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感恩節轉一篇感恩真情好文。文中所述經歷，與我們這批受益於77年恢復高考的近齡人之命運軌跡，多少會有些重合。讀來難免心生感動。

管曉宏：遲到了四十年的匯報——尋找莊家玫老師記

轉自 溫情與敬意

2011年底我終於見到了小學附設初中班教我的莊家玫老師。整整四十年我都在苦苦尋找她，想報告離開她之後：有正式工作了、考上大學了、跟她一樣當教師了、出國留學了、回國了、當“長江教授”了……尋找莊老師這四十年中，經歷了滄海桑田。我想交出這遲到了四十年的匯報，作為對莊老師的感恩，也作為國家和民族巨大變遷的見證。

一、受教莊老師是幸運的偶然

文革前，父母工作的學院撤銷了。我們家從西安搬到了地處陝西省華縣蓮花寺的一個工廠。我轉到屬於蓮花寺公社的蓮花寺小學上學。剛上完四年級文革就開始了，隨着全國教育系統“停課鬧革命”的步伐，很快學校就停課關門了。雖然父母挨斗受“衝擊”，總是擔驚受怕，不知那天有更大的災禍降臨，但畢竟年齡小不懂事，可以不上課整天玩，又覺得十分開心。那時候沒有電子玩具，更沒有網絡，我們整日到周圍的池塘和小河溝里游泳，捉魚，還不時結夥爬到周圍生產隊的果樹上偷杏、偷棗、偷柿子，經常被農民伯伯追得狼狽逃竄。這樣的“好日子”一晃過了二年多，到1968年底全國陸續成立了革委會，教育系統開始“複課鬧革命”，我們到了該上初中的年齡了。但是，我們不能到中學上初中。一是那時的混亂局面中周圍沒有合適的學校讓我們去，二是毛主席有“農村小學附設初中班好”的指示，於是我們三個年級的同學合併一起上了蓮花寺小學辦的初中班。這所農村小學當時非常簡陋，師資大多數是來自周圍生產隊的小學民辦教師，辦初中班其實並沒有中學教師，也根本沒有教材，我們有很多時間是在周圍生產隊走“五七”道路，參加拾棉花、撿麥穗等“學農”活動。

莊家玫老師教我們純屬幸運的偶然。1969年初剛開學，我們有中學老師了，因為莊家玫老師等二位中學教師調到蓮花寺小學工作。莊家玫老師1961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化學系，隨後分配到偏僻旱塬上的華縣高塘中學工作，後調到蓮花寺農業中學（相當於農業中技或職業中學）工作。1969年初蓮花寺農業中學撤銷，莊老師調到蓮花寺小學教初中班。

莊老師教我們初中化學和數學課。她給我們上的第一節化學課我至今記憶猶新。她打開的是一本文革前的初中化學課本，開始給我們講什麼是化學，什麼是分子，什麼是原子。她沒有講一句文革時代流行的政治術語（那時不先講政治是可能出問題的），上課第一句話就非常嚴肅地告訴我們“原子是參加化學反應的最小微粒”。莊老師教的數學課從幾何開始講，也用的文革前的教材（這非常幸運，因為後來文革中用的“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等非常荒唐的教材還沒有出來）。我們學會了如何使用歐幾里得創造的數學語言，提出命題，用嚴密的邏輯證明定理。

莊老師非常敬業。她的二兒子鵬鵬帶在身邊才半歲多，交給工廠的一位家屬照看。那時候條件比較差，因為照看不周，鵬鵬身體一直不太好，莊老師很焦心。但是到了課堂上，莊老師作為母親的擔憂我們就看不到了。她的話語簡練又露着嚴厲，讓我們多少有些怕她。我那時比較頑皮，經常還愛耍小聰明給老師出難題，出乎我意料的是莊老師不像其他老師那樣發脾氣。特別是如果能在課堂上，不按老師講的，說出另一種證明方法，她還挺高興。在那樣的混亂情況下，莊老師居然能在工廠的醫務所和車間要來了一些瓶瓶罐罐和試劑，在簡陋的農村小學為我們開出幾堂化學實驗，像是氧氣製備和助燃的實驗，讓我們這些調皮蛋感到非常驚奇，對科學產生了無比的敬畏。我那時很迷60年代初出版的《十萬個為什麼》，有時會躲在一個地方看一天，所有冊都仔細看過，但這畢竟是看課外讀物。是莊老師第一次在正規的課堂上把我帶進了科學。

大約是1969年底，我擔心的變故終於還是來了。父母同時下放農村，我們全家搬到華縣柳枝公社鄉下。因為有莊老師這樣的老師，我不想轉到其它學校去。有近三個月時間，我每天來回跑近十里路上學，中午經常像流浪兒一樣沒有地方吃飯。記得莊老師帶我到教師灶上吃過飯，我也曾在她宿舍的爐子上把身上帶的饅頭和紅薯烤烤吃。1970年春天，這樣的日子終于堅持不下去了，我要轉學到離家不遠的柳枝小學初中班。離開莊老師的時候，她知道我可能很快就讀不成書了，流露出我不曾見過的母親般傷感。她花了很多時間告訴我文革前正規的初中、高中里學哪些課，有哪些教材。她對我說：你可能沒有機會上完初中，也上不了高中了，但不要灰心，你是個聰明的孩子，完全可以自學。她特別告訴我可以找大學生和已經畢業的中學生藉以前的中學教材，文革前也出版過一些自學數理化的小冊子。她告訴我文革前還有函授和夜大學，不用進大學就能完成大學的學業。她要我看看高爾基的自傳小說《我的大學》。

我在華縣柳枝小學上了不到一學期，一年多的“中學”生涯就結束了。1970年7月，我不滿15歲從柳枝小學初中班畢業，隨後就參加了華縣柳枝公社的民工隊，到冶金部第十冶金建設公司（“十冶”，當時是“十三冶”金堆城指揮部，後升級）參加三線建設，在秦嶺深山中建設金堆城鉬礦。

