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30日星期一，把中國的協定草案交回給毛澤東以後的第二天，

 憤怒的約瑟夫·斯大林為了報復中國，策動了朝鮮戰爭

  當日函告37歲的青年才俊金日成：待毛走後 速來莫斯科面洽絕密機宜；

1957年11月，世界六十四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匯聚莫斯科舉行會議的

前前後後，蘇聯主人赫魯曉夫就像個跟班拎包似的，跟着總導演毛澤東到

處跑 ...... 毛澤東明顯地干預蘇聯的黨內事務 ...... 毛的話還沒講完，赫魯

曉夫一下站起來了，直視毛澤東，瞪了毛澤東一分鐘，全場就這麼看着他

們雙方二人，一扭臉他就在走廊上來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沈志華（ 1950年4月- ）：  毛澤東訪蘇軼聞

轉自：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下轄 人民網 2011年1月14日 & 18日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6507/212423/index.html

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亮點在於，最重要的左右兩個報眼上，都是為斯大林祝壽名義的打折廣告。

1950年2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毛澤東回國。

《 蘇聯歷史檔案選編 》（ 全34卷·精裝36冊 ）

沈志華 主編    2002年8月出版 / 定價 RMB￥4000.00元

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上午，一位朋友開車載着我（高伐林），頂着一天豪雨，從新澤西趕往華盛頓。我們是奔着沈志華

教授要在其新書發表會上演講去的。趕到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六樓會議室，卻先旁觀了“華東師大—威爾遜中心”冷戰研究美國工作室的啟動儀式。

　　華東師大副校長朱自強和威爾遜中心負責人彼此一通頌揚和感謝，在我這個局外人聽來，沒有多少信息量。隨後

沈志華教授走到麥克風前，一句大實話讓我提了神：

    毛澤東說要“以蘇為師”，我要說“以美為師”，

           中國對冷戰的研究，比美國差遠了！

　　在場美國人眉眼都笑得不見影了，上海來的官員和學者們雖然也咧了嘴，但神情卻有幾絲掩飾不住的僵硬。

最值得稱道的是，蘇聯解體後，沈志華抓住機遇，以私人身份斥資數百萬元從俄國、美國購得大批前蘇聯解密檔案，向學者開放，從而贏得了“文化個體戶”、“體制外專家”、“史學界異類”等稱號。從1996年至2002年間，沈志華與中國社科院合作，組織翻譯、整理、出版了36卷《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引起史學界的轟動。

　　2004年，沈志華以無學歷（研究生肆業）、無職稱、無單位的“三無人員”身份，從“體制外”重新回到“體制內”，成為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並受聘於北京大學、人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中國一流院校，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幾個研究所聘為兼職研究員。這一現象被在學術界稱為“沈志華現象”。他主編的最新力作《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上中下三卷），被學界認為是這一領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這個題目好像不像是學術講座，其實也挺符合這個歷史的，所謂軼聞是什麼呢？就是散失了後來又找回來的東西，叫做軼事軼聞。我們對毛澤東出國訪問的很多歷史的史實都是重新找回來的，原來報紙上登的沒多少，包括毛年譜和毛澤東傳里，很多東西都在中國的檔案或者在俄國的檔案中，因為有檔案的解密期，30年以後才披露出來。毛澤東一共出過兩次國，一次是1949年12月到莫斯科，第二次是1957年11月，還是到莫斯科，其實這兩次訪問非常有意思，有一個特別鮮明的對比，第一次訪蘇就是為了建立中蘇同盟，他去了就是為了簽這個條約，第二次訪蘇是中蘇關係最好的時候，但是從他訪蘇以後，中蘇關係江河日下，差不多一兩年以後，中蘇同盟就走向分裂了。中蘇同盟的建立和中蘇同盟的分裂，與毛澤東這兩次訪蘇究竟有什麼關係？我講的內容主要圍繞這個主題，它們當中有很多情況都反覆出現，雖然表現不太一樣。比如，第一次毛澤東訪蘇是毛澤東特別想去，從1947年就開始想去莫斯科，斯大林就是不讓他去。第二次是赫魯曉夫特別想讓毛澤東去，毛澤東就是不答應，一直到9月份最後他才答應去，這裡面就藏了很多故事。第一次訪蘇毛澤東特別憋屈，非常沉悶，心情特別不好。第二次訪蘇毛澤東心情好得不了，包括他睡床墊什麼的，第一次訪蘇給他一個軟床，第二次訪蘇也是這樣，但是結果完全不一樣。其實這兩次訪蘇特別能反映中蘇關係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下面先講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毛澤東在1947年的春天第一次提出他想去莫斯科，但是那時候斯大林比較擔心，因為他不知道中國內戰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如果最後共產黨打敗了，這時候把毛澤東接到莫斯科去，這個消息如果傳出去對蘇聯非常不利，所以他幾次婉言拒絕了毛澤東。剛開始他答應了讓毛澤東來，當時毛澤東非常激動，就在山西一個打穀的場子修建了簡易機場，等着飛機接他，後來斯大林說你別來了，你挺忙的，先忙你的事，等戰爭差不多結束以後你再來。到了1948年，大局基本上已定，國民黨已經是兵敗如山倒，這時候毛澤東又提出說要去莫斯科，說要向他匯報將來中共的一些方針、政策等等。開始斯大林也答應，但是猶豫了一下，就說你開始準備吧。毛澤東買了新帽子、新衣服、新皮鞋，準備了四大箱子向斯大林匯報，結果毛澤東臨走的時候斯大林又來電話，說你現在來不是時候，我們委員都下去收麥子了，莫斯科沒人，當時毛澤東非常氣憤，但是也沒辦法，斯大林不讓他去他就去不了。

到1949年初，因為他們倆之間發生了一個矛盾，就是關於和談的問題，斯大林讓中共和國民黨和談，蘇聯作為中間人調停，毛澤東堅決拒絕了，所以兩人弄得很不愉快。

1949年的時候，斯大林告訴毛澤東，莫斯科你就不要來了，我派人去，他就派了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訪問西柏坡以後，中蘇關係迅速升溫。通過西柏坡的訪問，斯大林知道了中國共產黨將來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所有政策跟蘇聯都保持一致，所以他非常高興，加大了對中共援助的力度。6月份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兩黨關係更加密切，斯大林幾乎答應了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出了一個問題。原來中蘇之間有一個同盟條約，1945年蔣介石和斯大林簽的條約，按照那個條約，中國同意讓外蒙古公投後分離出去，同意把旅順港租給蘇聯，還牽扯到大連港的行政權，等等。中國共產黨馬上奪取政權了，蘇聯很擔心一個問題，怕中國共產黨否認這個條約，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共在這方面的態度。其實毛澤東心裡也很清楚，他要向蘇聯一邊倒，要採取跟蘇聯一致的政策，而且他要在黨內，在全國人民當中宣傳這點，要確立這個政策，有一點是他必須要邁過的障礙，就是把1945年這個條約否掉，重新簽一個條約。其實雙方內心的目標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誰也不好講，因為他們主要的目的是雙方要合作，蘇聯要拉住中國，當時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他希望新中國能夠加入這個陣營，毛澤東也希望共產黨剛奪取的政權能夠得到蘇聯的幫助，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確實是處在非常矛盾的狀態。所以一開始雙方都在試探對方，比如斯大林派米高揚跟毛澤東講，旅順港我們當時租用對你們是不公平的，但是當時是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裡，說是為了革命我們租用了，等你們奪取政權以後，我們就把旅順港給你們，當時中共中央五大書記在那兒聽着愣了，旅順港是一個軍港，我們也沒有海軍你還給我們幹什麼，你還是先占着，等我們有了海軍以後再收回來。同時毛澤東也提出來，旅順港不能馬上收回來，但是外蒙古想收回來，所以毛澤東跟米高揚講，當時也是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贊成外蒙古分離出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但現在革命成功了，政權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們考慮到蒙古民族的統一問題，是不是請斯大林同志考慮讓外蒙古回到祖國的懷抱。米高揚一聽，馬上給斯大林發了一個電報，說毛澤東現在惦記外蒙古了。第二天他就給毛澤東宣讀了斯大林的電報，斯大林講“外蒙古獨立是人民的選擇，是通過公投的，是已經確定的事實，不容改變。現在有人要把內蒙古合併到外蒙古去我們堅決反對，為了中國的利益，我們希望還是不要談蒙古民族的統一問題。”他們經歷了這樣一輪事態以後，到劉少奇去莫斯科的時候，劉少奇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有一段專門講中蘇關係，其中就涉及到1945年條約的問題，劉少奇報告當中說，中共中央研究了這個問題，我們有三個方案：第一，新政權承認1945年的條約；第二，宣布廢除1945年的條約；第三，暫時繼承，日後修改。這三點蘇共中央認為哪一點比較合適？

