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井岡山寧岡古城的日子（7）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但是，領袖是賜予人民政治生命的恩人和慈父。像家庭成員應當順服父親絕對權威一樣，人民應當無條件地忠誠地團結在領袖周圍，愛戴領袖。人民需要將領袖作為偶像來膜拜，因為只有領袖才能把人民的聰明才智調動和發揮至極致，領袖也樂於通過各種革命運動，使得人民群眾熱情高漲起來。如果你欲跳出這一”牛頓第四定律”，而得到解脫和自由，你就是背叛集體，或人民。過去，我們的精神偶像是毛主席，如何體現你的成功？投身革命洪流當中，並努力成為黨員，領導幹部，你就可以掌控人和帶領人民奔向共產主義的明天。如今，時移勢易，偶像已異化為金權，它可以主宰你的生命線，給你帶來今生的驕傲，肉體地享受，眼目的情慾。進入國內，或國外名牌大學，受聘於大公司，賺到大錢轉眼供完豪宅，升職追上直升機，結交「富人會所」的朋友，邁進遠方「權貴」的田野，你就成為偶像，多有詩意和面子？

1968年寧岡人口只有五萬人。當時，寧岡仍在進行三查運動，每天古城鎮口都能見掛着牌子的“地、富、反、壞分子”，還有剛剛新鮮出爐的“反共救國軍”分子。他們或低頭站着，或跪着。我曾親眼目睹被整人員被老式手搖電話機電擊慘叫，直至休克昏迷。

1966-1971年間，寧岡全縣有二百餘人被整致死，縣公安局長（南下幹部）也無法倖免，1973年縣委書記郭德潤因階級鬥爭擴大化而被撤職。而後，縣委領導劉少德（也為南下幹部）因犯逼供信罪，被判死刑，武裝部馮部長的妻子也因涉及武鬥而被隔離審查。

下放，無論怎麼說，是某種形式的落難，下放幹部有緣在一起，本應相互護持。可是，井岡山乃中國革命的搖籃，下放幹部正處於革命的烈火之中，激情怎麼不會劇烈燃燒？！繼續革命，階級鬥爭的弦一刻也沒有放鬆，下放幹部之間要防範，彼此監督，導致懷疑傷害，付上人性扭曲為代價？

我們家起初是單獨住在”趙下生產隊”，遵照下放幹部領隊者的要求和指示，又搬遷至沃浪生產隊一所大房子裡集體居住，以便於統一管理。記得每家吃飯前要唱毛語錄歌，念“翻身不忘GCD，幸福不忘MZX”。後來，陸續有人被借調離去，生產隊也想收回房屋，我們家才又被安置在謝中光家。那個年代，春節期間，省革委會慰問團會將紅色革命對聯貼在每戶上山下鄉幹部家門前，以示光榮之家，但我們家除外。這無形中向周圍老表揭露我們家歷史不清白，政治上應被警惕和防範。為此我母親感覺特別自慚形穢。

我仍記得，剛下放的前二年，有人頭戴斗笠，身披蓑衣，腳踏草鞋，常常歇死底里呼喊，“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上山下鄉幹革命，到農村去，向貧下中農學習，滾一身泥巴”。還有人提出口號，要自力更生，上山砍柴去，停商品糧，停工資，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才能將思想徹底改造好，成為新一代革命新人。雖然，還有不少下放幹部散居各村（生產隊），山寨，相隔數十里，聚在一起需爬山涉水，但集中政治學習雷打不動，從未間斷，要麼在公社，要麼拉練上黃洋界，或各紅色故居革命教育點。

1969年春夏之交，下放幹部內有過一場批鬥會，拍桌子，摔板凳，咆哮聲令人驚心肉跳，我記得被批鬥的有，郭生（樂隊指揮），沈xx（又叫沈麻子，舞蹈演員，大連人），罪名是，不參加勞動，在鎮上晃晃悠悠, 吃吃喝喝，遊手好閒，資產階級思想膨脹。