70年代的莊家枚老師

二、在劇院沒有等到莊老師

我能正式參加工作是幸運的偶然。在“十冶”當民工主要是配合工班干雜活，包括像挖管道溝、抬氧氣瓶，搬工具，安裝輔助等等。為安裝行車軌道，我那時經常不戴安全帶在幾十米高只有五、六十厘米寬的行車梁跑來跑去，不知危險，現在想起非常後怕。民工隊的食宿條件也比較差，我們住在一個個木板和油氈紙搭建的工棚里，上百人睡在一個大通鋪上，我不久就染了滿身虱子。我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好幾里山路趕到工作室，打掃衛生，生好爐子，等工班師傅們到來。我到十冶不久就有了“名氣”，很多人都知道柳枝公社民工隊有個十四、五歲的大腦袋孩子，腳上穿着一雙看起來大的出奇的軍用大頭翻毛皮鞋（這是父母怕我受凍，專門在西安的舊貨店為我買的），在工地上不知疲倦跳來跳去。

命運的改變始於1970年國慶聯歡會。文革中很多父母挨整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都早熟，懂得以後的出路要靠特長。那時比較現實的特長就是文藝和體育。我的家人沒有任何人從事藝術工作，但我不知從哪裡得到些“藝術細胞”。“停課鬧革命”之後，我問家裡要了幾塊錢買了竹笛，無師自通學吹笛子，進步還比較快，參加過學校和工廠宣傳隊的樂隊。我在民工隊的國慶聯歡會上唱了一段“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引起了正在發掘人才的公司宣傳隊領導的注意，因為當地農村青少年一般只會唱秦腔。下台之後，他們找到我，問我還會什麼，得知我會吹笛子，他們很高興，因為這正是他們樂隊缺的聲部。經過一番演奏考核，我於1970年11月被正式調進了公司宣傳隊，成了樂隊的笛手。

接下來運氣又來了。陝西省軍區於1971年春節後組織各軍分區文藝代表隊調演。解放軍總政文工團的張元方導演（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導演組成員，曾出演《黑山阻擊戰》等電影）當時下放在陝西省渭南軍分區，任政治部主任。他和政治部宣傳科李營科長帶人經過一番考察，選中了我們宣傳隊代表渭南軍分區到陝西省軍區參加調演。那時渭南軍分區的司令員也是地區革委會主任（相當於地區專員），為了加強我們宣傳隊的力量，特批了15個招工指標給“十冶”。因此，我和另外14位本單位子弟和西安市的下鄉知青作為“特長生”被正式招進“十冶”參加宣傳隊，我從1970年底開始就有正式工作了。

我們宣傳隊在渭南軍分區集訓排練了幾個月，春節都沒有回家。張元方主任經常到場指導我們排練。現在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如果不是因為那個年代的奇特機緣，我怎麼可能從事“演藝工作”，還能得到總政文工團導演的指導。1971年春節後，我們宣傳隊參加完陝西省軍區文藝調演之後，到各地機關、部隊和廠礦企業的匯報演出。與當時的形勢相適應，我們宣傳隊是奇特的混合體。樂隊既有笛子、板胡、二胡、揚琴、三弦等民樂，也有小號、單簧管、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樂器，演出節目既有芭蕾舞劇革命樣板戲《白毛女》、《紅色娘子軍》選段（好笑的是幾乎每次演出，前面的觀眾都要站起來看台上女演員的腳尖是怎麼立起來的，被後面觀眾厲聲呵斥），也有京劇革命樣板戲選場，表演唱、獨唱、舞蹈、小話劇、器樂獨奏、合奏等五花八門。

我們單位上萬人，在知青中大規模招工是在1971年底。而我們15個知青（我其實還算不上知青）與今天的特長生類似，在1970年底就有了正式工作，好不幸運。就我個人而言，華縣的上萬民工中就我一個人留下參加了正式工作，多麼不容易。我當時想一定要把我參加工作的好消息告訴莊老師，我會按她的期望自學文化知識的。不久機會就來了，1971年春我們宣傳隊要到華縣人民劇院演出。

我已經聽說就在我離開蓮花寺小學不久，莊老師調到了地處華縣縣城的咸林中學（文革中先改成工農中學，後改成華縣“五七”大學）。聽人說文革前咸林中學是一所非常好的省屬中學，我高興莊老師能調到那裡專業對口。我不但能夠見到莊老師，還能請她看我們的演出。我給莊老師寫了信，演出結束後在劇場找她。因為要演給莊老師看，我特別賣力，記得那天我的笛子獨奏返場三次（好像第一個曲子是《牧民新歌》）。但是演出後我在劇場左等右等都沒有等到莊老師。演出完後宣傳隊就離開了華縣縣城，不容我去咸林中學找莊老師。四十年後我見到莊老師時她告訴我沒有收到我的信，即使收到了，也不大可能來看我演出，因為她的小女兒剛出生不久。

三、給莊老師的信被退回了

我在“十冶”半專職的“演藝生涯”斷斷續續好幾年，後來演出比較少了。我先後在地處華縣金堆城的“十冶”二公司和地處華陰縣桃下的“十冶”安裝公司幹過木工、鉗工、車工三個工種，其中當車工的時間最長，有4年多。當工人的生活稍微穩定之後，我也漸漸懂事，開始嚴肅地思考人生了。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我上過4年小學，再就是充其量與初中擦了一個邊，實際上連小學的文化程度也達不到。我不會忘記莊老師要我自學的期望。但是，我能學什麼？怎麼學呢？

最方便的是繼續學器樂演奏，爭取考專業文藝團體或恢復招生的藝術院校。當時不少有藝術才能的青年報考專業團，特別是部隊文工團。我們在軍分區集訓過，當然想考部隊文藝兵。我很想轉學長笛。我們單位有一支非常老舊的長笛，幾乎吹不響。所以，我特別想有一支自己的新長笛。

