞批蔣，表示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是國民政府本身的領導問題，與美國無關，美國在戰後中國情勢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國民黨負起全責；此可謂袖手旁觀。白皮書發表後，美國停止對中華民國軍事援助，但也不承認中共當局，此嚴重打擊國府戰鬥士氣。不久，國民政府遷台。隔年(1950年)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月5日發表“不介入台灣海峽爭端”聲明，然而同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政府則對華政策顯著變化，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決定把台灣納入西太平洋防禦體系。之後美國更在1954年和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作為新的對華政策。

  1943年，為了取得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齡作為蔣中正外交特使，於該年二月訪問美國。她成為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夫人的貴賓，在白宮住了十一天，並於2月18日在國會發表演說，成為第一位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的中國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蘭女王），勸說美國將注意力從歐洲戰場轉移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為中國贏得了美國的同情，隨後，宋美齡又去美國各地發表演說，所到之處無不引起轟動，總計有超過25萬人聽過她的演說。3月1日，宋美齡本人首次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封面人物，這也是她第三次成為《時代雜誌》封面人物。宋美齡成功完成對美國募款的任務。

  但蔣介石與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駐中國美軍指揮官史迪威長期不合，自1943年起曾兩次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但因為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在美國的反對而未成。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親自了解情況。華萊士到華後對國民政府的統治能力給予很低的評價，但同意史迪威成為兩國交往的障礙。8月中，羅斯福再三向蔣中正提出將中國大陸之軍隊交予史迪威指揮，為此特意將史迪威晉升為上將。羅斯福一度以接近命令的口吻向蔣提出要求，史迪威得悉後，親自將該份電報交予蔣介石，並在他的日記中記下快慰之感。蔣介石回覆羅斯福，倘若要將指揮權交予史迪威，寧願不惜脫離盟國獨自抗日。最終羅斯福權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達命令撤換史迪威。美國委任魏德邁接替史迪威的工作。在任內魏德邁協助國民政府抗日，尤其在對國民革命軍在訓練、後勤及裝備的提升有顯著貢獻。日本投降後的受降、接收等問題亦由魏德邁協調。1946年3月魏德邁返回美國，臨行前獲贈青天白日勳章。

  1946年中國發生全面的國共內戰，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因故辭職，美國總統杜魯門派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中國戰局，當時馬歇爾原來計劃由魏德邁接替赫爾利任美國駐華大使，後因消息走漏，中共大力反對，馬歇爾因而改請司徒雷登任美國駐華大使。

  馬歇爾對蔣成見已深，希望成立聯合政府降低蔣的影響力。由於“國民黨人仍握有絕大部分權力，無意讓出一丁點；而共產黨人則寄望藉蘇聯之助，奪取整個政權”，他雖無力調停國共內戰，但以軍援要脅，處處牽制國軍。最明顯的一次，是逼迫蔣介石下達六月停戰令使國軍在四平戰役 (1946年)中勝利後無法前進。另一方面對中共卻無法控制，他的行為使中共站穩腳步並使國軍士氣低落。最後馬歇爾調停失敗，但是受到杜魯門的寵信，回美後任國務卿。

  1947年中國時局轉變，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又詢問魏德邁使華的意願，魏德邁拒絕但同意率團來華考察，魏德邁報告內警告國民黨軍事上已處於劣勢，中共很可能統一中國。魏德邁建議美國承諾給予國民政府援助，但馬歇爾反對，並且對國民政府實行了武器禁運。魏德邁意見不被馬歇爾採納，更以魏德邁建議美英蘇共管東北對中國不敬為理由，將撰寫之報告列為機密被束之高閣。馬歇爾更以蔣將失敗、援蔣有損美國威信為由，斷絕對中國政府之援助，最後導致國民黨政府在大陸之潰敗。

  1948年美國大選，因為杜魯門不喜歡蔣介石，蔣介石把賭注壓在杜魯門的競選對手共和黨候選人托馬斯·杜威身上，為杜威競選資助捐款，但大選的結果杜威落選，杜魯門蟬聯總統。此事更加深了杜魯門對蔣介石的反感。杜魯門對蔣中正很有成見，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有一次採訪杜魯門總統，杜魯門就氣得大罵地說：“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送去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聖保羅以及紐約的房地產。” 1948年底，蔣中正為了爭取美國對他再次的支持，再度派遣宋美齡前往美國，然而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態度冷淡。

