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五十年祭的文仿佛還讀了不久，轉眼又到六十年祭了。此生大概還能經歷到七十/八十年祭。

“反右”可以算得上是毛共（如《白鹿原》所言）裝仁義、裝親民、裝君子的終結，露出了其反知反智的真實一面，開始了對平民知識分子的血腥鎮壓，終於較徹底地堵上了言路。其目的和結果，“是無人再敢阻止大躍進的瘋狂，由此引發了一九五九年開始的席捲全國的大饑荒，同時也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開闢了道路。”可稱為近代國恥之一，也算得上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的恥辱。

ZT“反右”六十年祭

2017年06月13日 5:47  

來源: 爭鳴 作者: 王律文

今年是反右運動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社論，吹響了反右運動的號角。在這場全國範圍內的反右運動中，有數百萬人受到株連或處分，五十五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許多人在後來的強迫勞動和大饑荒中失去了生命。

“幫助整風”變“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七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暢所欲言地提意見以幫助中共整風。此前的幾個月，中共已通過各種方式，反覆動員社會各界參與大鳴大放。

作為推動鳴放和整風的最重要內容之一，中共中央統戰部從五月上旬開始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邀請在京各民主黨派高層與會發表意見，幫助中共整風。每天座談會上的發言，都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詳細登載，以為示範。

第一階段會議於五月十六日結束，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會上表示，暫時休會是因為需要對此前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加以整理。但實際原因並非如此，而是此時的事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作出了反右的決定。該文一開始並沒有向社會公布，只是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傳達，目的是避免打草驚蛇，以便對右派引蛇出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如果說統戰部在五月上中旬第一階段的座談會確實是希望民主人士提意見以幫助中共整風的話，從二十一日開始的第二階段座談會，就純粹是為“引蛇出洞”了。

五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之前，時任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的章伯鈞，接到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電話，誠懇邀請他於二十一日參會，談談自己的意見。

章伯鈞一開始並不想參加，一方面當時自己的身體有些不適，另一方面想說的話以前都已經說過，暫時沒有什麼新的想法。不過，中共中央統戰部是各民主黨派的主管部門，面對統戰部長親自打來電話的盛情邀請，章伯鈞感到難以拒絕。因為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他便在去座談會的路上，努力想出了“政治設計院”的意見。

向黨建言成為右派

“引蛇出洞”並不只限於針對在京的民主黨派，而是在全國全面鋪開。

當時擔任《甘肅日報》青年記者的和風鳴後來在自傳《經歷——我的一九五七年》中記敘了丈夫王景超和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過程。一九四九年，都是青年學生的和風鳴與王景超積極投身革命，進入新創建的《甘肅日報》工作。一九五七年五月整風開始後，作為報社業務骨幹的王景超，被報社領導動員以寫雜文的形式參加鳴放，他因此先後寫了三篇針砭時弊的雜文，其中兩篇公開發表，引起廣泛關注。

《甘肅日報》編輯部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主持座談的一位副總編輯滿臉堆笑，一次又一次親切地動員王景超發言。此時發言的王景超，絲毫也不知道，毛澤東關於“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指示，已在半個多月前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傳達。他也不知道，他的一篇雜文，已被內定為毒草。

最終，王景超被打成右派，並且劃為極右，開除公職，遣送農場勞教。受丈夫牽連，也因為給單位一位領導提了意見和與其他被審查人員聯繫，和風鳴也被劃為右派。

和風鳴與丈夫王景超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的經歷，是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的一個典型例子。

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王景超、和風鳴與報社其他四名右派一起，從蘭州乘上了西行的列車，分別前往位於甘肅西北部的夾邊溝農場開始其勞教或監督勞動的生涯。當王景超先於其他五人在酒泉下車前往夾邊溝農場時，和風鳴絲毫也沒有想到，她深愛着的丈夫正在走向死亡之地。

右派在飢餓中大批死亡

夾邊溝農場位於甘肅西北部的酒泉市，是甘肅省勞改局下屬的勞改勞教農場，土地貧瘠，鹽鹼化嚴重，天氣寒冷，冬天氣溫可以到零下三十多度，且常颳大風。將右派分子發配到這樣一個地方，帶有加重懲罰和折磨的意味，不僅讓右派們參加繁重的勞動，而且使他們長期處於飢餓之中。

不讓右派們吃飽飯是有意為之。夾邊溝農場並不缺糧，即使在一九六〇年冬天的大饑荒中右派們大批餓死時，農場仍然囤積了不少糧食。夾邊溝農場禁止右派家屬們寄糧票，因為有了糧票，右派們就可以去縣城的餐館吃飯，或向附近的農民換取食物。

長期在飢餓中參加繁重勞動，右派們的身體都垮了下來。當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大饑荒席捲全國，夾邊溝農場再度大幅削減人們的糧食配給，而寒冬又開始降臨的時候，夾邊溝的右派們就開始面臨滅頂之災。

夾邊溝的右派們住在窯洞或“地窩子”里。“地窩子”是在地上向下挖個坑，上面搭幾根木頭，鋪上樹枝和泥土做房頂，裡面挖幾個土台子作床，入口處掛個帘子作門。由於沒有燃料生火取暖，室內溫度與外面相差無幾。躺在冰窟一般的“地窩子”里，食不果腹、全身浮腫的人們知道自己正一天天走向死亡，但卻毫無辦法。他們無力出逃，也無處可逃，只能靜待死神的降臨。一位右派用手指向難友比劃出“坐以待斃”幾個字，不久後咽了氣。

