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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華人時空網都在討論人性的問題。Pasci 和假巴更是從生物學的角度提出：由於基因的不同所帶來的人性化也應該有所不同。

所謂人生而善惡的問題自古以來就是哲學家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從宗教上來說，很顯然善惡天然，如上帝是本性善良，撒旦本性為惡。善惡又似乎是可以變換的，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雖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說“難”到底是可以“移”的。這個其實也代表了一種觀點，就是“後天環境可以改變人性”。

那麼，善惡到底是否性本？邪惡是否天然？本性是否可移？

就象經驗主義的代表約翰.洛克說的“ No man's knowledge here can go beyond his experience”（ 沒有超越經驗的認識），我這種人缺乏抽象的理念，只能從經驗上判斷真理、認識真理、接受真理。所以，根據我的經驗，既然都承認人的外觀、體力有差別、智力有差別、性格有差別，當然天性也會有差別，而這些差別顯然歸根到底與組成這個生物體的DNA的差別有關。基因的不同，構造不同，所形成的人就不同。

馬力認為善與惡這兩個概念不是與生俱來。討論人性時先入為主提“善和惡的概念本身具有歧義性“，這就陷入“依賴人的利益和立場的概念來討論純天然的問題”。應該把人格屬性分為動物性(普通動物的性格特徵)或非動物性(不同與普通動物的性格特徵)。

我與馬力有不同的看法。馬力所說的“非動物性”顯然指的是人性，那麼這個不包含動物性的狹義的人性指的就是“從人的利益人的立場上來看”的概念，也就是人基於趨利避害上超越普通動物天然特性上所做出的具有“道德”的有意識的行為，是一種“善”念。這就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之為“人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廣義上的人性固然包含有“動物性”，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讓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我門討論人性必然不可避免“善”與“惡”這樣的高等智慧才具有的“人性”特有的道德特徵，脫離善惡來討論人性才是沒有意義的。

事實上，讓哲學家、生物學家、心理學家、犯罪學家、社會學家所困惑，想追根到底的是：脫離了動物界的人類為什麼會犯下一些滔天罪惡？是否有邪惡基因？

許多連環殺手的童年充滿了虐待和暴力，這些人同時也是受害者，似乎是社會對這些罪惡更富有責任。但是還有很多犯下嚴重罪行的罪犯有着一個很幸福的成長環境，並接受良好的教育。那麼這些人犯罪是否歸結為天生的邪惡基因？

布萊恩·馬斯特斯（Brian Masters）生於1939年，以有關連環殺手的傳記而聞名，包括羅斯瑪麗·韋斯特和丹尼斯·尼爾森在內的幾個大規模殺人犯。他試圖通過各種理論來解釋這些冷血殺手的行為，不過沒有得出個所以然，因為"the essential unknowability of the human mind"。但是，他明確地說這些殺手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是“完全的陌生人”，只是“走向極端的例子”。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能力犯下這樣邪惡的罪行，只要在一定合適的環境之下。例如納粹時德國，在那種鼓勵大屠殺的氛圍下 – 每個人都可能犯下可怕的罪行。

許多網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對於布萊恩的結論一定深有體會。

布萊恩只是個作家，一個寫手，無法從科學角度去更深入地去證實邪惡基因的普遍性、天然性。

瑞典的科學家卻對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並相信他們已經確定了導致暴力的基因。這一發現表明，人人都有邪惡的基因，從生物學的角度上證實了我們都有可能犯罪。

一位叫史蒂夫.彼特的專家寫了一本書，叫《黑猩猩悖論：幫助你實現成功，自信和幸福的心智管理》。書中用了意象，認為我們內在有三個部分：黑猩猩（Chimp):即我們內部不受控制的情緒化的孩子；“人”：理性的成年人；計算機：運行我們大部分活動的無意識部分。

這三部分努力協調工作，但經常發生衝突，而且黑猩猩的贏面很大。情緒比你想象的要嚴重得多，控制着我們的決策。最糟糕的是你並不直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但是你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每一個人體內都有兩種不同的力量，其中一個黑猩猩是你不能夠完全控制的。

黑猩猩主要通過感情和印象來處理信息，更多的是情緒而不是邏輯，所以黑猩猩的觀點往往是非黑即白, 喜歡誇大事實，使用高度誇張的、災難性的語言，很少考慮其行為的長期後果。同時又非常地敏感，神經質，和偏執, 靠讚美來證實自己的自尊，十二萬分討厭批評。當黑猩猩感到危險時，會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地盡力保護自己。它往往會通過轉移責任來達到這個目的。黑猩猩把生活視為一場永不休止的戰爭！

布萊恩也在後來的採訪中一再感嘆："我年復一年地想着這個可怕的問題（每個人都有能力犯下這樣邪惡的罪行）。 雖然我相信自己絕不會在憤怒中舉起拳頭，或者試圖做一些對他人有害的事情，但必須誠實地承認： 我很感激生活在一個讓我不太可能幹下這些邪惡罪行的國家裡。"

“我很感激生活在一個讓我不太可能幹下這些邪惡罪行的國家裡” 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人人都有動物性，有邪惡的基因，社會的責任就是控制這些邪惡的基因的爆發，提供一個“不太可能幹下這些邪惡罪行”的環境。

星期天我們一群人到中餐館慶祝中國新年，酒足飯飽間，大家聊起了最近一段時間最熱門的總裁俱樂部性騷擾事件。

倫敦多切斯特酒店總裁俱樂部慈善晚宴清一色男性客人，但130名招待員則純一色年輕美貌的女孩，並要求身穿統一黑色內衣高跟鞋。可想而知，高尚的慈善募集期間，性騷擾不斷。30多年來，每年的晚宴為兒童慈善機構籌集了2000萬英鎊。事情被揭露後，許多慈善機構要將捐款退回。

在我們的爭論中，自然而然分成了兩派：男人和女人。

女人：這種慈善晚宴真讓人噁心！

男人：小題大做。看那每年2000萬的捐款才是重點，是為社會做貢獻。至於性騷擾，定義是：只有一方拒絕被強迫的情況下才為騷擾。那些女孩非常清楚她們在幹什麼，是她們自由選擇的結果，是她們貪圖虛榮的結果。如果不願意完全可以在麥當勞打工。

女人：強迫不僅僅是通過肉體上的暴力，而且也指來自金錢的暴力，權力的暴力，誘惑的暴力。這種俱樂部文化就是造就一種強迫的暴力，應根除誘發男性邪惡基因的環境。

我支持女人的觀點。正如布萊恩所說：每個人都有能力犯下這樣邪惡的罪行。 我渴望生活在一個讓人不太可能幹下這些邪惡罪行環境裡。

無論你的基因善惡組成如何，最終的人性是自然和後天相結合的產物。劍橋大學心理病理學教授，Simon Baron-Cohen說，遺傳學確定人類行為不超過50％。 儘管MAOA基因（單胺氧化酶A，也被稱為MAO-A，是一種人體由MAOA基因編碼的酶。 ）的其中一個版本增加反社會行為的可能性，但沒有任何基因會不可避免地導致這樣的病態行為。反社會行為的人大多受到強烈的環境因素的影響。

所以創建一個“讓人不太可能幹下這些邪惡罪行環境”至關重要，無論從法律法規上還是意識形態上。

由此也可見槍支管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