1949年10月2日，蘇聯政府首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5日，蘇聯任命羅申為駐中國第一任大使。

圖為羅申向毛澤東呈遞國書後，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聶榮臻等同羅申及蘇聯使館人員合影。

我看俄國檔案上斯大林在這個地方畫了一個大圈，寫上“這個問題等毛澤東來了再談”，他沒有跟劉少奇談這個事，所以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考慮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要跟斯大林解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到底是繼承1945年的條約，還是重新簽一個條約。這個時候毛澤東來一個乾脆的，把以前說的這些都不管了，11月他給斯大林發了一個電報，說我現在有時間了，我可以去莫斯科，我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簽訂一個新的同盟條約，講得非常明確。過去檔案沒解密，在這個問題上說什麼的都有，說毛澤東主要是治病去了，我看俄國人寫，說毛澤東是來治病，不是談條約，斯大林沒有準備。其實不是，現在檔案出來了，而且不止這一封，後來斯大林沒有回電，毛通過周恩來又跟蘇聯外交部提出說主席要訪問蘇聯，訪問的主要目的是談簽訂條約的問題，但是斯大林還是沒有答覆。他們名義上是給斯大林祝壽去了，那年斯大林70大壽，生日馬上就要到了，怎麼去呢？後來毛澤東又給他發了一封電報，說你要是同意簽訂新的條約，我和周恩來一塊兒去，你要是不同意，我一個人去，你就告訴我，是我一個人去，還是我和周恩來一塊兒去。斯大林還是沒有答覆，沒辦法了，後來他就一個人去。

  　1949年12月6日星期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蘇聯。劉少奇、周恩來等到北京西直門火車站送行。

毛澤東那個人的性格是非常執着的，他見到斯大林第一面，12月16號，兩人寒喧了幾句，馬上他就提出來，說我來之前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會議，關於1945年的條約我們是這樣……話沒說完，斯大林說，打住，你來之前蘇共中央也召開一次會議，我們認為1945年的條約不能改變，必須保留，就把毛澤東的話給堵回去了，再談就沒意思了。轉圈轉了半天，到最後毛澤東還是不甘心，說斯大林同志，周恩來同志要到莫斯科來，是不是讓他來一趟。斯大林一想，又來了，你讓周恩來來幹嘛？反正我找他沒事，你要找他你就讓他來，倆人就談不下去了。從公開的材料、照片、報紙看，斯大林對毛澤東非常尊敬，在斯大林祝壽的會上，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澤東，其他所有人都在後面，在照片上一般看不到外國領導人，就只有毛澤東和斯大林站在一塊，然後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對毛澤東還是非常關照的，但就是不跟他談正事，毛澤東非常氣憤。他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說我跟斯大林同志談了一次，斯大林的態度非常強硬，他不同意談條約的問題，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商量一下怎麼辦。過兩天劉少奇回電，說既然斯大林同志態度這麼強硬，祝壽完了你就回來吧，再談也無意。再後來我就沒有看到毛澤東的回電，但是我知道毛澤東沒有按照政治局考慮的這個方案，他就不走了，他就呆在莫斯科了。

等到祝壽完了，各國領導人都走了，就剩毛澤東一人，他呆在賓館裡，也不出來，在那裡發脾氣，毛澤東有什麼脾氣呢？毛澤東不睡沙發床，只睡硬板床，他就把賓館裡的沙發墊拉出來，扔在地上，說“非要讓我睡這個，我就是不睡”。他還有一個毛病，不會用馬桶，他上廁所必須蹲着，不坐着，一個人在廁所里發牢騷，非讓我坐在這兒，有什麼辦法。這都是他的警衛寫回憶的時候寫的。他也不出門了，本來給他安排去列寧格勒訪問，去參觀地鐵，去集體農莊，都不去了，說頭疼，一天到晚不出門。這弄得斯大林非常尷尬，說毛澤東怎麼這樣，人家祝壽完了都回去了，你也不回去，你不回去也應該參加活動啊。

沒幾天外電傳開了，謠言四起，說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了，中蘇發生了嚴重的分歧。現在我們查到了，這個謠言是美國人造的，我看了美國國務卿給美國駐英國和駐蘇聯大使的電報，讓他們造幾個謠言，其中有一個就是這個，說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了。還有一個謠言說朱德和劉少奇發生政變，毛澤東回不了國了。到處亂造謠，這樣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動，他就找了王稼祥，說你們能不能跟毛澤東說說，好歹出來露個面，這樣我們受不了。後來他們怎麼商量的現在沒有材料，但是後來毛澤東就發表了一個書面的接見塔斯社記者的聲明，那個聲明怎麼寫的呢？記者問：毛先生你到莫斯科幹嘛來了？毛說我來莫斯科除了給斯大林同志祝壽以外，我還要談關於中蘇同盟條約、商品貿易等一系列問題。這是第一次把這個事給挑出來。記者問：那您什麼時候走？毛答：那就要看談判的情況如何了。那意思就是你不簽我就不走了。到12月底的時候，毛澤東跟斯大林就僵在那兒了，最後誰讓步了呢？還是斯大林。

斯大林1月2號晚上讓莫洛托夫去找毛澤東，說斯大林同志同意按照中國的條件簽訂新的同盟條約。那天晚上毛澤東非常高興，一臉的烏雲散去了，立刻給周恩來寫封信說，斯大林終於同意我的條件了，你馬上做好準備，五天之後出發，十天以後到達莫斯科，你跟他談判。然後毛就去冬宮、地鐵、看電影，因為他不管這些細節。周恩來是20號到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以後，中國人不太知道，蘇聯人其實很有心機，斯大林雖然答應跟你簽新條約，他們做了新的準備，從1月5號成立了一個龐大的條約起草小組，外交部、交通部等幾個部委聯合，把所有條約文本進行了修改，基本內容還是1945年那個條約，就是換了個名字，但是毛並不知道。這裡其實很複雜，其實有兩個內容，一個是條約，還有一個是關於中長路、旅順港、大連港的協定。