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主持下，文革初期的一些做法得到糾正，我父母結束“下放”回到西安工作，我們家從華縣農村搬回西安。我幾乎每次回家都要到西安鐘樓樂器店逛一趟，在185元一支的星海牌長笛前眼饞地反覆看半天。但是這支長笛的價錢比一輛飛鴿牌自行車還貴，買長笛無異於今天買汽車。我剛參加工作每個月只有20多元工資，可買不起長笛，也不好意思向父母要錢買這麼貴的樂器。再者，我們單位駐在山溝里搞三線建設，不可能找到專業老師指導，光靠無師自通勤學苦練很難再提高演奏水平了，考專業文工團太困難了。

文革中後期，中學的辦學秩序逐漸恢復了正常，但教材和教學水平依然很差。即便如此，我也非常盼望能夠重進中學學習，每次路過單位的子弟學校都忍不住向裡面看，羨慕坐在教室里的中學生們。但是，我也知道單位怎麼可能允許一個小青工去上中學呢。1971年毛主席發出了“大學還是要辦的……”的“七二一指示”，次年普通大學逐漸開始恢復辦學，採取“個人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的辦法在工農兵中招生。我開始欣喜若狂，以為有機會上大學了，年年都積極報名。但是，我年年只能過“個人報名”這一關。因為按當時的標準，我的“出身”有嚴重問題，而“出身”是不可能改正的。幾年下來，我終於明白在現有的招生制度下我的大學夢不可能實現。

只剩下莊老師說的自學數理化之路可走了。自學的目標是什麼呢？其實，知識的重要性已經讓我這個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程度的小工人深刻感受到了。我們單位是從東北內遷來陝的大型國營企業。木工師傅告訴過我“青年魯班”的故事，李瑞環用神秘的幾何計算就能確定木結構尺寸；鉗工師傅告訴我“倪（志福）鑽”是如何發明的；車工師傅告訴我王崇倫如何提高車床的切削效率。這些50年代的勞模對師傅們的影響很大。看來即便要當一個有技術的好工人，也要學會三角函數和齒輪減速比計算，懂得些金屬切削原理，能設計製作工夾具。師傅們的樸素語言同莊老師對我的教導完全一致。我要自學成才，完成中學和大學的學業，學了知識總有一天會有用，至少能幫助我當個好工人。冥冥之中，我相信“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一定會過去，我夢想能靠自己的能力和知識走進大學的殿堂。

按莊老師的建議，我從上過中學的“老三屆”同事和朋友那裡借來了文革前的初中和高中數理化課本，從小學程度開始，踏上了漫漫的自學之路。那個年代很多青年工人為了成家要想辦法做幾十條腿的家具（跟現在買房、買車差不多）。我當過木工，做家具應該不難。但我一門心思自學數理化，床頭貼着元素周期表，做着數學作業，還常向大學生技術員們請教。有一陣子晚上看書看得太晚，得了神經衰弱和失眠症，還被一些人當成怪人，說哪裡有小工人得這種病的。那個年代，自學數理化之路在政治上也非坦途。因為我一心自學，沒有心思寫領導布置的“批林批孔”“大批判”文章，工程隊的指導員就說我是“白專道路”的典型（“白專道路”哪裡輪到我這樣的小青工走呀），還在工程隊大會上批我。面對這樣打擊，我堅信自學沒有錯，但為了減少麻煩，我只能在人背後學。1975年又來了機會，西安冶金建築學院（今日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要到我們單位“開門辦學”，由機電系領導永毓棟老師和出身清華大學的田維鐸老師等帶隊在“十冶”辦一個一年制的進修班，我們單位就勢辦“七二一”大學，與冶院的進修班一起辦學，冶院的老師來我們單位上課。我爭取到了上“七二一”大學（大致相當於職工技校）建築機械班的機會。雖然要照顧大家的平均水平，這個班教的基礎知識從初中開始，但畢竟給了我們一年脫產的時間，還讓我們學到了機械製圖、機械原理等大學的專業基礎知識。特別是有機會直接向冶院的大學老師們請教，這對我自學來說太難得了。我已經開始自學微積分和力學，經常去找永老師、田老師等老師們請教。那時的大學教學秩序也很不正常，教師被要求按典型產品組織教學，專業老師什麼都要教，還有所謂“班辦大學”之說。他們很吃驚怎麼會有小青工在系統地自學中學和大學基礎課程，都很欣慰，非常耐心地教我。到1977年，我用借來的文革前教科書，自學完了初中、高中的全部數理化課程，還初步自修了微積分、理論力學、電工學等大學課程，做了教科書中的大部分作業，用過的筆記本和作業本摞起來有近1米高。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文革結束了。1977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恢復工作後做出了扭轉乾坤的重大決策：當年恢復高考。我是在1977年十一假期聽說可能恢復高考的小道消息，沒想到兩個星期之後《人民日報》就發表了恢復高考的社論。這對我們自學者無疑是最大的福音，靠自己的能力上大學的夢想終於有可能實現了。不到兩個月的複習準備，我是在極度興奮、緊張和不安中渡過的，不巧的是又趕上單位好多天停電，必須點着蠟燭挑燈夜戰。

1977年12月9、10日我參加了1977年高考。因為多年沒有組織高考了，各級主管部門很緊張。據說印高考試卷用紙緊張，竟用了印“毛選”五卷的紙。試卷前一天送到我們單位所在的陝西華陰縣，縣領導派解放軍守了一夜。我的考場在我們單位的職工子弟學校，四周有基幹民兵持槍巡邏。我是平生第一次在印好的試卷上答題，自然是異常緊張。記得帶了2支鋼筆，掉在地上一支就撿不起來了，只好用另外一支。第一場數學考的不理想，幾道會做的題目都做錯了，再往後情緒稍微穩定了一些，後三場政治、語文、理化越考越好。

接下來就是度日如年的等待。1978年元旦前後突然得到單位教育處的通知說我和其他4位同事被初選上了，到華陰縣城的部隊醫院參加體檢。我當時還是懵里懵懂，先到縣城老城門，看到城門樓上放榜的初選名單中有我，這才相信是真的。但是，初選並不等於學校錄取，還要篩掉許多考生，更令我提心弔膽的問題還是政審。好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政治環境已經大大改變了，感謝十冶教育處的領導為初選上的考生說話，我們單位組織部門為我提供的政審材料還特地修改了一次，儘量選擇了不影響我的措辭，沒有為難我。

