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到北京的外地人時髦起學京腔來了，就和八十年代初期中國人學英語那麼時髦。京腔培訓班也就和英語培訓一樣時髦起來。當年辦英語班的有不少文革入學的英語系工農兵學員。其實他們也未必就學不會標準英音或美音，而是故意學成這種“方言英語”的。他們那種帶着濃濃的老家方言的口語發音，帶壞了不少英語初學者。以至於謬種流傳，湧現出各地的“方言英語”。把North 讀成“鬧死”一定是東北人。把“News”讀成“溜死”，則是“粵式英語”。山東英語，四川英語，山，陝英語也都鄉音鮮明。“聽英語，識老家”，可謂中國人說英語的一大特色。究其根源，則是留學英，美，澳，的學者精英被打成“反動權威，牛鬼蛇神，裡通外國”，或下放農村，或發配掃廁所。黃鐘毀棄之時，正是瓦釜雷鳴的大好時機，三輩貧農出身的工農兵學員登上大學講台，把自己老家方言夾在英語裡打包出售，謬種流傳，誤人子弟。

文革期間凡是“涉外”行業的，必須政治，出身絕對可靠，北大西語系1970年招的全國第一批“工農兵學員”有一半是現役軍人，其他的一色（讀sher，三聲）的“根正苗紅，三輩貧農”，而且必須是赤貧，爺爺輩不能有一張犁，貧漁不能有張網，貧牧不能有鞭子。北京外語學院的學員用老家鄉音讀英語單詞，老師糾正學生發音被學生批判為“崇洋媚外，迎合帝修反”。他們說，我們工農兵是來“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的，不是來繼承封資修糟粕知識的。學外語是為了掌握和帝修反做鬥爭的工具，不是為了迎合取悅帝修反。學外國人發音就是向帝修反屈膝。用老家鄉音說英語，就是不忘貧下中農本色。外國人必須學會聽懂我們的發音，我們絕不會為迎合帝修反去學他們的發音。

看現在那些落馬貪官的簡歷，只要是1972至1977入學的（北大，清華是1970-1977），就是工農兵學員。那些出身貧農，進入政界早，善於投機鑽營的，不少進入中央高層。如最近剛落馬的司法部長。也有下海經商發財的。新東方創始人俞洪敏就是靠貧農出身從蘇北進入北大的工農兵學員，又靠貧農出身留校。他靠盜版托福試題辦新東方，非法在電線杆子上貼小廣告招生，趕上出國大潮發了財，出了名。如今只說北大經歷，不說怎麼進去的。不過也對，現在不是時髦“英雄莫問出處”嘛。

從京腔扯到英語，走題了，書歸正傳，說說現在的京腔培訓班。如今在北京混的外地年輕人，時髦起學北京方言，於是有的北漂就看見了商機，辦起了京腔培訓班。有人會奇怪，為什麼北京人不教京腔，把機會給了外地人。因為北京人知道，京腔的語調韻味不是長大以後能學會的，是從小在胡同小院，街坊鄰里的語言環境裡聽會的，所以他們不願意靠教北京話騙外地人的錢。外地人教北京話，能正宗的了嗎，他們以為北京話就是兒化音，其實大錯特錯。兒化音只有能用在特定的場合，用錯了就露（lou）餡兒了。

首先，北京人的“人”是不能兒化的，但外地人最愛說“北京人兒”。正陽門俗稱前門，地安門俗稱後門。前門三橋的門不能兒化，“後門橋”的門則必須兒化。北京大街的街不能兒化，但“小街”“寬街”必須兒化。有人問路“煙袋兒斜街”怎麼走，北京人告訴他，“袋”字不能兒化，他說是在北京話培訓班學的。北京話“椒鹽”沒有兒化，說“椒鹽兒”是東北方言。現在走在北京的馬路上已經很難聽到北京話了， 所以跟北京人說自己的方言很正常。但是要跟北京人說學來的京腔，張口就露餡兒，反到叫北京人對你另眼相看。

附錄：

北京的一些固定詞都是有歷史根源出處的，也不能亂用，比如“皇城根”就是指皇城外。皇城不是北京城，而是天安門前，從府右街到東皇城根那堵紅牆北，地安門南，東，西皇城根圍着的皇宮內院，所謂“皇城人”，除了住在裡面的皇上一大家子，就是太監了。直到晚清成立軍機處，才允許外臣李鴻章進宮辦公。那個貶低北京出租司機的怡然，把北京人說成是“皇城人”，就是罵北京人是太監。而太監是河北固安，安國一帶的貧苦農民把自己的孩子淨身賣進宮內的，太監“空前絕後“，又沒有後代，不是北京人。她罵了人，自己也露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