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垮掉的人的結局

  我曾經苦苦尋找一個“荒友”四十年，前兩個月終於得知他早已逝去。知情者說此君死得孤獨，且精神萎頓，但非常平靜，對生活他早已絕望。他走得無聲無息。聽罷不覺長嘆“這將是我永久的遺憾”。講講這個故事吧。

  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一個農場當“知青”。我是六九屆的，也就是“文革”開始那年上小學六年級。我們這屆小學生後來象徵性地就近上了中學，到了1969年九月便來了個“上山下鄉一片紅”。也就是全北京市所有六九屆的“初中畢業生”全部“上山下鄉”。我因“出身”不好，去不了“生產建設兵團”，便是去了農場。就此你可以知道，去農場的北京六九屆“知青”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

  這種情形下，我們北京“知青”在農場受到極大的歧視，當地幹部稱我們是“二勞改”。而我們這些絕大部分十六歲的“知青”當時也就知道渾打渾鬧，無知還真能讓我們在宿舍里 時不時的有“窮歡樂”的氣氛。

  一般男青年宿舍里總有個別個性比較窩囊的主兒每每成為大家嘲弄的對象。我住的宿舍里S就是這樣的人。他本人有尿床的毛病；因此誰都不願意挨着他睡覺。宿舍很大，南北兩排大通鋪，各睡十來個人。S被趕到門邊上睡，並且他睡覺的地方還用一排木箱子隔開。也真是沒辦法，S尿了床也不去晾曬被褥，臊臭不說，尿液還會從褥子邊上流過來，會把邊上睡覺的人的被褥弄髒。結果，一排木箱把S隔開。他睡覺的地方簡直就像個圈。因為他的被褥總是臊臭難聞，弄得宿舍里也總是尿臭味兒。由於他幾乎天天尿床，尿液會透過褥子滴到大通鋪的下面。你能想象S每天晚上睡覺時的感覺嗎？冬天最冷的時候，有時他的褥子都會凍在大通鋪上。

  臊臭味兒同宿舍的人們惱火，責令S要拆洗被褥，並每天晾曬，同時還要經常擦洗他那臊臭和汗臭的身體。不知為什麼S總是以沉默對待人們的指責。這讓大家更加惱火，有的人開始隨意地打罵他，更多的人是拿他尋開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這個時候他居然還聲稱要組織“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現在回想起來，他也許那時候精神上就有些問題，或者“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已經讓他走火入魔。他時常到當地農場幹部那兒“小匯報”讓宿舍里的人們惱怒；宿舍里“知青”們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流氓地痞和偷盜行為”總被農場幹部瞭如指掌。他當然也是“出身”不好，口口聲聲要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些“小匯報”行為大概是表現他一絲不苟地“接受改造”吧？

  我曾以S為原型寫了名為《路》的中篇故事。在那個中篇中S在宿舍中種種遭遇差不多都在文字上表現了出來，特別是大家（當然主要是我）對他的取樂和嘲弄。當然，我最終描繪了一個較光明的結尾——S在現實面前思想感情上逐漸回歸正常，而宿舍的人們也終於接納了他，並友好地帶着他一起返城回了北京。其實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當時我在宿舍里是大家的“活寶”；S很自然成為我口中的笑料。我還設下種種的惡作劇讓S當眾出醜，並引起在場的人們的哄堂大笑。我和宿舍里的人們還組織了“虐S委員會”，我自任“主任”。在大夥喝偷來的白酒醉醺醺的時候，S更是被沒完沒了的耍弄。客觀地講，當時S成為笑料讓大家莫名的快活；可誰能想到他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呢？沒人看得起他，S的“小匯報”讓宿舍的人們不齒，其中有人狠狠的打過他，S當時被一記重拳狠狠地擊中面部，他被打得翻倒在地，艱難地爬起來後鼻口淌着血，厚厚的近視眼鏡片後的小眼睛失神地看着地，任憑血滴滴答答地滴到地上。

  我也曾給過他一記大耳光。記的那是我又拿他取笑後，人們都笑得前仰後合的時候。我正樂不可支，忽然看見S舉着鋤頭朝我奔來，面目猙獰，劈頭狠命砍了下來。我手疾眼快，舉手抓住那狠狠掄下來的鋤頭把，不是這樣我當時就得腦袋開花。我想也沒想，正手狠狠地抽了S一個耳光；當場把他打了個大跟斗。他爬起來後鼻子在流血，目光呆滯。

  全宿舍的人都驚呆了。然後同時暴罵S，說他自找倒楣。記的他那時專門負責給地里鏟地的人們送水。他的半邊臉都腫着，跌跌撞撞地在地里挑着一擔涼水走着。一旦他看見有農場監督鏟地的幹部在面前，他立即捂住被我抽腫了的臉，以示無聲的告狀。但農場的幹部根本視而不見。

  因為S的尿床和同宿舍人們的不斷抱怨，S最終搬到了“革委會”連部的招待所了，之後又搬到了連隊煳豬食的小屋睡覺。S在這之後很少和連隊裡大多數青年一起幹活了。我甚至淡忘了這以後他都是如何在農場生活的。

  “上山下鄉”最後幾年，我常常在酗酒中度過。我已記不清S是什麼時候離開農場返回北京的。1979年我終於返回北京。在一次朋友聚會時，一位“荒友”打着哈哈說到他曾經在街頭偶遇S。他攔住S問“你還認識不認識‘半瘋’”（這是我在農場的外號，因為我那時在農場以冷血著稱，打架就往死了打）。S憤憤地回答：“他（指我）死了我也認的他的灰。”當場一片鬨笑。可我卻笑不起來了。沒想到一個人竟能如此地仇恨我！

  之後我便寫了以S為主人公的中篇故事《路》，其實是為我當年的行為懺悔。雖然我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本身使S成為精神方面的受害者；然而我也不能以“我當時不是惡意的”為由，為自己着着實實傷害他感情的行為開脫。畢竟，我是在客觀上傷害了S。我只想見到他，並向他真誠道歉，甭管他接受不接受。然而年復一年，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哪兒，估計他也不願意和“荒友”們有任何來往。“上山下鄉”的日子對S來說肯定是場噩夢。

  終於，我們曾在一個連隊裡的北京女“知青”，因為曾和S是鄰居，知道他後來是在北京如果生活的。她說，S回到北京後，不知為什麼，一天也沒有出去工作養活自己，更沒有結婚，就是靠單親母親微薄的工資供養他生活（他們生活在一個小小公寓裡）。他成天就是呆呆地坐在屋子裡，幾乎不出門，更不會和農場的“荒友”們來往。他應該是精神上出了問題，大概是抑鬱症？起碼，S在回到北京後精神完全垮掉了。他還像在農場那樣“不講衛生”（當然是尿床，臊臭難聞）。大約在1990年代的時候因肺心病悄然離世。

  知情者告訴我一件事尤其讓我難過。S也是個有正常欲望的男人。有一次在大街上看到一位當年一起“上山下鄉”的北京女“知青”，他竟然默默地跟隨着，直到那女“知青”嚇得要死地回到自己家中。

  今夜睡不着爬了起來，想起S就寫了這些。有點不知所云，可是我必須說出來。祝願S在天之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