我說的主要是協定，我們一般都是用條約這個名詞，實際上是那個協定，那個協定基本上維持了1945年的條款，但是中國人不知道，毛澤東不知道，等到20號周恩來到了，22號他跟斯大林、周恩來、米高揚、莫洛托夫所有人進行會談，會談的時候只談了個原則，也沒有給他們看具體條文，所以他們都不知道。直到23號，蘇聯把這個條文交了以後，毛一看就火了，說這不是換湯不換藥嗎，你弄了個新條約，中長路還是中蘇共同占領、經營，旅順港是等到對日和約簽訂以後再還給中國，另外還沒有提大連港的事，毛很不高興，跟周恩來說，你重新搞一個。周恩來他們就重新搞了一個條款，這個條款要求：第一，旅順港的歸還不能等到對日和約，對日和約不知道什麼時候簽訂，所以加了一個條件，就是1952年底以前必須歸還；第二，關於大連港，大連港的行政權立即收回，所有租給蘇聯的物資全部無償還給中國。最重要的就是關於中長路，中國提出立即收回中長路，而且是無償收回中長路（中國長春鐵路），26號把這個方案給了蘇聯。他們內部怎麼討論的我們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了四份關於中國這個方案俄文的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改動的是最厲害的，一共四頁紙的條文，除了畫槓槓就是叉子，不是嘆號就是問號，最後簽了一個名字——斯大林。從這個文件能看出來斯大林非常憤怒。但是，28號蘇聯把中國起草的草案退還回來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修改，基本上同意了中國的方案。

也就是說，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讓步，為什麼？從我看到的材料來說，有兩個原因，主要不是中國人，也不是蘇聯人，是美國人在這裡面起到的作用。

因為毛澤東到了蘇聯以後非常轟動，因為中國剛建國，中國元首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呆就呆一兩個月不回來了，在那兒幹嗎呢？美國人就開始琢磨這個事，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一直搖擺不定，從內戰打起來以後，美國人就在猶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國民黨政府，一派說應該支持，另一派說不支持，國民黨很腐敗，你支持它幹嘛，看將來的結果。討論來，討論去，最後他們確定一個方針，等塵埃落定，我們看清楚以後再決定到底支持誰。到1949年12月，塵埃已經落定，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了，而且毛澤東到了莫斯科了，美國人就面臨一個選擇，現在必須表態，到底是承認新的政府，還是繼續和國民政府保持這種外交關係。12月29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了一次政策研討會，雙方不同的意見，激烈的爭論。軍方、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決支持蔣介石，說內戰過程中我們一退再退，一讓再讓，共產黨打到哪兒我們就撤到哪，我們再撤就沒地方撤了，現在就剩台灣了，我們如果把台灣給了中共，整個美國在遠東的防線會受到威脅，所以現在國家必須明確表示，要支持蔣介石，不能給中國共產黨可乘之機，這是軍方主要觀點。

                       Dean Gooderham Acheson

但是國務院不同意，艾奇遜說，你們從軍事的角度看問題，我們應該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什麼叫政治？首先你要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中國共產黨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蘇聯人，如果把精力、錢財都用來對付中國共產黨，而放棄主要敵人，在戰略上就失策了，所以他說美國人應該採取的政策是親近中共，分裂中蘇，不能讓中蘇結成聯盟，這樣在戰略上我們就成功了。那怎麼才能親近中共？很容易，你把蔣介石賣了就完了，把台灣讓給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現在中共要解放台灣嗎，你就讓他來，我們絕對不管。這樣毛澤東就不會跟蘇聯結成同盟，這樣在戰略利益上美國就取勝了。杜魯門一聽，說，對，還是艾奇遜這招高。30號國家安全委員會就起草了文件，但這時候毛澤東已經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間又沒有信息渠道，怎麼才能讓中國共產黨知道這個？原來還有一個司徒雷登在南京，後來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也給弄走了，雙方沒有渠道，杜魯門說台灣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美國對台灣沒有任何野心，如果台灣海峽發生戰爭，那是中國的內戰，跟美國一點關係都沒有。意思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打就儘管打，解放台灣儘管解放。杜魯門講完了沒聽到什麼反映，艾奇遜有點着急，不行，你傳遞的信息不夠強烈，16號他又發表公開講演，那就長了，講了半天講的都是中美之間有傳統的歷史的友誼，美國對中國多好，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美國也沒有參與，美國在中國也沒有租借地，說我們美國人對中國最好了，中國同胞們想想，你們外蒙古是誰分出去的，東北150萬平方公里土地哪去了？這就是挑撥離間，所以斯大林看完以後非常生氣，立刻把毛澤東叫過來，說艾奇遜這個講話你看沒看？毛澤東說我還沒來得及看，斯大林說我都翻譯好了，你看看，這人太壞了。我們立刻要發表聲明，要反駁他。這裡邊他們倆還鬧了點矛盾，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不願意，因為他們說好了要用政府的名義發表聲明，來駁斥美國人的謠言。毛澤東也非常清楚，因為他回來以後在路上問了莫洛托夫，他說剛才斯大林同志說要以政府的名義正式發表聲明是什麼意思？莫洛托夫說，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義發表聲明。毛澤東回去就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讓胡用新聞出版署署長的名義發表聲明，為什麼這樣我們也不太清楚。師哲回憶，說毛澤東沒聽明白斯大林的話，其實我找的這個檔案證明得非常明白，而且他專門問了一句，人家告訴他，就是用外交部的名義，毛澤東特意囑咐胡喬木用新聞出版署的名義，斯大林非常生氣，新聞那個東西在西方不是代表政府的嗎，說你這是破壞我們達成的計劃。但是毛為什麼這樣，我也說不大清楚，沒有找到更進一步的材料。總而言之，他們在這些問題上都是不大愉快的。但是不管怎麼樣，中國也是這樣表示了意見。這個事給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蘇聯內部也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能讓毛澤東空手而回，如果毛澤東空手而回，中蘇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話，美國人的計謀就成功了。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讓步。

還有一個原因，斯大林讓步得有個台階下，原來兩邊爭得這麼厲害，就這麼同意了，這時候就顯示出周恩來的智慧，周恩來確實非常聰明。他28號的時候找斯大林，他說我要找斯大林同志談個問題，斯大林說談什麼問題？周恩來說我談談外蒙古的問題，斯大林當時一聽臉就變了，說毛澤東說你們中國共產黨不再提外蒙古的問題了，你怎麼又提。他說，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們已經廢除了1945年的條約，外蒙古獨立是1945年條約簽訂的結果，是讓外蒙古進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布獨立。現在我們廢除了1945年的條約，外蒙古獨立是不是失去了法律依據。斯大林一想真是這麼回事，然後問應該怎麼辦？周恩來說，我們商量了一下，新政府發表一個聲明，承認外蒙古獨立。斯大林說這樣很好。周恩來說，我起草了一個聲明，您看看，斯大林一看，周恩來太狡猾了。聲明這麼寫的，中蘇經過談判，把原來中蘇條約作為正本，以下兩個文件作為附件同時發生效力，這兩個附件，第一個是中國關於中長路、旅順港和大連港的協定；第二個是關於外蒙古的聲明。意思就很清楚了，因為你如果同意的話就一塊兒同意，要不同意的話，那我們就打道回府。所以斯大林也沒有辦法，也只能這樣了。2月14號《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簽訂了，毛澤東就回國了。