1978年春節前一個星期，單位里準備過年氣氛已日漸濃厚。我正在上班，安裝公司黨委辦公室秘書突然找到我，問我們家什麼人在清華大學工作，因為有清華大學革委會寄給我的掛號信。我家當然沒有任何人在清華大學工作，我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到公司行政樓打開信，先是幾張行李託運票掉了出來，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接下來取出來的是一張我永遠忘不了的錄取通知書：

“管曉宏同志：錄取你入我校工業自動化專業學習，學制4年半，請於1978年3月3日至5日到清華大學報到。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

我第一志願被清華大學錄取了。我下意識地跳了起來，在外面狂奔了幾百米才停下，又看了幾遍，確實是真的。我們單位教育處領導告訴說我是華陰縣第一個收到錄取通知書的考生，後來知道也是華陰縣唯一被清華大學錄取的考生。我當晚徹夜未眠。這消息立刻傳遍了，很多朋友、同事特別是在一起自學的夥伴們真心為我高興，要我發電報馬上通知家裡。

電報我沒有發，因為我想放假回家後當面給父母和家人一個驚喜。我特別想馬上告訴莊老師。之前我給她寫過信，但沒有收到回信。我這次寫了一封掛號信給莊老師，告訴她這個好消息，也詳細報告了我這幾年的情況，我寫滿了我能想到的感恩和美好祝福的話。我特別想告訴莊老師：您對我期望的第一步我做到了。哪知信被退回來了，原因是查無此人。這真是幸福之中最大的遺憾了。後來知道莊老師1972年暑假後就調離了咸林中學，終於回到西安工作同家人團聚。大概那時的華縣“五七大學”處於變動之中，收發室不知道莊老師後來的單位或者不負責任，沒有把信轉去。

四、騎自行車找莊老師無功而返

我在清華本科和碩士學習一共7年。到校後不久，學校招生辦希望給新生的中學母校寄招生宣傳材料，要我們填寫母校校名和地址。這真讓我尷尬，但也只能如實填寫。系辦公室看到我的母校是小學，還以為填錯了，專門找我確認。

還沒有開始上課，我就開始焦慮像我這樣自學出道的新生，是否能夠跟得上清華的學習。後來才知道我們77級同學中與我有類似經歷的人很多，大家都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那時，學校為了我們的健康晚上11點後實行“燈火管制”，但我們每天都爭先恐後去占長明燈教室的座位。食堂排隊買飯的隊伍中，不少同學拿着單詞本在背單詞。進校後的第一個寒假我沒有回家，在校苦讀。班主任吳秋峰老師很關心我們，除夕夜請我們幾個沒回家的同學到他家包餃子。

學校設立了免修制度。如果一門課程開課之前能夠通過免修考試的分數線（一般都比及格線要高很多），就可以免修通過這門課程。我發揮了自學的優勢，先是用當車工和“七二一”大學打下的製圖基礎免修了機械製圖課，後又在假期自學複變函數通過了免修考試。

因為有點自學能力，我被選進了學校的“因材施教”學習小組，李傳信教務長親自找各小組的同學到他辦公室談話，說我們當中有同學免修了包括高等數學、英語在內的基礎課程，還有同學自學了量子力學。他要我們在有餘力的情況下多學些課程以外的知識，進一步鍛煉自學能力。我選擇了計算機小組。雖然我們那時已經學了基本程序設計語言，但上機實踐機會很少。因為那時能給教學科研用的計算機是國產的DJS-130小型機，只有32K內存，輸入用紙帶機，輸出是老式的電傳機，效率低，而且經常壞。所以，上機日程排的很滿。劉祖照老師耐心指導我們計算機小組，利用節假日和深夜在機房工作。我結合電路課的學習，編寫了求解線性電路的小“軟件包”，在當時的情況下，極大地鍛煉了數值計算理論和計算機應用能力。

外語是我進校時最薄弱的環節。上大學之前我沒有學過任何外語，因為在沒有音像資料的情況下，自學外語不太可。所以，進大學之後幾乎是從ABC開始學。為了學好外語，我下了不少功夫，經常去聽音室，背誦了許多“新概念英語”和廣播英語的課文。我的音樂基礎對提高英語聽說能力幫了大忙。本科畢業時，外語已經有了長足進步。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我免修了研究生英語，進入了外教Linda Graves女士教的英語提高班，並參與創辦了研究生英語俱樂部。我沒有忘記莊老師。我們英語提高班每周要寫一篇英文作文。我有一篇作文是以莊老師的故事為背景寫的一篇英文小小說“My Chemistry Teacher”（“我的化學老師”）。可能因為故事感人吧，Linda推薦給了清華研究生會辦的英文小報，之後被中央電視台《星期日英語》節目看上，登在了《星期日英語》期刊上。英籍華人主持人彭文蘭女士在節目中朗讀了我的小文，還用英文採訪了我。節目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後，有外校的同學專門到清華來找我，想成立英語學習小組，還專門問我那篇小文的背景。真想不到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學術論文，而是英文小文，又是莊老師幫助了我。

