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傻子一定要在草原咽氣

老鬼

作者簡介：

  馬波，筆名老鬼。1968年冬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旗插隊。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畢業後曾在文化藝術出版社任編輯，後調入法制日報社。1990年赴美國布朗大學做訪問學者。1995年12月回國，為自由撰稿人。著有《血色黃昏》《血與鐵》《母親楊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團烈士尋訪紀實》等。

  有人說姜傻子太愛出名，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說他極左。

  1968年共有4000多北京知青來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草原。姜傻子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叫姜一凡，21歲來到內蒙古錫盟，21年後死在內蒙古錫盟。

  他是47中高二的，在家是獨生子，出身民族資本家，家裡很有錢，自己有一個德國蔡斯相機，這在當時的中學生里極其罕見。但他平時總穿一身舊藍布制服，非常簡樸。因為他的一些苦行僧舉動，同學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姜傻子”。比如他曾經用饅頭換別人的窩頭吃；他的鳳頭牌自行車成了公車，大家隨便騎；他公開表示不考大學，要到邊疆務農，與工農結合一輩子；還發誓要革命至上，終生不結婚……

  由於他特別愛幫別人跑腿辦事，助人為樂，群眾關係很好，被譽為活雷鋒。文革前就加入了共青團，還當了個團支委之類的小幹部。在強調貫徹階級路線的年代，像他這樣出身不好，能被發展入團，還能當個小幹部，是很不容易的，足可見他在同學中的威信之高，“革命精神”之強烈。

  文革初期，學校盛行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風靡一時，反對者甚微。他卻寫了一篇很長的大字報，批判血統論，不同意對聯，言辭溫和。除了署自己姓名外，還特地聲明：本人出身民族資本家。

  這樣不合潮流的大字報，即便和風細雨講理，找不出什麼破綻也特別招恨，再加上他又公開了自己的出身，自然引來猛烈的圍攻，一幫初中生就差動手了。全校出身不好卻敢公開貼大字報反對對聯的屈指可數，姜傻子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思想很左，對父親態度生硬，冷冷冰冰，說不理就不理，似乎真把資本家父親視為階級敵人。文革前，他就表示要到西藏落戶，從1968年起即開始策劃步行去拉薩。為經費、綱領、人員四處奔走……到這年秋天，他終於從首都中學紅代會處搞了些錢，組織了七八個同學，開始實行他步行西藏的壯舉，走時轟動了全學校。

  那天，他帶着隊伍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留影宣誓，然後正式出發。全校有近百人去天安門廣場為他們送行，有的女生感動得流了淚。但步行去西藏雖然很悲壯，實行起來卻困難重重。在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他們剛走出北京不遠，在保定附近就被農村的民兵給抓住，逐一審查出身。

  民兵們對他們長征去西藏，走什麼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根本不相信，認為他們在胡說八道，形跡可疑……扣留了他們好幾天。最後縣革委會指示釋放，他們身上的錢財卻被洗劫一空，連車費都沒給留。最後，他們這行人又灰灰溜溜折回學校。為此，姜傻子的威信大跌……

  有人說姜傻子太愛出名，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說他極左，步行到西藏完全是異想天開，根本不現實。

  大約是1968年秋，姜傻子報名去內蒙古，沒批，顯然是政審不合格。初冬，在去內蒙古的同學們走後不久，他買了張火車票，自己一個人悄悄闖到了內蒙古阿巴哈那爾旗，投奔47中牧區插隊的同學。

  這次他一點沒聲張。走之前，他嚴正告訴母親，繼續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親還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責母親為什麼回來？母親辯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體不舒服。姜傻子離開家來到汽車站後，依然看見了母親瘦小身影，偷偷跟隨着他。

  姜傻子生氣了，大聲喝斥：你回去！有什麼可送的。母親只好假裝返回，但沒走遠，繼續躲在另外一處角落，目送着自己的獨生子上了車（這是多年後，姜傻子的母親對我講的）。

  姜傻子給人的感覺，就是堅決要跟他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事事都要表現出對父母的敵意態度。他離開北京時對父母毫無眷戀之意。

  這次，他成功了，阿爾山公社接收了他，與我們學校下鄉的同學相聚在一起。不久，因為挖肅（內人黨，也就是所謂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詳情請見“維基百科”中的“內人黨事件”），北京知青與當地牧民發生衝突。因派性衝突，對立派的某武鬥頭目被知青失手打成重傷，後不治身亡。死者有個親戚是旗公安局的，一定要將兇手和後台捉拿歸案。姜傻子也成了通緝對象，因為他是這夥人中歲數最大的，被對方認為是武鬥的策劃者。在同學們的大力掩護下，他躲過了一次次抓捕，秘密逃回北京。

  旗公安局也曾派人到北京抓過他，但都撲空。這時47中的同學都勸他，傻子，你出身不好，那兒又出了人命，你趕緊另外再找地方吧，千萬不能回去了。反正你戶口還沒辦。姜傻子在北京同學家躲了一段時間後，風聲漸漸平息。他感到弟兄們都在那邊挨整，自己一個人跑了不像話，決定返回。他來到學校取戶口。要將戶口轉到插隊的地方。

  47中全校的人都知道47中去插隊的知青參與當地武鬥出了事，打死了人，已經抓了一個，還要再抓姜一凡。姜傻子懇切地解釋：“那兒的同學們歲數都小，出了事最需要有人出面應付。我不能在他們有困難的時候，離開他們。”在傻子反覆要求下，學校只好給他辦了戶口手續。同學們都替他着急，說他回去是自己往虎口裡送。罵他沒有智慧，傻B！父母也急壞了，幾乎要跪下給他磕頭，乞求他別逞能。哪兒都可以插隊，幹嗎非到出了人命的地方去？傻子卻毫不猶豫地拿着戶口又返回了內蒙古阿巴哈納爾旗。在北京躲的這段時間，他雖然躲過了被抓之苦，良心卻不舒服。