當然後面有一個比較重大的問題，我講到這兒你可能就會有這個疑問，

毛澤東走的時候該輪到斯大林非常憋氣，他原來冷漠毛，讓毛覺得沒趣就走了，結果還是讓他同意中國的方案。從斯大林來講，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對手，所以斯大林非常氣憤。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後來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研究都很少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朝鮮戰爭，你知道斯大林什麼時候決定發動朝鮮戰爭的？1月30號，1月28號他把中國的協定草案交回給毛澤東以後，兩天以後他給金日成寫了一封信，因為金日成想發動朝鮮戰爭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了，從1946年開始就有這個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對，包括1949年，1948年底蘇聯紅軍都撤走了，1949年3月份金日成到了莫斯科找的斯大林，私下裡就跟他談，說我要統一，如果和平統一無法成功我可不可以採用武力的手段？斯大林說不行，說除非南朝鮮發動進攻，你才能反擊，你不能主動進攻。等到1949年的6月份，美國兵也撤了，美國軍隊是1949年6月全部撤離的朝鮮半島，7月份金日成又策劃了一次先發制人的進攻計劃，交給蘇聯大使轉到莫斯科，後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了會議，答覆也是不行，你不能在朝鮮採取武力行動，還是要和平統一。當然他也找了毛澤東，4月份派人到北平找毛澤東，當時毛澤東講，武裝奪取政權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條道路，你這做得很對，但是你這不能着急，我還沒有統一呢，等我統一完了，我把部隊調到北方，幫着你打南朝鮮。等到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金日成就着急了，又給毛澤東發了電報，你說的，你統一完了，就幫着我統一，你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你看我這兒還不行呢。這樣毛澤東就很難辦，原來毛澤東不想那麼快宣布新中國成立，是蘇聯一個勁兒地催，說你整個大陸半壁江山拿下來了，你趕快成立，你不成立政府我們很難辦。因為蘇聯原來跟國民政府有外交關係，現在國民政府也沒有宣布垮台，你這新政府不成立，讓我怎麼辦？我是繼續跟國民政府發生關係，還是跟你們。所以你們要趕快成立。那會兒毛不着急，後來沒辦法，蘇聯催了幾次，就在10月1日成立。那時候西南共產黨都還沒有控制，更別說西藏，毛就沒有答應（金日成）這個要求，他也沒有辦法跟金日成說，他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給斯大林發電報，說金日成要打南朝鮮，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說。11月5號斯大林給毛澤東回了電，說關於朝鮮的問題，我和你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金日成還很年輕，不懂事，這個工作我來做，你就不要操心。我們看這個電報來來往往，一直到12月底，蘇聯都是反對金日成在朝鮮半島採取武裝行動，突然的，也就是1個月，到了1月底，斯大林給了一個電報給蘇聯大使，說請轉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計劃，但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縝密，不能冒任何風險，讓金日成到莫斯科來，我親自跟他談。後來第三天，2月1號他又發了電報，說昨天說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訴任何人（包括中國人），毛澤東現在還在這兒，金日成不要來，等毛澤東走了再來。後來毛澤東走了，金日成就來了。這個事是很值得探討的一個事，但是現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個人的看法就是，由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使得蘇聯整個在遠東的戰略基地不復存在，什麼戰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凍港。從俄國開始，蘇聯在亞洲地區、遠東地區就是為了爭取出海口和不凍港，修中長路也好，租用旅順港也好，都是為了這個。所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簽訂，蘇聯整個在亞洲的戰略意義就沒了，只有依靠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採取了新的戰略方針，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現在沒有時間特別講。

從毛澤東這段訪蘇的情況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樣的，儘管他逼迫着斯大林做了很多讓步，

但是斯大林決定發動朝鮮戰爭，就是對中國的報復，

但是斯大林決定發動朝鮮戰爭，就是對中國的報復，

         這 就是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的結果。

         這 就是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的結果。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6507/21242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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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屑一瞥、坑死幸福毛江山二代傳的金尼瑪老日  1949

 北高麗金老日的蘇聯軍事顧問們

但是後來毛澤東決定要出兵朝鮮，為什麼一定要出兵朝鮮？大家都反對，就他一定要出兵朝鮮，主要是挽救《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因為別人心裡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澤東心裡非常明白，他訪蘇是得罪了斯大林，當然開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能夠挽回中蘇關係，把中蘇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只有中國參戰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實踐證明後來也是達到了這個目的。

1957年第二次訪蘇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斯大林去世以後，從1954年10月份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開始，到1957年底，三年時間，中蘇兩黨的地位發生了非常大的帶有實質性的變化，斯大林在世的時候，蘇聯是當然的領導人、老大哥，不可動搖，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後，特別是蘇聯經歷了宮廷內部的鬥爭，因為赫魯曉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黨集團事件，經過這三件事，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上升，三件事非常明顯。蘇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是揭開了蓋子，捅了簍子，說批斯大林是對的，但是你這個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沒有跟我們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沒有做任何準備工作，斯大林從一個神一下變成一個罪犯，誰都接受不了，當時在蘇聯黨內造成多大的混亂。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的時候，會議大廳里鴉雀無聲，報告沒做完，兩個人當場休克，波蘭共產黨總書記貝魯特心臟病復發，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所以蘇聯黨內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東歐各國，包括中國，整個思想一片混亂。後來是中國共產黨出來，政治局寫了兩篇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這個文章發表以後，確實對穩定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情緒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後，蘇共中央印了20萬冊，全黨學習。第二篇文章出來更不得了了，印了100萬冊。原來都是全世界共產黨學蘇聯共產黨的文件，現在是蘇聯共產黨學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地位發生了變化。而且到1957年的時候，莫斯科大學哲學博士考試，前提條件是你有沒有讀過毛澤東的實踐論，如果沒有讀過，就沒有考試資格。現在我們外交部檔案，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那時候東歐各國的思想非常活躍，批斯大林以後，雙方在爭論什麼問題，最後爭論不下去的時候，就一句話結束，就是我們等等，看看中國共產黨怎麼說，看看毛澤東同志怎麼講。再有，波匈事件的實質是什麼？實質問題是赫魯曉夫處理不了東歐的事，請中國幫着處理。1949年斯大林和劉少奇在莫斯科會談的時候，曾經有個君子協定，說以後蘇聯共產黨管歐洲革命，中國共產黨管亞洲革命，毛澤東當然很高興，好歹也管着十幾個共產黨。後來真的是，到1955年的時候，越南給蘇聯寫信，說以後是不是就不要再通過中國，越南想跟蘇聯發生直接的聯繫，蘇聯都拒絕，說那是中國共產黨的事，不是我們的事。

但是到了1956年就出了這個問題，歐洲的事蘇聯管不了，波蘭出事你管得了嗎？匈牙利出事你管得了嗎？管不了，赫魯曉夫沒有經驗，辦事又莽撞，請中國共產黨。波匈事件的時候，劉少奇坐鎮莫斯科，當然劉少奇也得請示毛澤東，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過去了，東歐的反彈情緒非常大，赫魯曉夫沒有辦法，治不住這個，求毛澤東，你能不能到蘇聯和東歐來一趟，毛澤東回電，說就不用我去了，周恩來去就行了，把周恩來派去了，周恩來一會兒布達佩斯，一會兒華沙，一會兒莫斯科來回跑，最後就平息了。後來赫魯曉夫非常佩服，他們覺得還是中國共產黨厲害。這事過去不到半年，蘇聯發生宮廷政變，因為赫魯曉夫把那些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輕幹部、中央委員，直接威脅到這些老輩的地位，像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等這些人，而且他們在方針政策上跟赫魯曉夫也有分歧，他們趨於保守，赫魯曉夫老想改革這、改革那。到8月份蘇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選，所以保守派非常擔心，6月份在一次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突然宣布說罷免赫魯曉夫，赫魯曉夫都蒙了，本來這個位子是總書記坐的，赫魯曉夫說你怎麼坐在這兒了，這是我的位置，說你先坐在這兒，坐下以後，今天會議議程是討論罷免赫魯曉夫總書記的職務。赫魯曉夫這人有小聰明，你不是罷免我嗎，你得容我檢討，我有錯誤，我要求檢查，你不能不讓他發言。赫魯曉夫檢查特別長，沒完沒了，下班了還沒完，說我明天接着檢查，人家也沒有辦法，那你明天接着檢查。半夜他給國防部長朱可夫打電話，說你立刻派直升飛機，把所有的中央委員連夜調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開會，200多中央委員把克里姆林宮給包圍了，要求召開中央全會，罷免總書記只有中央全會才有權力，政治局沒有這個權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宮門口一站說，沒有我的命令，我看誰敢出去，沒辦法，就召開了中央全會。一召開中央全會，這些元老都成了反黨集團分子，出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黨集團案，第二天就公布，這一公布又像一顆炸彈投在社會主義陣營，所有國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寧一塊參加十月革命一塊起來的，怎麼就成反黨集團了呢？馬林科夫原來是斯大林的秘書，斯大林去世以後是名義上的接班人，後來被赫魯曉夫玩點陰謀弄下來了，怎麼都成反黨集團了，大家都不能理解。過去做法是，一見事，蘇聯只要一登報，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要見報，這次就不一樣了，蘇聯登了報，蘇聯揭出了新的反黨集團，各國都沒有反應，大概只有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國家都沒登，等着中國，說中國不說話，我們也不能說話。赫魯曉夫一看這事麻煩了，馬上派米高揚，說你趕快到北京去一趟，無論如何毛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就亂了。

