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很多“外地人”。也有不少外國人，日本人，台灣人。外國人似乎就指歐美人——這點在日本也一樣。至於日本人，韓國人，或者印度人，不知是否因為他們特徵比較容易辨認的緣故，上海人好像不以“外國人”含糊其稱謂的。台灣人不知什麼時候開始被上海人稱為“台巴子”。“巴子”這說法從前的上海話里似乎未曾聽到過，猜想大概類似於“戇頭”（傻子）的意思，有點拎不清（搞不清狀況的意思）還自我感覺甚好的那種。生性咋呼的韓國人後來也被上海人送進了“巴子”行列。不過這倒並不影響韓國青春男女偶像席捲國內山呼海嘯的少男少女粉絲，其風頭是不遑相讓於國產小男人之《小時代》的。而至於說到所謂“外地人”，則似乎是專指從其他省市來上海打工謀生的民工的。外國人，日本人，台灣人，大多集中生活在特定的高檔區域之內，與大多數本地居民其實並無多大關係。而“外地人”則滲透到上海的每一個角落，與上海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多方相關，事實上，時至今日，說“外地人”是上海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是並不為過的。

本人上海舊居所在的小區內外及周邊就有很多“外地人”，他們來自不同省份：有江蘇蘇北地區的，有山東的，河南的，安徽的，四川的，溫州的，湖南的，在離小區不遠的輕軌站入口處附近還有烤羊肉串的新疆人。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外地人”，在“本地人”面前來來往往，晃出晃進，做着不同的生意（大多只能算是很小的生意），干着大同小異的體力活，離鄉背井，在上海這樣的國際巨無霸大都市裡疲於奔命地漂泊着，忙碌着，他們的生活情形究竟是怎樣的呢？生活樂趣在哪裡？生活目標是什麼呢？是本人所好奇和深感興趣的，因為他們常讓本人聯想到如本人一般移居海外，在異國他鄉生活着的中國移民的生活。

前些年臨時回國內工作，在上海舊居生活了一段，認識了幾個在小區附近做小生意或打工的“外地人”，閒聊之中好奇地打聽他們的“生活隱私”，他們也對本人的來歷及國外的生活情形頗感興趣，一來二往成了熟人。以後每次回國碰到聊幾句，問問近況，倒也有種親切感。今年回國時，又看到其中兩三位，而另外幾位則又漂到其他地方去了。

今年看到的是一對來自安徽的夫婦。做的是如張青孫二娘一般的包子饅頭的生意——不過好像不賣人肉饅頭的。

當初本人剛去她們那裡買包子時，女主人還顯得挺年輕，不知其姓名，便喚她為“小姑娘”。如今“小姑娘”已昂首闊步邁入了大媽行列。“小姑娘”的老公很自豪地告訴本人他們的包子鋪生意已做了整整十二年。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因為當初與這小包子鋪隔路相望有新亞大包（上海的一個連鎖店），旁邊相距不到五十步是肯特雞，後來緊挨着包子鋪又有個忘了叫什麼名字的飯店，上下兩層，規模可觀。據說裝修用了三百萬，入口處還有旗袍小姐“歡迎光臨”。可是十多年過去後，依然留在原地做着相同生意的竟然只剩下這安徽夫妻的小包子鋪了（肯特雞遷址去了新蓋的聯華超市，“新亞大包”變成了煤氣公司的對外營業所，而“歡迎光臨”則改換門庭辦起小學用“科技造福人類”了）。

這對夫妻在安徽老家有一對兒女，留在老人處，據說最大的願望是讓兒女日後上大學，找到好工作。包子鋪從早上五點開到晚上七點。夫妻凌晨三點進店裡準備，老公和面，擀皮子，老婆做餡包包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天天如此。

“拿什麼娛樂呢？”我問他們。

“店裡有電視機，空時看兩眼。還有就是玩玩手機。”