本科畢業後我考上了本系的研究生。我的碩士論文工作是研製分布式計算機控制系統，是教研室主任鄭維敏教授和我的導師鄭學堅教授選定的前沿課題，在鄭維敏教授的直接指導下工作，先後得到副導師吳秋峰老師、崔子行老師和其他年輕教師的具體指導。我和同學成了國內最早的網絡控制系統研究者之一，得到了導師們和同行們的讚賞。清華四年半本科和二年半碩士研究生學習，我取得了優異學習成績，鍛煉了科學研究能力，為我今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清華上學期間，影響了我多年、幾乎斷送了我所有前程的出身問題終於煙消雲散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父母的所謂政治問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我也得以了解了比較詳細的情況。上世紀40年代的重慶有一群年輕的知識分子革命者，其中包括了《紅岩》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我父母等西南學院新聞系的同班同學和青年教師。羅家聲名顯赫，羅廣斌之兄羅廣文是國民黨嫡系的15兵團司令，我的外祖父在世時是黃埔出身的川軍將領。這群年輕的革命者沒想享受“官二代”、“富二代”的特權，放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以今天80後、90後的年齡追尋他們的理想，參加“危險”的革命活動。父母等人在1947年重慶六一大逮捕中被抓進警備司令部監獄，當局迫於社會壓力和上層關係的關照不得不放人。羅廣斌等人受江竹筠（江姐）領導，因為重慶地下黨的《挺進報》事件被關進大家現在熟悉的“白公館”、“渣滓洞”監獄，在大屠殺的最後關頭九死一生逃出。但是，他們很多人可歌可泣的事跡在改革開放以前不但沒有受到多少讚揚，甚至沒有得到基本的信任，反而因為他們的出身和家庭社會關係受到無端的懷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儘管羅廣斌以親身經歷為背景寫了《紅岩》而享譽全國和世界，但不信任和污衊仍然讓他在文革中失去了生命。今天看來，給他們帶來厄運的顯赫出身和他們追尋理想的反差多麼令人肅然起敬。他們很多人為理想獻出了生命，包括在“白公館”、“渣滓洞”犧牲的江竹筠、劉國鋕等人。絕大多數活下來的人默默無聞，許多人在左傾錯誤的影響下歷經磨難，有人以生命為代價抗爭。他們矢志不渝的理想主義精神永遠值得我崇敬和自豪。

1985年4月碩士畢業後，我主動要求到西安交通大學當教師。“少小離家”15年後，回到了家人和女朋友所在的城市。我當然忘不了尋找莊老師。我聽小學同學們說莊老師調回西安了，但沒有人知道具體在哪個單位。我在蓮花寺小學見過莊老師的丈夫來探親，隱約知道他好像是莊老師的同學，留在了陝西師範大學工作，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個系，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回到西安後不久，我騎自行車多次到陝西師範大學化學系和其它繫到處打聽莊老師的丈夫。因為我不知道姓名，始終沒有得到確切的線索。後來聽師大老師們提醒說也許莊老師的丈夫是在西北大學工作。於是我騎車又到西北大學找了很多人，還是沒有打聽到莊老師丈夫下落。

五、電視節目中找莊老師幾乎成功

自1985年4月，我在西安交大工作三年。老一輩的知名學者胡保生教授、萬百五教授、李人厚教授等傳幫帶，教我如何當教師，對我幫助很大。我當了講師，擔任了研究生課的教學和第一屆教改班班主任，繼續分布式控制系統研究，發表了研究論文，出版了教材，結了婚，有了兒子，可以過點安穩日子了。但我很快覺察到要成為合格的高校教師，我的基礎不夠了。博士水平將成為高校教師的必要條件。於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出國留學大潮中，我申請到了美國康涅狄格大學電機與系統工程系的全額獎學金，自費公派赴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1988年8月，我登上了北京飛往紐約的中國民航航班。因為買機票幾乎花光了所有積蓄，我口袋只裝着允許用平價換的50美金和借親戚的20美金。到美國後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住一夜，再乘長途汽車到康涅狄格大學校園，買了些生活必需品，口袋裡就剩下一塊美金了。

在美國留學的日日夜夜，我同80年代廣大的留學生一樣，刻苦修課，過語言關，當助教，學會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做研究，一步一步適應新的環境。有了前面的自學經歷和求學歷程，出國留學不難適應。不同的是我深知出國求學的機會來之不易，只有勤奮努力，才能在來自全世界的優秀學子中脫穎而出。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方向是電力和能源系統的優化調度，最初只得到美國NU公司（東北電力公司）6個月的資助。我先要從1米多厚的程序清單中了解系統運行的現狀。為了儘快找到問題，我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干到凌晨一、二點是家常便飯。因為多次凌晨在實驗室被警察盤查，由此而結識了深夜查案的女校警，有時她看到我一連幾天凌晨都在，不由感嘆說“You Chinese really work hard”（你們中國人真用功），感言明白學校怎麼這麼愛招中國留學生了。靠着在清華和西安交大打下的紮實科研基礎，我很快發現了關鍵問題，用我們提出的新理論和新方法置換了現有方法，取得了重要理論研究成果及每年數百萬至上千萬美元的經濟效益，並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引起了世界同行的重視。我的導師、著名華裔科學家陸寶森教授高度評價了我的工作，在推薦信中特地說我是“該系成立15年來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1993年5月我獲得博士學位時，趕上了美國經濟衰退，老布什總統競選連任因此輸給了克林頓。由於我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加上導師強力推薦，我被美國當時最大的電力公司PG&E（太平洋燃氣與電力公司）聘任為高級顧問工程師。9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經濟好轉，能源和電力工業實行市場化，我的研究方向很熱門，各種待遇豐厚和研究條件優越的機會接踵而來，我面臨了重要選擇。

其實選擇並不困難。美國待遇高、生活環境和科研條件好，但打工的感覺並不好，很多留學生都能感到頭頂上有一塊看不見但碰得着的“玻璃天花板”。九十年代的中國條件雖艱苦，但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我能有機會以主人的身份置身其中而為之貢獻，讓我的美國同事感到羨慕。1995年7月，我辭去了美國的職位，回到了西安交通大學工作。回國前，母校清華大學自動化系領導和老師得知我要回國，特地寫信給我，希望我回到母校工作，但我婉拒了。雖然我出國留學是自費，但當時去北美留學的人數受到國家教委控制，是我所在的西安交大信控系和外事部門領導為我爭取了名額（JW102表），系領導曾表示派我這樣青年教師出國很值得，我也向學校表示過一定會回來。講誠信，知恩圖報，莊老師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我。母校的領導和老師表示非常理解，支持我的決定。