後來米高揚就來了，毛還沒在北京，坐飛機又到杭州去見毛，談得非常好，談了8個小時，談完了毛說，我支持赫魯曉夫同志，赫魯曉夫同志做得對，我們不能允許這種非組織活動等等，講了一通，米高揚說，你不能光這麼說，得見報，要不然我們也受不了。毛跟劉少奇講，通知明天見報。米高揚非常高興，坐飛機就回去了，當時閻明復陪着他去的杭州，米高揚是連夜回去的，天氣還不好，米高揚在飛機上說，我總算完成任務，就算飛機摔下來我也認了。中共一登報，其它各黨都跟着登報，這個風波就過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的時候已經越來越高，這時候發生了這麼多事，很需要共產黨開一個大會進行總結。

赫魯曉夫很想利用11月7號十月革命節的時候，各國共產黨都去莫斯科，然後開一個世界共產黨領導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在這個會議籌備的過程中，赫魯曉夫幾次讓蘇聯大使派人來，想聽毛澤東去不去這個會，因為這次率團如果不是毛澤東的話，他就覺得這次這個會開的就沒有意思了。他幾次問，毛澤東一直沒有答覆，開始說看情況吧，又是11月，毛澤東說天太冷，我怕感冒，不去。赫魯曉夫非常擔心，一直到9月份，9月份發生了一個事，我不知道這倆有沒有直接聯繫，但是很可能有直接聯繫，就是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技術。原來蘇聯一直不同意，從斯大林開始，劉少奇去莫斯科的時候，斯大林炫耀地給他看了一場電影，後來毛去了以後，說原子彈很厲害，斯大林說那看場電影吧，毛澤東在火車上就講，原子彈太厲害了，我們一定得搞。後來派人聯繫，蘇聯就捂着蓋着，說這個不能看、那個不能看。赫魯曉夫改了，但是也是給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援助技術。一直到1957年9月份，赫魯曉夫突然通知中國，說你們可以派代表團來談這個問題，那個時候中國提了好幾次，蘇聯婉言拒絕，也可能毛一下高興了，行，我去吧。赫魯曉夫一聽毛澤東來，非常高興，開始做精心準備。外交部檔案館來來往往的電報，講原來蘇聯設計好了，在莫斯科的機場毛要發表機場講演，然後夾道歡迎，從機場一直到克里姆林宮，毛去了以後，說不行，你們那兒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車，我直接坐車到住處。那時候飛機不能直接飛到莫斯科，到伊爾庫茨克，人家到國境來接，毛連飛機都不下，說外頭天冷，我就不下去，你們誰要看我就上來，人家都登着上飛機了。他第一次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有些生活細節沒有搞好，毛澤東很不高興，這次赫魯曉夫特別注意，專門請汪東興打前站去了一趟，說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產黨代表團都住在列寧山，那是別墅區，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宮，沙皇的寢宮，到會場不用經過露天，裡面有一條走廊直接通到禮堂，免得主席感冒，帶着參觀。汪東興講，赫魯曉夫同志你得把沙發床換掉，主席不睡沙發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後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後汪東興看廁所，說這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魯曉夫說，我們沒見過蹲坑。後來我問閻明復，蘇聯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他說蘇聯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磚頭、沙子，把馬桶周圍蓋起來了，搭了個台階，就留了一個窟窿，說主席蹲在這兒就行，照顧得無微不至。而且非常特殊。莫斯科會議，所有人的發言都要提前交稿，按照蘇聯開會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因為你發完言，當天晚上莫斯科電台就廣播，第二天見報，只有毛澤東即興發言，而且一口湖南話，很難聽懂。我是看的一個蘇聯秘書的回憶錄，他說我們最頭疼的就是毛主席講話，他又沒稿子，當時信口開河就那麼講，這麼邊記，記完了翻譯，翻譯完了還得送電台，第二天就要見報，又怕出錯。而且毛開會，人家都在台上，他講話就坐在後頭，說今天我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頭看他。毛這次訪蘇確實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樣。包括對政治文件的準備，蘇聯也是幾次來找中共，毛也是幾次說，不着急，這個會推遲開。最後毛講，這個會要先搞好文件，要達到都能通得過，你們去準備吧。蘇共就準備文件，準備完了以後，還得專程送到北京來，讓毛看，同意不同意，毛把鄧小平和胡喬木叫過來，說你們先拿去改改。我看他召見蘇聯大使的記錄講的也很有意思，說文件起草的還很不錯，總的來講沒有大問題，就是太長了，砍掉一半，然後再增加幾條，回去改去吧。

你看所有這些，雖然表面上還是蘇聯，當時提的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實際上蘇聯辦什麼事都是聽毛的，毛要是不發話，赫魯曉夫什麼事都辦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後，當時處理跟南斯拉夫的關係，這也是比較複雜的事，1955年蘇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後，蘇聯出兵以後，納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館了，這樣蘇聯就不能抓這個人，然後就找鐵托，說要讓他出來，鐵托說，你要保證不能傷害納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沒了。後來蘇聯說我們保證，給他送到第三國，不傷害他。結果納吉一幫人剛從南斯拉夫使館出來，蘇聯就把他塞到坦克車裡拉走了。鐵托非常氣憤，說蘇聯人說話不算話，跟赫魯曉夫就掰了，掰了以後，莫斯科會議就不來。赫魯曉夫非常生氣，毛澤東出面來安撫南斯拉夫，當時卡德爾和德熱拉斯去（ 副總統，《新階級》一書作者 ）的，還有波蘭人，因為波匈事件以後，波蘭人哥穆爾卡對蘇聯也很不滿，也是毛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魯曉夫解決不了，就得靠中國共產黨，靠毛澤東出面解決。在整個開會的前前後後，赫魯曉夫就像個跟班似的，跟着毛澤東到處跑。表面上這個會議是在莫斯科開，蘇聯是主人，我看背後的導演就是毛澤東。有一個現象讓大家很不理解，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堅持一個口號，叫做“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在這之前蘇聯跟中國人商量，說以後不要提這個口號，我們以後不能為首了，中國不同意。後來蘇聯說，要不然以中國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也不同意，說不行，就是以蘇聯為首，赫魯曉夫說這樣不妥，我們現在也沒有這個能力。毛澤東說就這樣。把這個口號提出來以後，別人也不接受，像哥穆爾卡也不接受，蘇聯還有什麼資格領導，毛就跟他解釋，從整個毛的解釋來看，其實毛講的是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以誰為首誰就要負責，有什麼事都要找他。誰有實力誰才能為首，毛澤東講了，美國人不怕我們，怕蘇聯，因為蘇聯有原子彈。給各國援助，要是以我為首，得我援助，還是蘇聯為首，他有錢。中國是不能為首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是個政治大國、人口大國，但是在經濟上還不行，意思就是中國實力不行，所以中國不能為首。毛後面還有一句話，以蘇聯為首是以蘇聯為首，但是中國還有一句話，叫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赫魯曉夫這個紅花再好，也得靠我這個綠葉扶持啊。給我產生這樣一個感覺，毛澤東是不要以中國共產黨為首，但是他要垂簾聽政，什麼事你先在外面支應着，你負責，但是最後決定權是我的，實際上也是這樣，1957年底之前，雙方大體上就形成了這樣的關係，包括毛和赫魯曉夫本人，還有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

