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依 娃

1958—1962 史無前例的大饑荒真相，隨著楊繼繩《墓碑》多種文字的出版，已為文明世界更多人所知，也引起中外學界的重視。依娃女士就是一位不倦的調研者，她的重點是甘肅省。曾往現場採訪過上百位現已高齡的倖存者。史料彌足珍貴。她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學者去全國作現場調查，揭開這場慘絕人寰的浩劫真相，以慰數千萬餓殍和大規模人吃人的死者的亡魂。  



●作者（右）在甘肅採訪上百名大饑荒的見證人。這位老婆婆說，她不怕死人，就怕幹部。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知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知道十年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被迫害、死去。但對於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數千萬農民在沒有戰爭、沒有災荒的年代活活餓死，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今天仍然鮮為人知，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有些人問：「既然餓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沒有南京大屠殺那樣的萬人坑？」「為什麼我沒有看到證據？」甚至有人說「是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污衊。」「是海外反華勢力捏造出來的謠傳。」

漫長半個世紀過去了，大饑荒死亡者的冤魂還沒有得到慰藉，倖存者的心靈還沒有得到安撫。沒有人認罪，沒有紀念碑，沒有紀念館⋯⋯沒有官方認可的真相揭露。筆者用兩年時間走訪當年饑荒最嚴重的省份之一，餓死一百三十萬人口的甘肅省，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採訪調研，記錄第一手的口述見證。
酒泉夾邊溝：右派死亡集中營

夾邊溝。地處甘肅酒泉地區的沙漠荒灘之中。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將甘肅省的三千多名右派分子（多是大學教授、報社編輯、中學教師、作家、劃家等），遣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他們住著地窩子，喝著糊糊飯，在寒冷、勞累、絕望和飢餓之中，有兩千多名右派餓死。其中包括中共高幹傅作義的弟弟，從美國歸國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先生。

在天水市，筆者有幸採訪到三位夾邊溝倖存者，其中之一是九十高齡的李景沆先生，他是天水一中的老師，也是一位虔城的基督徒，終身侍奉上帝。他是天水一中六位去夾邊溝的老師中，唯一活著回來的人。著有《蒙恩歷程》一書。



●●作者在甘肅農村採訪的幾個鏡頭。上至下：94 歲老奶奶、92 歲老爺爺、一位至今生活困難的孤老婆婆訴苦，令依娃心痛流淚。（依娃）

「我被打成右派後，一九六○年冬天，在酒泉的夾邊溝。那時已經餓死了一千多名右派，但是上面還指示，讓我們轉去高台明水河農場搞春播大戰。一無土地，二無水源，三無工具，四無籽種，五無住處，這不是讓這些知識份子白白去送死嗎？不是集體的屠殺嗎？」

兩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河，一天只有四兩的糊糊湯可喝，他們找草籽找蜥蜴，吃一切能吃不能吃的東西，最後連大小便都走不動到外面解決，只能拉在自己冷凍的床鋪上。

三千名右派，最後餓死得只剩下四百多名。因為有時一天就是四、五十個，來不級埋葬，只有拖出去扔在戈壁灘上，讓狼吃掉啃掉。有一個鄧立之醫生的身體被飢餓的右派刮去了屁股上的肉而食。

七十七歲的蒲一葉，當年是天水市團委「黃蜂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因為年輕氣盛，給市委領導貼了一張大字報，被打成右派送到夾邊溝。他回憶道：「睡在我旁邊的姓何，我叫他小何。上海人，大家叫他小上海，他餓的成天呻吟著「媽媽！媽媽！」我勸說「你不要叫了，你媽媽在哪裡呀？」他就哭開了，可憐得很，才二十出頭嘛。可是到了第二天，我推他，他已經死硬了。被子一裹抬出去就埋掉。我另外一邊是一個蘭大的法律教授，他就說了一句「把我們的法律健全一下。」就被打成右派，也餓死了。家裡還留下四、五個娃娃。我們一個地窩子，剛開始四十多個人，最後餓死得只留下不到十個。我算倖存的，因為媽媽給送吃的，算是活下來了。我害怕人家偷我的饅頭乾，晚上就放在頭下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