我深知回國之路一定不平坦，但困難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有人冷嘲熱諷說我在美國混不下去了，我能想到，也不在乎。可是，儘管我事先給蔣德明校長寫了信，人事部門也不相信我不提條件就全家回國，認為我不過是說說（大概之前有人講了很多條件，但最終沒有回來），所以沒有為我們全家安排好住房。因為出國前住我妻子單位的住房已經被單位收走了，如果不是我們的父母家在西安，我們真是要“流落街頭”了。後來人事部門給留學歸國人員分配新建兩居室住房的方式也很奇特，要我抓鬮決定樓層和位置。我妻子特別怕住頂層，得知要抓鬮後非常沮喪，因為她知道我的手氣通常特別不好。還好我那次非常爭氣，抓到了離頂層差二層的樓層，否則真是不好交代。特別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因為我回國前出了車禍，座車被路對面開來失控的車撞退十幾米，掉進了路邊的溝里，全家人總算有驚無險沒有大礙。因為處理保險公司事務推遲幾個月啟程，人事部門就懷疑我是因為車禍中殘疾了才回國，怕學校沒有得到歸國人才，反而背上一個殘疾人的負擔，一定要老所長胡保生教授親自帶我到人事部門報到，看我走進辦公室。領煤氣罐要跑好幾次，等處長、科長依次批覆。為孩子插班進交大附小報名被關在附小大門外的驕陽下幾乎一整天，因為校長把我同周圍電管局等單位（學校要照顧的單位）的家長劃為一批人了。更為倒霉的是剛回來趕上了多年不遇的西安地區大旱缺水，每天只能定時由消防車送水。聽省委書記事後接受鳳凰電視採訪時講，如果當時再不下雨就要按預案動員全市人民到外地投親靠友了。這同加利福尼亞舊金山灣區的環境和條件相比，反差實在太大了。

我出國前是講師，雖然出國多年，但按當時的規定，職稱只能從講師開始。我每月只有300多元的講師工資，直到有機會重新評定職稱。更為嚴重的是兒子從小在美國長大，漢語跟不上，插班進附小只能留級，特別是將來參加高考可能會受影響。我妻子怕孩子受教育再走我的坎坷路，二年後她一個人帶孩子去美國上中學，我們只能暫時分居，家庭每年散多聚少。

國內當時的工作條件也比較差。學校按規定給我3萬元科研啟動費，人事處出1.5萬，科研處出1.5萬。但科研處在學校財務整體超支了，無法支付，常務副校長孫國基教授一氣之下要拿他的校長基金給我出1.5萬。剛回國兩眼一抹黑，不知如何申請科研經費。有些項目申請需要看獲獎成果，報獎需要看國內的工作，而我只有國外的工作不被認可。

面對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困難，我沒有泄氣。歷經了求學經歷中的種種艱難困苦，眼前的狀況遠不是最差的。我只當是回來不久常在電視裡聽劉歡唱的“從頭再來”。我和同事們共同奮鬥，緊密合作，建實驗室，建網絡系統，主辦國際學術會議，建設科研環境和平台，繼續在國際前沿方向開展高水平的研究和人才培養的工作。老教師們見我剛回來沒有研究生，紛紛把他們自己的博士生給我帶，做我的課題。1997年，我獲得了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的資助。在當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自1995年起每年在每個學科只資助1-2位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資助額度幾乎是一般面上項目的10倍。這給了我極大的信心，成了我堅持下去的支柱。我和我領導的課題組先後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863計劃等重要科研課題，在電力與能源系統優化與安全等領域做出了重要研究成果，發表國際一流期刊論文，應邀在麻省理工大學（MIT）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做大會報告，獲得了1996年美國李氏基金傑出成就獎和1997年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

回國後我沒有忘記尋找莊老師，感恩的心更迫切了。1998年，我有了一次幾乎成功的機會。那年，陝西衛視為了紀念改革開放20年，做了一期特別節目，現場訪談幾十位77、78級的大學生。我是台上就坐的三位嘉賓之一。大家有太多類似的感人故事想說，但節目只有大約半個多小時。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細說莊老師的故事，我只能求導演在節目最後允許我呼喚知道莊老師情況的觀眾跟電視台聯繫。主持人非常幫忙，特地提了全社會應該感謝莊老師這樣的老師，並請知情的觀眾提供信息。事後，我幾次詢問聯絡我的小劉記者有沒有知情人聯繫。她沒有好消息告訴我，只能安慰我說： 30年的人和事有太多變化，沒有知情人聯繫是正常的，您的心這麼誠，將來也許還有機會。我知道莊老師是廣東人，我想象也許她與許多知識界的名人一樣，80年代就去深圳或海南了吧。

其實這次與莊老師擦身而過。莊老師見面時告訴我，她的同事看到了節目，告訴她有人在電視上找她。但等她打開電視時，節目已經播完了。等我再次被電視台採訪談1977年高考，已經是10年以後，而且沒有機會講莊老師的故事了。

六、請公安局幫助終於找到莊老師

相對順的日子過的很快。1999年我被任命為機械製造系統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擔任了國際著名期刊Automatica的副編輯。美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學何毓琦教授是我博士導師的導師，曾經在1992年訪問過我所在的康涅狄格大學實驗室，對我的研究工作給予過重要的指導意見。1997年他到西安參加全球智能控制與自動化大會，進一步了解了我的工作，邀請我到哈佛大學合作研究，參加他領導的複雜網絡化基礎設施安全性和經濟性的重大科研項目。1999年我再次出國到哈佛大學工作1年多。之前，我原來工作的公司也請我去做能源和電力系統市場化的短期研究和顧問工作。我充分利用與國外聯繫，同多個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密切合作關係。何毓琦教授對我和我們課題組的研究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我們課題組又選送了二位年輕教師到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對我們課題組和實驗室後來的發展壯大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99年，在香港李嘉誠先生資助下，教育部設立了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五年中每年給每位長江學者發10萬元人民幣津貼，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的收入。通過教育部組織的幾輪評審，2000年初我受聘擔任西安交通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這既是榮譽也讓我惶惶不安，不知道這10萬元津貼該如何在課題組分配。教育部緊接實行的“985計劃”解決了這個難題。“985”高校的教師們都拿到崗位津貼，收入大幅度增加，這10萬元津貼隨即就不那麼扎眼了。