這次毛澤東訪蘇實際上起了兩方面的作用，剛才我講的這些大家可以感覺出來，中蘇關係已經發展到一個最高峰了，提前一個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協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就算中蘇政治上的合作，中蘇關係達到了一個頂點，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現了重大的問題，這個重大的問題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他們的政策開始發生分歧，莫斯科會議的前提大家都認為是一致的，整個國際形勢非常好，社會主義陣營蒸蒸日上，那會兒報紙上天天登的就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蘇聯是1957年人造衛星上天，那會兒美國還沒有，當時社會主義國家非常興奮，覺得這個形勢太好了。這麼好的形勢，下一步政策是什麼呢？中蘇開始發生分歧了，赫魯曉夫認為，既然我們的實力已經超過了帝國主義，我們更應該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我們不通過戰爭就能戰勝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你看我發展這麼快，我們能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靠力量就能夠戰勝他，並且在談判桌上我們也有實力。所以他要繼續堅持和平競賽的外交方針。

但是毛澤東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澤東說，既然我們力量這麼強大，我們還跟他談什麼，打就完了，說敵人不打是不倒的，掃帚不到灰塵照樣不會自己跑掉。必須要打，通過革命的手段，通過武裝打敗他，既然你的力量這麼強大，還談什麼，所以什麼“絞索政策”都是在這樣的觀念下提出來的。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這個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很多人沒聽懂，說毛主席怎麼了？死3億人不算什麼，下面喝茶的時候都議論紛紛，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拿着咖啡直哆嗦，說中國6億人，我們才2000萬啊，都不理解。在這個問題上毛的這次發言，我說的是11月18號即席演說，關於核武器這個嚇倒了一片人。後來很多東歐國家不再跟着中國走這是一個最主要原因，毛澤東提出的政策他們認為太具冒險性，太具戰鬥性，而東歐的很多國家不願意打仗，這個跟蘇聯是比較一致的。

另一方面，毛澤東明顯地干預別國的黨內事務，這個是原來中共堅決反對，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反對蘇聯的老子黨，實際上1957年毛澤東最典型的體現出他是領導人了。舉個例子，原來他讓蘇聯人寫報告，實際上就是《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裡有這麼一段話，講莫洛托夫反黨集團，前前後後怎麼回事。毛看完以後不高興，說這個話以後就不要提了，這是你們黨內的問題，不要在國際會議上講這些，特別是不要再批評那些老同志了。後來人家回去就給刪了，這段就沒了。1957年11月18號毛澤東講話，講着講着突然來了一段：同志們，下面我談談團結的問題。

Now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the second question and say a few words about unity.

I am very glad, very happy, that our meeting has been so united. This meeting has reflected a trend: that of the increasing vigour of the proletariat and peoples of the entire world and of the east wind prevailing over the west wind. We have many defects and have committed many errors, but our achievements are what counts. Year after year we have scor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ll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vigour of this meeting of more than 60 communist parties. We have all agreed that we must have a head. That head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PSU.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which goes, ‘A snake without a head cannot proceed’. Look: each person here has a head, and every party of every country also has its head. There are collective heads and individual heads. Central committees and politburos are collectives, and first secretaries are individuals. We must have both,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anarchy.

Gomulka's speech yesterday made me happy. He said that to admit that the Soviet Union is our head is to admit the truth, and not something manmade, but the produc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ut in his country, there are still some people who for the time being balk a bit at that description, and who prefer using such expressions as 'the first and mightiest socialist power'. In his country, there exists this kind of a contradiction: the progressive elements have not yet been able to reconcile themselves with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people. They still have to work at it. I believe comrade Gomulka is a good person. Comrade Khrushchev has indicated to me twice that comrade Gomulka can be trusted. I hope that we - Pol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 can become completely united and that we can gradually improve our relations.

I am also glad the Yugoslav comrades signed the second declaration. The fact that they signed the Peace Manifesto of the 60-odd parties, what does it signify? It signifies unity. They did not sign the 12-country declaration, and therefore of the 13 countries one is missing. They say they would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and I figure this is also acceptable. We cannot coerce people, and if Yugoslavia is unwilling to sign then let us leave it at that. In another couple of years, I think they will be able to sign a different declar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unity I'd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approaches. I think our attitude should be one of unity towards every comrade, no matter who, provided he is not a hostile element or a saboteur. We should adopt a dialectical, not a metaphysical, approach towards him. What is meant by a dialectical approach? It means being analytical about everything, acknowledging that human beings all make mistakes and not negating a person completely just because he has made mistakes. Lenin once said that there is not a single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does not make mistakes. I have made many mistakes and these mistakes have been very beneficial to me and taught me a lesson. Everyone needs support. An able fellow needs the help of three other people, a fence needs the support of three stakes. These are Chinese proverbs. Still another Chinese proverb says with all its beauty the lotus needs the green of its leaves to set it off. You, comrade Khrushchev, even though you are a beautiful lotus, you too need the leaves to set you off. I, Mao Zedong, while not a beautiful lotus, also need leaves to set me off. Still another Chinese proverb says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This corresponds to comrade Khrushchev's slogan – collective leadership. Zhuge Liang by himself can never be perfect, he has his limitations. Look at this declaration of our 12 countries. We have gone through a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draft and have not yet finished polishing it. I think it would be presumptuous for anyone to claim God-like omniscience and omnipotence. So what attitude should we adopt towards a comrade who has made mistakes? We should be analytical and adopt a dialectical, rather than a metaphysical approach. Our party once got bogged down in metaphysics, in dogmatism, which totally destroyed anyone not to its liking. Later we repudiated dogmatism and came to learn a little more dialectics. The unit; of opposites i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dialect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oncept, what should we do with a comrade who has made mistakes? We should first wage a struggle to rid him of his wrong ideas. Second, we should also help him. Point one, struggle, and point two, help. We should proceed from good intentions to help him correct his mistakes so that he will have a way out.

However, dealing with persons of another type is different. Towards persons like Trotsky and like Chen Duxiu, Zhang Guotao and Gao Gang in China, it was impossible to adopt a helpful attitude, for they were incorrigible. And there were individuals like Hitler, Jiang Jieshi and the tsar, who were likewise incorrigible and had to be overthrown because we and they were absolutely exclusive of each other. In this sense, there is only one aspect of their nature, not two.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is is also true of the imperialist and capitalist systems, which are bound to be replaced in the end by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same applies to ideology, idealism will be replaced by materialism and theism by atheism. Here we are speaking of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But the case is different with tactical stages, where compromises may be made. Didn't we compromise with the Americans on the 38th Parallel in Korea? Wasn't there a compromise with the French in Vietnam?