“生病了怎麼辦呢？”

“不能生病，沒空生病，好像也沒生過病。”他們說。

前兩年回去時聽“小姑娘”說，她閨女大學沒考上，在補習班裡補習功課，準備再考。今年聽說考上了。他們夫妻自然異常高興。不知為何，我聽着也覺得很高興。

看到的另一位是山東菏澤來的。一家三口（夫妻兩人外加一個半大小子）做水果生意。前幾年本人還在國內時，他們做的是露天生意。鋪子直接擺在小區門口。晚上用防雨布蓋在水果上，然後在邊上臨時搭個簡易帳篷，胡亂睡在裡面（那個半大小子好像經常是坐在一張摺疊椅上打盹的）。這怎麼睡得着呢？我那時常奇怪。可是夜裡或清晨經過帳篷，卻分明聽到裡面此起彼伏鼾聲不斷。生存能力委實讓人佩服。當時離他們百來步遠的菜場那裡另有一家室內的水果鋪子，是江蘇人開的。那江蘇人在上海呆了十幾年，生意做過好幾種。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兩個拖着鼻涕穿着開襠褲的小女孩成天在他店裡穿來穿去。附近居民大多去他那裡買水果，那時我想：恐怕不會太久，山東水果鋪就得收帳篷捲鋪蓋打道回府了吧。不料今年回去，看到山東水果鋪安然無恙，而且搬到了室內，就在當初江蘇水果鋪的對面。

江蘇水果鋪則變成了“‘包’打天下”的清美面點店。

向山東水果鋪的老闆詢問江蘇老闆的下落。老實巴交的老闆還沒來得及說話，臉上一年四季長着凍瘡的老闆娘一邊嗑着瓜子一邊笑眯眯地告訴本人：“他們到外國去了。”

“那個外國呢？”

“俺也知不道”她說。

他們的半大小子在店裡忙裡忙外，已是生意熟手。也許將來能替父母更上一層樓吧。

在上述安徽小包子鋪的馬路對面，從前緊挨着開了好幾家美容店兼做理發生意。都是“外地人”開的。本人還在國內時曾去其中一家理髮，服務本人的是一位髮型時髦的江蘇小伙子。他告訴我他叫蔣石介。要我以後去店裡理髮就找他。我同他開玩笑，問他何不乾脆叫蔣介石。他說其實古代還有個叫石介的人也挺有名的。我立馬對他刮目相看。問他為何不去讀大學，卻來上海乾理髮。“讀了又能怎麼樣呢？也未必能夠賺到錢。”他說。他說他想學點手藝回去，自己開美容店。此小伙給本人印象較深也較好。後來又去理髮，再找蔣石介時，卻已不在。裡面的幾個理髮師又多了幾張不熟悉的新面孔。今年回去看時，連那些美容店也統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幾家會所和唱吧。

這種地方白天生意清淡，隔着窗子可以看見裡面的小姐扭着腰兒在玩呼啦圈。

在上海與同學，朋友聊天時，常能感覺到他們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對“外地人”的不屑或厭煩。

“噶地寧呀，搞依拉有啥好剛啦”（外地人，同他們有什麼好說的），“噶許度噶地寧塞哄到上海來，菲時特了”（那麼多外地人都哄到上海來，煩死了）之類的不滿常可以聽到的。事實上，去火車站等處看到橫七豎八滿地坐着大包小包扁擔籮筐的“外地人”，或者坐在地鐵里到火車站時，一開門，呼隆一聲潮水般湧出湧進的帶着五六個包裹的男男女女，大人孩子的“外地人”，心裡生出些厭煩和不耐也是人之常情吧。不過，當與這些“外地人”稍有交流卻不難發現他們有着與上海本地人同樣的情感與善良，而且勤勞，堅韌，能吃苦，是有不少優秀品質的。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上海本就是個移民城市，“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區別也不過是來得早些或晚些，如此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