長江特聘教授的“985”配套經費使我們實驗室研究條件和環境大大改善。我逐步建立了一個年輕人為主的研究團隊，在與他們的合作中，我也學到了不少。在哈佛大學工作期間，與同事合作促使我認識到了網絡信息安全領域的重要性。這是一個需要學科交叉融合才能做出好成果的領域。為了有個地方能讓不同學科的研究生坐在一起合作，我找到一間其它學院實驗室借用10多年沒有用的計算機房，為能儘快使用，我和研究生們當起了搬運工，儘快把其它實驗室設備搬回去，把報廢設備安置好，爭取到了寶貴的30平米實驗室，在國內高校中較早開展了網絡信息安全領域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我們的研究團隊逐步擴大，後來建成了智能網絡與網絡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新世紀之初，母校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幾乎同時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為了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作為一項戰略措施，清華聘請何毓琦教授擔任講席教授。在何毓琦教授的建議下，成立了以他為首的清華大學第一個講席教授組，我受邀擔任了講席教授組成員，而其他成員基本都是境外名校的著名學者，其中包括了我的博士導師陸寶森教授。我是唯一國內高校的成員，還擔任了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清華大學智能與網絡化系統研究中心主任，責任十分重大。在何毓琦教授的指導下，講席教授組的同事們植根清華十年，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國際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國內外科學與工程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我任負責人得到了國家外專局和教育部聯合出台的國家“111引智計劃”支持並獲得延續。母校的領導和老師對講席教授組取得的成果給予充分肯定，顧秉林校長在講席教授組10周年慶祝會上總結說：“這是根據清華與中國教育實際情況的一個偉大創新與創舉”。

2003年，清華大學自動化系領導換屆，母校的領導和我的一些老師們希望我能擔任自動化系主任。經清華大學領導同西安交大領導商量之後，決定在人事關係不轉的情況下，任命我擔任清華大學自動化系主任。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我曾就讀的清華大學自動化系和自動化學科是全國最早成立，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影響，由於受當時大環境的影響，沒有處於快速發展時期。我在西安交通大學的工作沒有明顯減少的情況下，擔任這樣的職務倍感壓力和責任重大。有好心人“警告”我，如果我接下這個任務沒有做好，我在全國自動化界就會“聲名狼藉”，沒有立足之地。我沒有退路。1995年我婉拒了母校老師的要求，但這次母校老領導找我時說我們已經老了，該你為母校做貢獻了。面對老師的要求，我這次不能再拒絕了，我要以求學精神來做好這份工作。母校領導和老師李衍達院士、吳澄院士、王桂增教授、金以慧教授給了我極大的鼓勵和幫助。我同全系師生共同努力，在國際學術前沿和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工程技術兩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清華自動化學科的全國排名重回第一，我們建成了一流的人才培養實驗基地，科研經費翻了一番還多，人才隊伍和科研成果都有明顯突破，學校領導在我卸任時給了我很大肯定和鼓勵。

2007年，參加高考已經過去30年了，我還沒有找到莊老師。這年，中央電視台為製作紀念高考30年的新聞節目，採訪了幾位當年的老考生，我是其中之一。我給中央電視台記者講了莊老師的故事，拿出了當年的准考證、裝入學通知書的信封和入學須知等“文物”（入學通知書報到時交了），希望能允許我在採訪中提一下找莊老師的事情。但這次是在新聞聯播等節目中播出，節目播出時間總共只有3分多鐘，不可能多說一句與高考30年不直接相關的事。我想通過電視台再找找莊老師的願望沒有實現。

2008年，經西安交大和清華大學領導商議，結束了我在清華大學自動化系主任的任期，任命我擔任西安交通大學電子與信息工程學院院長。我們這個學院有5個系，4個一級學科，學生近5000人，教職員工近400人，是西安交大最大的學院。這對我又是全新的挑戰。有了清華的院系管理經驗，在學校領導和老院長侯洵院士的支持下，我和學院黨政班子的同事們努力為學院的建設和改革盡心盡力，學院在人才培養、隊伍建設、科學研究和學院管理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近年來我們院先後在國外引進了8位“千人計劃”人才，科研經費達到了我就任時的3倍。

近年來，我和課題組的教學科研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為了配合學校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我教了幾門英文講授的課程，在西安交大用英文講授“系統優化與調度”，在清華大學用英文講授的“英文科技論文寫作與學術報告”被學校研究生院列入全校研究生職業素養課。我領導的課題組在能源與電力系統優化、網絡安全、智能電網等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主持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群體資助。我被最大的國際學術組織IEEE選為會士（Fellow）和傑出講座人，被母校美國康涅狄格大學選為傑出工程師院成員（傑出校友）並列入工學院名人堂，應邀擔任了國際著名期刊IEEE電力系統彙刊的編輯。

轉眼到了2011年，距我第一次給莊老師寫信請她看我演出已經過去了整整40年。暑假前，我參加了學院機關組織的一次研討會。會議休息期間我同院裡新任的外事助理小楊老師閒聊時，她提到她是陝西華縣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再談下去她的祖上竟是咸林中學的創始人，這正是我與莊老師最後失去聯繫的學校。小楊作為80後當然對40年前咸林中學的人和事一無所知，不過她又無意中又談到她現住在陝西師範大學家屬院，家人長期在陝西師大工作。怎麼會這麼巧，好像都跟莊老師有關係。我馬上請她根據莊老師的情況打聽一下莊老師的丈夫是否就是陝西師範大學的教師，但也沒抱太大希望。小楊的家人問了很多人包括老幹部處的工作人員，可還是因為我不知姓名，沒有打聽到確切消息。聰明的小楊老師這次找對了人幫忙。她的同學在市公安局戶籍部門工作，可能被我找莊老師的故事感動，動用了一點“特權”，在戶籍信息系統中很快找到了莊老師的住址和莊老師丈夫的姓名。莊老師居然是小楊的鄰居，就住在相鄰的家屬樓。莊老師的丈夫就是陝西師範大學化學系的韓守湘老師。原來，我在茫茫人海中尋找了40年的老師就在身邊。