At each tactical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be good at making compromises as well as waging struggles. Now let us return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mrades. I would suggest that talks be held by comrades where there has been som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m. Some seem to think that, onc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people all become saints with no differences or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at the party is not subject to analysis, that is to say, it is monolithic and uniform, hence there is no need for talks. It seems as if people have to be 100 per cent Marxists once they are in the party. Actually there are Marxists of all degrees, those who are 100 per cent, 90, 80, 70, 60, or 50 per cent Marxist, and some who are only 10 or 20 per cent Marxist. Can't two or more of us have talks together in a small room? Can't we proceed from the desire for unity and hold talks in the spirit of helping each other? Of course I'm referring to talks within the communist ranks, and not to talks with the imperialists (though we do hold talks with them as well). Let me give an example. Aren't our 12 countries holding talks on the present occasion? Aren’t the more than 60 parties holding talks too?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are. In other words, provided that no damage is done to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Leninism, we accept from others certain views that are acceptable and give up certain of our own views that can be given up. Thus we have two hands to deal with a comrade who has made mistakes, one hand to struggle with and the other to unite with him. The aim of struggle is to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which means being principled; that is one hand. The other hand is to unite with him. The aim of unity is to provide him with a way out, to compromise with him, which means being flexible. The integration of principle with flexibility is a Marxist-Leninist principle, and it is a unity of opposites.

Any kind of world, and of course class society in particular, teems with contradictions. Some say that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to be 'found' in socialist society, but I think this is a wrong way of putting things. The point is not that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to be found, but that it teems with contradictions.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contradictions do not exist, nor is there any person who cannot be analysed. To think that he cannot is being metaphysical. You see an atom is a complex of unities of opposites. There is a unity of the two opposites, the nucleus and the electrons. In a nucleus there is again a unity of opposites, the protons and the neutrons. Speaking of the proton, there are protons and antiprotons, and as for the neutrons there are neutrons and antineutrons. In short, the unity of opposites is present everywhere. Th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dialectics, must be widely propagated. I say dialectics should be moved from the small circle of philosophers to the broad masse s of the people. I suggest that this question be discussed at meetings of the politburos and at the plenary sess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s of the various parties and also at meetings of their party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secretaries of our party branches understand dialectics, when they prepare reports to branch meetings, they usually write down two items in their notebooks, first, the achievements and, second, the shortcomings. One divides into two - this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and this is dialectics.

Perhaps you resent it when I talk about questions like these at this kind of meeting, but I am not much of a person for following trends. I have also been talking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so I intend to finish. But before I do so, want to say just a few more things. I endorse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s solution of the Molotov question. That was a struggle of opposites. The facts prove that unity could not be achieved and that the two sides excluded each other. The Molotov cliqu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attack at a time when comrade Khrushchev was abroad and unprepared. However, even though they waged a surprise attack, our comrade Khrushchev is no fool, he is a smart person who immediately mobilized his troops and waged a victorious counterattack. That struggle was one between two lines: one erroneous and one relatively correct. In the four or five years since Stalin's death the situation has improved considerabl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phere of both domestic policy and policy. This shows that the line represented by comrade Khrushchev is more correct and that opposition to this line is incorrect. Comrade Molotov is an old comrade with a long fighting history, but this time he made a mistake. This struggle between two lines within the CPSU was of the antagonistic kind, because the two sides could not accommodate each other and one side excluded the other. When this is the case, if everything is handled well there need not be any trouble, but if things are not handled well there is the danger of trouble.

Stalin did a great job in leading the Soviet party, and his achievements were primary and outweighed his faults and errors. However, over a long period his way of thinking became increasingly metaphysical and he did a lot of harm to dialectics. The personality cult was metaphysical and nobody could criticize him. In my view, these 40 years of the Soviet Union amount to a dialectical process. First, Lenin's dialectics, then Stalin's numerous metaphysical viewpoints. Some viewpoints, when translated into action and taken to their extreme, inevitably turned into their own opposites and so we have dialectics once again. I am very glad that comrade Khrushchev said in his speech at the meeting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at contradictions exist in socialist society. I am very glad about the many articles produced in Soviet philosophical circles addressing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t society. Some articles have also touched upon the problem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These are problems involving two different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Let me end my talk here, by declaring once more that I endorse both resolutions.

谷歌同志英翻中  一秒鐘完畢

現在我想談談第二個問題，談一談團結。

我非常高興，非常高興，我們的會議如此團結。這次會議反映了一個趨勢，那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越來越活躍，東風盛行西風。我們有許多缺點，犯了許多錯誤，但是我們的成就是至關重要的。年復一年，我們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從60多個共產黨這次會議的活力中看出來。我們都同意我們必須有一個頭。那個頭是蘇聯和蘇共。中國有句俗話說：“無頭蛇不能行”。看：這裡的每個人都有頭，每個國家的每個黨也都有頭。有集體的頭腦和個人的頭腦。中央和政治局是集體的，第一個秘書是個人。我們必須有兩個，否則會有無政府狀態。

Gomulka昨天的演講讓我開心。他說，承認蘇聯是我們的頭是承認真相，而不是人為的東西，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但是在他的國家裡，還有一些人暫時對這個說法稍稍有點不滿，而且更喜歡用“第一，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表達。在他的國家裡，存在着這樣一種矛盾：進步分子還沒有能夠和很多人調和。他們仍然必須努力。我相信Gomulka同志是一個好人。赫魯曉夫同志兩次向我表示，戈穆爾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我們 - 波蘭，蘇聯，中國和其他國家 - 能夠完全團結起來，逐步改善關係。

我也很高興南斯拉夫同志簽署了第二個宣言。他們簽署了六十多個政黨的“和平宣言”，這意味着什麼？它意味着統一。他們沒有簽署12個國家的聲明，因此在13個國家失蹤。他們說他們會覺得很難，我想這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不能強迫人民，如果南斯拉夫不願意簽字，那就讓我們離開。再過幾年，我認為他們將能夠簽署一份不同的聲明。

關於團結的問題，我想談談一些方法。我認為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對每一個同志的統一，不管是誰，只要他不是敵對分子或破壞分子。我們應該採取一種辯證的，而不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方法。什麼是辯證的方法？它意味着分析一切事物，承認人類都犯了錯誤，而不是因為犯了錯誤而完全否定一個人。列寧曾經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犯錯誤。我犯了許多錯誤，這些錯誤對我非常有利，並教訓我一個教訓。每個人都需要支持一個能幹的人需要三個人的幫助，一個圍牆需要三個人的支持。這些是中國的諺語。還有一句中國諺語說，蓮花需要葉子的綠色才能脫穎而出。你和赫魯曉夫同志，即使你是個美麗的蓮花，你也需要葉子把你放下。我毛澤東，雖然不是美麗的蓮花，還需要葉子把我放下。還有一句中國諺語說，三個修鞋匠的智慧結合了平等的諸葛亮。這相當於赫魯曉夫同志的集體領導的口號。諸葛亮本人永遠不可能完美，他有自己的局限性。看看我們12個國家的這個宣言。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二，三，四號草案，但還沒有完成。我認為任何人都要宣稱自己具有上帝般的全知和無所不能。那麼我們應該對一個犯了錯誤的同志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應該分析，採取辯證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我們黨曾經陷入形而上學，教條主義，徹底摧毀了不喜歡的人。後來我們放棄了教條主義，開始學習更多的辯證法。那個單位;對立是辯證法的基本概念。按照這個概念，我們應該怎樣和一個犯錯誤的同志打交道呢？我們應該首先進行鬥爭，消除他的錯誤觀念。其次，我們也應該幫助他。點一，奮鬥，點二，幫忙。我們應該從善意出發，幫助他糾正錯誤，讓他有出路。