我年青時在北京念書期間，曾與中央美術學院，和戲劇學院的同鄉交往過數年，坦白地說，我思想僵化，與那些“文青”保持應有的距離，我只當是，在沉悶科研後，一種腦力的休息和放鬆，透一口氣。我的同鄉非常詫異，“你來戲劇學院玩了幾年，沒有一點變化，還沒下水？”。我理解文藝圈的人，當年省歌舞團的下放演員的資產階級思想，也就是當下的所謂“任性”，即革命運動中的那點我行我素，帶有享樂主義，“自由奔放的叛逆行為”和“正統思想”形成鮮明對比的浪漫情懷？

同期挨批鬥的還有，夏繼賢，劉承儒，罪名為裝病，逃避勞動鍛煉。1972年，夏繼賢因肝硬化門靜脈高壓吐血死於寧岡。劉承儒患有風濕病，無法下水田。多年後，我與母親在南昌墩子塘菜場偶遇劉承儒，他談起往事，仍非常氣憤，說到某女士極左瘋狂行為，他說，簡直就是潑婦無賴。

我的胞兄曾說，批鬥會時，某負責人問，怎麼徐毓琳（我母親）沒來？那時，我外婆非常感恩，因為在當地赤腳醫生周成德的請求下，我母親被古城公社派往井岡山茨坪培訓，學習針灸和草藥，得以避開風口浪尖，否則，我母親也難以倖免被揪出去批鬥。

在此，我想說明，下放幹部領隊後來陸續對左的行為有認識和糾正，人間溫情逐漸又回升。

尾聲

最近，我聽說一個故事。海外某同鄉會聚會，場面熱鬧，大家唱紅歌，時光恍惚倒流。可以理解，紅歌是集體的回憶，是青年時期生活的投射，或像感情的按摩師。

聚會人當中有位長者老李。文革時，他某日在上班途中遭人擄去，擄走他的人自稱屬於"井岡紅旗”革命派, 他失去尊嚴和自由，經歷肉體折磨，獨囚苛待，卻不知自己犯了甚麼罪。然後, 又在局子裡被囚10個月，不能聯絡家人。經歷長期蒙眼、飢餓、恐嚇, 審訊官最後使出辦法：要他先承認寫在字條上的片言隻語，並在每張字條上劃押，把字條收集後重新組合，編織出他「顛覆叛國、特務、西方間諜」等罪行，並告訴他若真的對黨忠誠，必須認罪。在重覆審訊下，他的腦袋變了，先是懷疑自己，最後竟然相信自己真的犯了那些罪，並認罪伏法，最後判監禁10年。

具有喜劇效果的是, 老李在同鄉聚會的酒席上竟碰上當日的審訊官，他叫老李別怪他，說只是按規矩辦事而已，只能怪“四人幫”。他還安慰老李：“那都是乾隆朝代的事了”, 然後他給老李夾了塊鮑魚片，又說：“想開些，過去的，都過去了，展望未來。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已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習主席領導下，中國一定能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夢想。”

文革中有些整過人的，也許現在做了大款，也許在默默無聞地安度晚年，也許下崗在家賦閒，也許成了道貌岸然的學者，也許還在當大官。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學者，當幹部，甚至和我一樣僑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舊事，這些人包括他們的子女立即會跳出來反駁：冤冤相報何時了？

夏姐1977年才回到南昌。她是下放幹部中最後一位離開寧岡古城的，是原江西省歌舞團的女中音演員，她一直單身在寧岡，而丈夫陳生（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在湖南一地質隊工作。夏在寧岡時與我們家走得很近。我的母親回到南昌後，對夏一直很關心，寫信鼓勵她，一定會回南昌的。同時，母親去找原省委回城官復原職的幹部求情，最終，感動了王姨，她的老公黃生（黃知真秘書）將夏調入省委機關事務管理處八一禮堂工作，並且夏的丈夫陳生很快也由湖南調入江西省科技情報研究所。他們夫婦倆十年分居圓滿解決。記得有一年我回中國，在南昌遇見賴鵬伯伯，他原是省監委科級下放幹部，他認不出來我，“你是誰呀？”我解釋很多也無濟於事，最後我說“我媽是徐毓琳呀”，賴立刻感慨不已，長吁短嘆“多可惜啊，那麼年輕就走了，我們過去公費醫療在二附院，大家都會去找她幫忙看專家醫生，她不在了，我們看病也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