  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總統，但蔣仍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在幕後操控政局。閻錫山出任國防部長兼行政院長在廣州發號施令。蔣介石先後訪問菲律賓及韓國，商議組織遠東反共聯盟。中國內部戰事方面，1949年4月，中共突破長江防線，攻陷國府首都南京，中共在全國戰事明顯佔了上風，中華民國大勢已去。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後，並未隨他國公使南下廣州，而是留在南京，試圖與中共接觸，隨後被召回美國。1949年6月，美國媒體還刊出了司徒雷登建議美國承認中共的新聞。

  杜魯門政府清楚自己的對華政策，軍經援助、調停行動均告失敗，決定趕在國共分出最後勝負前，採取“袖手旁觀”政策。在盟友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全面崩潰前儘速脫身。

  其後，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其內容包括正文八章及附件八章，總共1054頁，約一百多萬字。介紹了從19世紀到20世紀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中美關係。由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說起，說到1949年五月李宗仁致杜魯門書為止，歷述105年的中美關係。

  在八章中，講述前一百年的只佔兩章，其餘六章都是敘述最近五年的事。其中收集了大量美國政府發表或未發表的對華關係有關文件，歷任總統相關演講，與國府往來的電報，幾乎所有和中國有關之協議、國共兩黨的相關聲明函件以及美國派駐中國大使定期給國務院寫的報告。

  白皮書附錄頗多，其中較重要的包括美駐華大使代辦埃齊森給國務院的備忘錄，建議羅斯福明告蔣介石，美國鑑於軍事需要，不得不與中共合作；美國駐華大使館一些管員給國務院的越級報告備忘錄；1944年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時和蔣介石的談話紀錄，內容為勸國府與中共合作；1947年魏德邁赴華考察的報告書，內容批評國府腐敗，建議援助國府五年，且促使國府內站改革，同時將東北交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託管，以免落入蘇聯手中。

  白皮書中收錄《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可視為整部白皮書的的編纂原由與主要結論，也就是全書的核心。艾奇遜在其中說：“在合理範圍以內，美國所做任何事，都沒有改變中國局勢的可能；美國若做其所未做的事，對局勢也不會產生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造成的結果，結局是中國內部所決定的，是一方怠忽職責所形成的。”

  白皮書主旨除了大力批評蔣介石集團治國的腐敗與無能，強調美國在國共內戰中沒有責任外，也對中共進行了批評。《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發表，標誌著美國退出國共內戰，不再援助國府。

  白皮書發表之時，宋美齡已在美國爭取對國府的援助。1949年7月下旬，蔣介石召見助手黃仁霖，表示宋美齡來信，要他立即前往紐約。黃仁霖趕到紐約，宋美齡告訴他美國政府正起草白皮書的事，並委託他設法取得白皮書的謄本，或藉助關係拖延、擱置白皮書的發表。第二天，黃趕到華盛頓拜訪一些熟識的美國官員並說明來意，官員很直率的承認白皮書的事，且表示無法拖延或擱置發表，他同時將一份白皮書樣本交給黃仁霖，宋美齡立即命黃仁霖返台並把樣本呈送蔣介石。途中經過香港轉機，黃在旅館停留之時，機場的行李遭人打開搜查，幸好黃把白皮書樣本隨身攜帶，才免於被搜走。8月2日，黃仁霖趕回台北，將白皮書樣本交給蔣介石。故蔣在發表前三日就提前知道白皮書的內容。

  蔣介石對幕僚說：“美國常說中國重要，在援華時卻又小氣的要命，如果他們對我們軍援得力一點，我們就不會輸的這麼慘，現在把責任都推到我們身上，太不道德！”在八月十日的日記，蔣說：“馬歇爾、艾奇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範。其領導世界之美國總統杜魯門竟准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為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的污點。此不僅為美國悲，而更為世界前途悲矣！”

  中國共產黨對白皮書的反應頗為強烈，毛澤東連續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五篇文章，大罵杜魯門政府、艾奇遜和白皮書，毛澤東表示“這些文件的發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在《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一文中，毛說：“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府，對人民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對於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聽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