但是，處理另一種類型的人是不同的。對托洛茨基這樣的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煮，高剛這樣的人來說，不可能採取有益的態度，因為他們是不可救藥的。還有像希特勒，蔣介石和沙皇那樣的人，他們同樣是不可救藥的，不得不推翻，因為我們和他們是完全排斥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的性質只有一個方面，而不是兩個方面。說到底，帝國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也是如此，社會主義制度必然要取而代之。意識形態也是如此，唯心主義將被唯物主義和有神論所取代。這裡我們講的是戰略目標。但是，這種情況與戰術階段不同，可能會作出妥協。我們不是和韓國三八線的美國人妥協嗎？和越南的法國人沒有妥協嗎？

在每個戰術階段，要善於做出妥協，做好鬥爭。現在讓我們回到同志之間的關係。我建議同志之間的談話有些誤會。有些人似乎認為，一旦在共產黨里，人人都成為沒有分歧或誤解的聖人，黨不受分析，也就是說是單一統一的，因此不需要談判。一旦進入黨內，人們似乎要成為百分之一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七十，六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馬克思主義者百分之一百，馬克思主義者百分之十二。我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不能在一個小房間裡談話嗎？我們不能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本着互相幫助的精神進行對話嗎？當然，我指的是共產黨內的談判，而不是同帝國主義談判（雖然我們也和他們談判）。讓我舉個例子。目前我們的12個國家不是在舉行會談？ 60多個黨也不是也在舉行會談嗎？事實上他們是。換句話說，只要不損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我們就接受一些可以接受的觀點，放棄一些我們自己可以放棄的觀點。這樣，我們就有兩隻手對付一個犯錯誤的同志，一方面要和他鬥爭，另一方與他聯合。鬥爭的目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即原則性原則;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與他聯合。團結的目的是為他提供一個出路，與他妥協，這意味着靈活。原則與靈活性的結合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是一個對立的統一體。

任何一種世界，特別是階級社會，都是矛盾的。有人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有“被發現”的矛盾，但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做事方式。問題不在於矛盾，而在於矛盾。沒有矛盾不存在的地方，也沒有任何人不能分析。認為他不能形而上學。你看到一個原子是一個複雜的對立統一體。有兩個對立面，核心和電子的統一。在原子核中，又有一個對立面，質子和中子的統一體。說到質子，有質子和反質子，而中子則有中子和反中子。總之，對立統一到處存在。對立統一的概念，辯證法，必須廣泛傳播。我認為辯證法應該從哲學家的小圈子走向廣大人民群眾。我建議在政治局會議和各黨派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上，也可以在各級黨委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事實上，我們黨支部書記了解辯證法，在準備分會會議報告時，通常在筆記本上寫下兩項，一是成績，二是不足之處。一分為二 - 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這是辯證法。

也許你在這種會議上談論類似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會感到不滿，但是我並不是跟隨潮流的人。我也已經說了很長一段時間了，所以我打算完成。但在此之前，我想再說幾句話。我贊成蘇共中央解決莫洛托夫問題的辦法。這是一個對立的鬥爭。事實證明，團結是無法實現的，雙方互相排斥。在赫魯曉夫同志出國的時候，莫洛托夫集團趁機發動進攻，毫無準備。然而，赫魯曉夫同志即使發動突然襲擊，也不是愚蠢的，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立即動員部隊，進行了勝利的反擊。這個鬥爭是兩條線之間的一個：一個是錯誤的，一個是比較正確的。斯大林逝世四，五年以來，蘇聯在國內政策和政策上都有了相當大的改善。這表明赫魯曉夫同志代表的路線更加正確，反對這一路線是不正確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個有着悠久戰鬥史的老同志，但這一次他犯了一個錯誤。蘇共內部的這兩條路線之間的這種鬥爭是對立的，因為雙方不能相互容納，一方則排斥在另一方之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處理得好，就不用麻煩，但處理不好就有麻煩的危險。

斯大林在領導蘇維埃方面做得很好，他的成就是首要的，超過了他的錯誤和失誤。但是，長期以來，他的思維方式日益形而上學，對辯證法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個人崇拜是形而上學的，沒有人可以批評他。在我看來，這40年的蘇聯是一個辯證的過程。首先，列寧的辯證法，斯大林的無數形而上學的觀點。一些觀點轉化為行動，走到了極點，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自己的對立面，所以我們又有了辯證法。赫魯曉夫同志在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上發言時說，我很高興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我對蘇聯哲學界就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產生的許多文章感到高興。有些文章也涉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問題。這是涉及兩種不同矛盾的問題。

讓我在這裡結束我的發言，再次宣布我同意這兩項決議。

            莫洛托夫    赫魯曉夫

最近蘇聯共產黨發生一件事，出現了一個反黨集團……，就開始講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他講的是我們是支持赫魯曉夫同志的，赫魯曉夫同志做的是對的，但是我們要懂得團結，你看我們，王明反黨，我們照樣把他留作中央委員，他說這話背後的潛台詞是什麼呢？米高揚7月5號到杭州找毛的時候，開始中國的意見是不要把這些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但是米高揚說我們已經開除了，沒法變了，後來主席說那就算了吧。所以毛在這個會上又重提，說中國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員的職務。

這讓蘇聯人非常反感，你不讓我們講，你到會上講，我們不能講我們黨內的事，你可以講我們黨內的事，成何體統。毛澤東話沒講完，赫魯曉夫一下站起來了，直視毛澤東，瞪了毛澤東一分鐘，全場就這麼看着雙方，一扭臉他就在走廊上來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這時候卡德爾寫了一個紙條給南斯拉夫代表團的另外一個，寫的是，你看，中蘇兩黨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鬥爭開始了，卡德爾這個話說得很對，看得很準，因為這個事不是簡單的關於團結的問題，也不是反黨集團的事情說不說的問題，而是你在一個國際的會議上，來隨意的評判另一個黨內的事務，而事先你又讓這個黨不要講了，什麼意思？所以蘇聯人非常不滿，這樣也造成了中蘇兩黨，特別是領導人之間一種內在的衝突和矛盾。雖然表面上非常好，毛澤東也非常高興，後來坐飛機回來，在中共政治局黨內開會，毛也是非常滿意，除了個別的問題，就是關於和平過渡，搞了個備忘錄以外，其他的他覺得都是非常滿意的。但是在這背後就隱藏着中蘇之間一種內在的分歧，特別是中蘇兩黨地位發生變化以後，直接威脅到同盟是否能夠持續下去，除非蘇聯認了，原來我老大，你老二，現在你當老大，我當老二，這個同盟還能繼續下去。到了1958年以後赫魯曉夫膨脹了，赫魯曉夫地位也穩了，連續三年農業豐收，再加上人造衛星、核潛艇，蘇聯那會兒不得了，赫魯曉夫還得當老大，這樣中蘇兩黨必有一戰，從莫斯科會議以後，中蘇關係開始走下坡路。

這就是我講這兩次毛澤東訪蘇大體上的過程和結果，大概可以做這樣一個結論：第一次訪蘇為了結成中蘇同盟，後來也簽訂了條約；第二次訪蘇是中蘇同盟走向破裂的一個開端、一個起點。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作者：cvisitor留言時間：2011-08-18 20:45:07

胡說八道！擁有蘇聯檔案就可解答中國事務？

擁有美國檔案是否可以解釋宇宙!?

提供另一角度看歷史的角度而已。擁有蘇聯檔案只是提供此類人

以學術的幌子實為欺人的道具而已。

作者：高伐林留言時間：2011-08-18 21:34:24

謝謝cvisitor來訪。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擁有蘇聯檔案就可解答

中國事務”，確實是“胡說八道”。那麼，是誰在這裡這麼胡說呢？

前後左右四下看看，只有您自己呀？

         Helmut  Lotti  -  Poljushko  Pol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