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終老病死

  年輕時我不自覺地迴避這個問題，怕死，現在上了年紀，覺得該正視；既然人終歸要踏上黃泉路，怕也是沒用的。我不想泛泛而談，今兒個侃大多數人正常死亡，也就是壽終正寢前面臨的最常見的問題：如何在親朋好友的照看和關懷下走完人生最後的旅途。

  想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那時正“上山下鄉”，差不多每個冬季都回家探親。那大雜院裡住着對老夫婦，沒兒沒女。那年老太太偏癱在床，自然只有老先生伺候。我從他們家門口路過，不時地會從半掩着的門飄出臊臭的氣味，並總能聽到老太太毫無理智的罵聲。她在抱怨老先生要“害死”她。這時老先生只是站在門口無可奈何，眼睛紅紅的。老太太偏癱在床上半年多了。可只要照看伺候得好，老太太多半還能活很久。但老兩口沒有兒女，老先生一個人又怎麼照看得好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伴兒？當時我的感覺是：這日子可怎麼過呀。

  那個年代中國人在經濟條件上還窮；如果家裡老人生了重病長期臥床，家裡子女多可輪班照看。送醫院需要陪住也是如此。不管怎麼說，那時家裡要是有了重病人，真把家裡照看病人的親屬們折騰得半死。即便是現在，生活在中國大陸中心城市的人們經濟條件好，請護工伺候家中重病的人，家人們仍沒有什麼輕鬆感。看着自己的親人正一點點地接近死亡，精神上有很大的壓力；特別是時間拖得久了，患者身邊的親人們都要垮了。

  我老岳父十幾年前肺癌去世。他的病拖了兩年。開始還好，人能自理。但到後來不但漸漸不能自理，精神上也出問題，常常出現幻覺；照看他非常困難。家人最後只好把他送到類似臨終醫院的地方，並請了護工照看；幾個月後我岳父終於去世。你看我用了“終於”二字，你是不是疑心我盼着老岳父早點走？就是那麼回事兒！在癌症晚期的那半年，他已經沒什麼生活質量而言。自己本人精神上也糊裡糊塗，神志不清。當時我心裡真是不忍，就是希望他能早些脫離病痛的苦海。然而他們的家人卻千方百計地要他多活一天是一天。

  我在美國生活了近30年，體會到西方人和中國人面對死亡的不同想法（這裡涉及生活態度）。我們中國人，親人有病，特別是年邁行將就木的老人重病，總是儘量救治，儘可能地延長生命。我知道國內有些老幹部或老知識分子離退休待遇好，拿的錢多，所以子女千方百計讓他們活得長久些，自己也好沾光。其實這種情況在中國大陸是很少數。多數人希望自己重病的親人能多活一天算一天，還是發自內心真摯的情感的。

  這裡先不討論為什麼中國人會這麼想，我們只看會引起什麼效果。對一個癌症晚期病人來說，繼續救治延長生命，估計只能增加他/她的痛苦。而且在晚期癌症救治上，費用驚人的高。如果是西方人，估計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就不進行進一步的治療了。與其痛苦的活着，不如早些解脫。我知道很多美國大夫在知道自己得了很惡性的腫瘤後根本就是放棄治療的。要知道化療和放療對很多癌症患者來說痛苦非常。大夫對自身的很惡性的癌都放棄治療，普通人就更多了。為什麼呢？因為西方人講求生活的質量。我知道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開始注重生活的質量了。估計得了惡性腫瘤，特別已經到了晚期，他們會適可而止地放棄治療。為什麼要增加生活的痛苦呢？

  有些病，如腦中風后的偏癱，老年人的阿爾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還有糖尿病引起的併發症等，醫療費用要低於癌症晚期，病人的精神上看起來也沒有那麼痛苦。這種情況下倒是可以將病患送到nursing home（護理院）中生活。當然，住護理院的費用也是很高的。

  看到很快就要因病離世的人生活的這麼苦，我常想：如果我到了這一地步，就放棄治療，甚至用自殺的方式了結自己。實際上，人到了生命的那一階段，往往已經喪失了正常的思維，已不可能對自己的生命作出理智的決定。在西方，在病人失去正常思維能力後，監護人作最後決定。我曾在nursing home幹過活。那裡的老人的監護人（往往是子女或老伴兒）基本都在書面文件上簽字同意，一旦老人生命垂危，就“保守治療”；其實就是放棄進一步搶救。我希望自己快要死了的時候，我的監護人也這麼做。他們這麼做理由很正當：這個老人活着已經不可能有好的生活質量。

  歐洲現在逐漸流行安樂死；也就是說，病人在自己還有正常思維的情況下，可以決定是否結束自己的生命，前提是繼續生活下去確實沒有什麼樂趣。我很贊同安樂死的想法，雖然如果法律認定安樂死不違法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我母親送到臨終醫院前，她精神狀態已非常差，在家中給其他親人造成很大負擔。但我們把她送進臨終醫院後，很多親屬頗有微詞。我從來沒有辯解。我那時和朋友們說起母親的精神狀態，很多家裡有類似情況的人馬上一起訴苦，說真是被折磨死了。然而他們就是不敢把這樣的老人送到臨終醫院去。為什麼？在傳統的觀念中，此舉是“不孝”！人言可畏。說傳統的中國人“不注重生活質量”，實際上這裡面有傳統道德觀念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