一九六一年一月，由於各農場死人太多，甘肅省允許在農場的右派回到原單位。此時，夾邊溝農場的兩千八百多名右派中，僅剩了六百多人。

在餓到發狂的情況下，甘肅的許多農場都出現了煮食死亡難友人肉的事情。人食人，中國史書上有記載，但是，知書達理的知識份子一次次地噬食自己同類的屍體，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有記錄以來的第一次。

野蠻的政治

大批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並遭到殘酷迫害，是因為中共認為右派們“發起了向黨的倡狂進攻”。但事實並非如此。反右運動中三大最著名的右派言論分別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這些完全是正常的言論。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座談會上，章伯鈞提出：“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這不過只是建議多發揮政協、人大、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作用而已。

在第二天的座談會上，時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的羅隆基提出，由於此前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出現了偏差，製造了冤假錯案，且人們無處申述，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以對冤假錯案進行調查並予以平反。他建議這個委員會應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除中央外，各地方也應成立這樣的委員會，使之成為一個系統。

儲安平的“黨天下”並非他的原創，而是最早由羅隆基提出。早在一九二九年發表於《新月》雜誌的文章中，羅隆基寫到：“秦始皇、劉邦、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地‘黨天下’。”

儲安平借用“黨天下”一詞，既是在陳述事實，也是為了後面提的建議作鋪墊。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中，他說到：“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有了這段鋪墊，接下來他指出，全國所有單位部門都安排黨員做領導，事無巨細都要黨員點頭才算數，導致黨群關繫緊張。他建議中共採取措施改善黨群關係，並增加民主人士在政府中的職位。

“最惡毒”的右派言論不過如此，其他右派的言論就可想而知了。在大鳴大放中，要取締中共執政地位的只是個別言論，多數言論都是關於改進工作的各種建議。當時被打成的右派中，大多是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年輕人，許多人剛參加工作不久，有些還是在校學生，對未來充滿憧憬，對中共寄予厚望。他們向黨建言，是積極回應幫助中共整風的號召，當他們得知自己因此而被劃為右派時，其震驚和痛苦是無以言表的。

  還有很多人的言論與中共的大政方針無涉，僅僅是對本單位的一些具體事務和單位領導個人的工作方式提了一些意見，也被認為是“向党進攻”。

更為奇特的是，一些人在整個運動中沉默不語沒有發表過任何意見，也被劃成了右派。中共為防止一些單位在反右運動中虛與委蛇矇混過關，給各單位下達了右派指標，要求必須按一定人數比例揪出本單位的右派。於是，在右派人數不足的單位，那些沒有發表過意見、但“有過歷史問題”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劃成了右派。當這些人也湊不足數量時，則出現了更為荒唐的一幕。一些單位在劃分右派的會議上，因無法確定適當的人選而僵持不下，這時有人因故短暫離開了會議室一些時間，回來後發現自己已被劃作右派。

反右運動的發動者，用幫助黨整風以便更好地領導國家的名義，多方動員、誠懇期望人們起來給黨提意見。人們在信以為真地發表了意見和建議後，卻被打入社會另冊，成為政治賤民。這些人中，許多人剛正不阿，才學卓越，在後來的殘酷迫害中絕望地死去。

這一切為何能夠發生

關於反右運動的發生，一種看法是這是毛澤東的“陽謀”，即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時，就已經決意要借鳴放整肅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毛在一開始發動整風時，本來確實是想通過聽取各方意見來幫助中共整風，只是因為後來聽到了一些刺耳的言論，擔心事態失控，才臨時起意發動了反右運動。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布的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中有一段話：“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利益極大。”由此可以看出，借整風而反右，以此鞏固中共執政地位，避免一九五六年十月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在中國的重演，是預先謀定的計劃。

專制政權為維持其統治，整肅異己、鉗制言論自由是一種常態。但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人類已經開始邁向太空時代，像反右這樣古今中外罕見的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的野蠻政治運動，為什麼還能夠在中國發生？

反右能夠發生，首先在於當政者自信掌握了絕對權力。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內戰中獲勝，成為中國的執政者，其後，歷經土改、鎮反、朝鮮戰爭、肅反、城市工商業改造、農村合作化運動，以及摧毀除八個花瓶民主黨外的一切黨外組織，中共自信已戰勝一切對手，在中國掌握了絕對的權力。

正是自信同時掌握了絕對權力和絕對真理，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才敢於公開宣稱：“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結果，是無人再敢阻止大躍進的瘋狂，由此引發了一九五九年開始的席捲全國的大饑荒，同時也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開闢了道路。

中國需政治現代化

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說明中國的政治文明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始終處在原始蒙昧狀態，這也是中國無法擺脫朝代興衰更替周期律的原因，而每一次的朝代更替，都會給中國人帶來災難。

二十世紀中葉，中共提出了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唯獨沒有提到政治現代化。但是，沒有現代政治體制，人們的權利無法得到真正的保障；沒有現代政治體制，短暫的經濟繁榮往往像建立在沙灘上的高樓，隨時可能會因各種原因而坍塌。世界上有過一些盛產石油的專制國家，曾經因油價的暴漲迅速走向繁榮，短期內實現了某種程度的現代化，但落後的政體，最終使經濟繁榮成為曇花一現，國內人民再度陷於貧窮和戰亂之中。

推動國家的政治現代化，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義；推動國家的政治現代化，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落後的政治體制，有可能傷害到每一個人。中國如果不能實現向現代政治體制的轉型，中國歷史上因朝代更替引發的災難就會在將來一次次重演。

一九六〇年夾邊溝農場右派的大批死亡，距今已過去了整整一個甲子。由於當初屍體掩埋十分草率，致使屍骨不斷從掩埋處暴露出來，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累累白骨綿延竟長達一公里以上。如此密集地躺在荒漠曠野里的白骨，以一種慘烈的方式展現着由野蠻的政治製造的人間慘劇。

《爭鳴》2017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