終於等來了與莊老師、韓老師見面的時刻。我想了又想40年後見到莊老師首先做什麼。我知道文革前很多中小學要求學生見到老師要鞠躬。文革中，給老師鞠躬作為“四舊”已經廢除了。我從未給莊老師鞠過躬。見到兩位老師，我先把這一課補上了。莊老師不太記得我在我預料之中，就像我也記不得所有教過的學生。她教過的學生成百上千，蓮花寺小學只是她從教生涯中最短暫的一段，我不過是這成百上千學生中的一個。她對記不得的學生都那麼好，這不正是她的偉大之處嗎。

莊老師1972年從咸林中學（當時還是華縣“五七大學”）調到西安35中，1979年再調到陝西師範大學附中，1992年底退休後隨即返聘，繼續任教到1997底才休息下來。莊老師一直教中學數理化，當過很多個班的班主任，桃李滿天下，她的很多學生考取了名牌大學，很多出國留學，很多成了國家的棟梁之才。

莊老師的家庭美滿幸福。她的二兒子、小時候被我抱過的小鵬鵬現已經是個大男子漢，在中國農業銀行總行任處長，鵬鵬的哥哥出國留學，現在美國硅谷工作，鵬鵬的妹妹萍萍居然是我所在學院計算機系的本科和碩士畢業生，後到國外留學，目前也在美國硅谷工作。莊老師和韓老師老兩口平時在北京和美國兩地的兒女家住，身體都很好。

我終於有機會向莊老師原原本本匯報這40年的經歷和她對我的影響。

莊家枚老師近照

與莊家枚老師合影

七、為何尋找莊老師

40年來，我為什麼鍥而不捨尋找莊老師？

首先，尊師重教、知恩圖報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是我們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的根基。父母的養育之恩無人能代替，要用一輩子來回報。在我成長的道路上，幾乎每個階段都有許多老師教導我，幫助我，沒有他們我不可能成長為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我永遠對老師們心懷感恩。

1977年高考是我最重要的轉折點，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有兩個人讓我特別感恩，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這轉折。一位是偉人鄧小平。他老人家在重大歷史關頭果斷決定追回教育部報送的文件，不惜推遲招生，立刻恢復高考。中國不可能也不會有第二個人能做出這改變歷史的決定。對我而言，歷史開啟的機會窗口稍縱即逝。因為在1977年，中小學普遍實行9年制教育（小學5年，初中、高中各2年），學生還要參加很多學工、學農、學軍的活動，課堂學的東西比較少也比較淺，這才給了像我這樣完全自學出身的人機會，一旦中學轉入應試軌道，至少在考試方面我無法與正規中學畢業生匹敵，很可能就考不上大學了。事實上，半年之後的1978年高考，外語計為參考分；1979年高考，外語已經正式計入了高考成績。我不可能在短期內自學外語，僅此就可能失去上大學的機會，至少是上不了清華。1984年國慶35周年閱兵和遊行，我們清華的遊行隊伍就在打出“小平您好”橫幅的北大同學後面。這橫幅確實是我們許多同學從心底發出的聲音。我有幸二次親眼見到他老人家。一次就是1984年國慶遊行，我因為要和另外二位同學負責跟隨清華的遊行隊伍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釋放氣球條幅，提前一晚到了正義路口，國慶清晨親眼看到他老人家乘檢閱車閱兵。第二次是研究生期間我在清華大學團委兼職工作，有幸在人民大會堂旁聽共青團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見到他老人家出席大會。西安交大77、78級校友在紀念畢業30年寫給母校信中有“感謝小平”的肺腑之言。我特別贊成。

另一位就是莊老師。雖然她教我只有一年時間，而且是在很不正規的情況下，直接教我的知識有限。但是，她給我啟了蒙，把我帶進了科學的殿堂，讓我知道了數理化的體系。她要我用文革前的教材自學，這對我求學之路的影響是根本性的。我在工廠的工作幾乎與化學沒有任何關係，我的幾個自學夥伴覺得反正化學沒有什麼用，就不用學化學了。因為莊老師的關係，我有了點化學“基礎”，我覺得從知識的完整性考慮我必須得學好化學。假如我沒有自學化學，高考的“理化”考試可能就完了。有的自學夥伴就是因此而止於正規大學的門外。我真慶幸莊老師是化學老師。莊老師用身教告訴我如何善待人。文革中我被人欺負最嚴重的不是打罵，而是被說出身。莊老師從來沒有管過我的出身，對她的學生一視同仁，她以母親般的愛關心一個漂泊的孩子，這在文革當中是多麼難能可貴。

八、後記

我原本只想給莊老師寫一封長信，匯報過去40年的人生經歷。我想把這篇文字公開發表，告訴莊老師的同事們、學生們，莊老師是多麼偉大的一位老師，她的工作改變了我的人生。我早已不再年輕，但我母親常說不管你多大，在我這裡你還是孩子。我永遠都是莊老師的學生，這不可能改變。如果說我為國家和社會做了有用的事，給莊老師匯報、得到她的認可和肯定特別重要，因為我是按她的期望做的。

我也想藉此向千千萬萬默默無聞的中小學老師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們的工作鋪平了千千萬萬個孩子的人生道路。

我也是教師，同莊老師的職業一樣。我要向她學，去鋪平我自己學生的人生道路。

我願意同剛剛從教和即將從教的年輕老師們共勉：我們的工作是為很多人的人生鋪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

為了能讓莊老師的同事們、學生們看到這篇文字，我聯繫過幾個相關的師範教育類或教師教育期刊的師德師風欄目近一年，託了不少朋友甚至領導幫忙，但都沒有成功，可能現代編輯對這些老故事不感興趣吧。感謝西安交通大學校史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賈箭鳴主任主辦的網站給了這篇文字一席之地，希望網絡能讓我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