  果不其然，姜傻子一回內蒙古就被專政起來，說他是這幫打人兇手的黑後台……他被剝奪了各種權利，整日與隊裡的五類分子一起干最繁重，最苦的活兒。背過死屍、起過廁所、打過石頭、趕過馬車……幸虧當時挖內人黨很亂，錫盟的公檢法也半癱瘓，旗公安局內部也分成兩派，結果沒顧上逮捕他。他這一段經歷如果寫出來，肯定是本很有可讀性的書，但由於時間久遠，大多細節已經遺忘。5年後打死人的事終於不了了之，他才解除了本隊監督改造的日子。

  慢慢的，阿爾山公社的知青們一個一個都走了，只剩下了他還在草原上放馬。傻子愛騎馬，也喜歡馬，為了給本大隊的馬群改良品種，增加集體收入，他千方百計從種畜場搞來一匹種公馬（據他神采奕奕對我講，其實是騙來的，也可說是借用幾天），並用兩匹當地馬從伊利特公社換來一匹卡巴金種母馬。他還弄了不少參考書，花好大精力搞人工配種試驗，興致勃勃，鼓搗得有滋有味。

  下牧區後，他繼續幫別人跑腿辦事，這是他的生活習慣。每逢探親回北京，他的小本子上寫滿了要給牧民辦的事，整天整天給牧民買東西。所採購的物品堆了半屋子。父親感嘆道：“姜一凡要是把對蒙古老鄉的感情給我們十分之一，就是個大孝子呀！”

  他騎馬騎羅圈了雙腿，臉被曬得黢黑，滿是疙瘩。與牧民親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不住地抽煙。有一年春節他為了給一對新結婚的牧民捎高級蛋糕，不惜大年三十返回內蒙古，把老媽氣得撲簌簌流淚。

  他本人是獨子，完全可以辦回北京，但他沒有。他對我說，我這麼老大不小了，回北京幹什麼？只能到工廠當個工人，一想到每天按鐘點上下班就頭疼，我自由散漫慣了，還是草原比較適合自己。

  直到1981年，盟檢察院缺人手，檢察長親自請他去當信訪接待員，他才同意了。挨過整的人，最知道上訪的苦楚，最想混進公檢法給老百姓干點事。1983年他又去呼市上了兩年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回來繼續在盟檢察院干。工作起來後沒日沒夜，啥也不顧。全錫盟檢察系統一提起姜一凡，沒有不知道的。能喝酒，能拼命，能說一口流利地道的蒙語。由於他有群眾基礎，處理來訪，解決糾紛都很有一套，下去辦案從沒出過差錯。

  我現在回憶起來有件事，有點對不住傻子，隱隱作疼。這件事使我慚愧。姜傻子長年挨整，一直單身。大約1983年左右，我的一陝西插隊同學問我：“有沒有男的，幫幫陳愛紅吧，她現在還沒對象。”陳是我們學校老初一女生，文革初期去門頭溝煤礦煽風點火，我們因為打了流氓而被工人團團圍住。在和工人們辯論中，她挺身而出，臨危不懼，表現出眾，舌戰群雄，把對方批駁得啞口無言。到陝西延安插隊後，可能因為戀愛問題，精神受了刺激，有點不正常，弄得沒人敢和她來往。再加上多年吃藥，把她吃成肥頭大耳，遠不如學校時漂亮，成了困難戶。

  我想，陳愛紅這種病如果有了男朋友，結了婚，可能就會好的。就把姜一凡介紹給了她。當時曾有同學勸我，不要幹這事，陳愛紅有精神病。我卻僅憑跟她談過一次話，就斷定她沒病，同意了她本人的說法：是有某人害她，想封她的嘴，才說她有病，因為她知道這人幹的壞事。

  姜傻子很快就和陳愛紅結了婚，並還把陳帶到錫盟住了一段。兩年過後，再見姜傻子時，他苦笑着對我說：“她確實不正常，而且越來越嚴重，生活都不能自理。沒一點記性，什麼都忘。睡覺時就把一堆帶血的月經紙扔在枕頭旁邊；屋裡蒼蠅成群，還不讓打，說蒼蠅也是小生命；衣服泡了一個月不聞不問，在水裡都漚出了臭味。成天就是睡覺，什麼家務活也不干。” 我望着姜傻子那飽經風霜的臉，無言以對。

  姜傻子每天下班後都要給妻子做飯，收拾被妻子扔了一地的東西。家被陳愛紅給弄得像豬窩般亂，又髒又臭。有一次她竟然一絲不掛爬到房頂曬太陽，轟動了錫林浩特市的左鄰右舍，給傻子帶來了數不清的苦惱。

  我後來改變了立場，勸他離婚。他妻子也成天叫嚷離婚。但傻子的傻勁又上來了，雖然也埋怨過對方隱瞞了病情，卻始終下不了決心。以後陳愛紅的病情嚴重到砸鍋砸碗，不讓傻子吃飯。剛生的孩子也不管，寧肯抱着小狗把自己的奶水餵小狗，卻不餵孩子，孩子給餓得老哭。沒辦法，傻子只好把陳愛紅送回北京娘家治病休養。他們的小男孩姜炯，由姜傻子母親照料。後經過反覆折騰，聽說妻子最後還是跟他離了。

  多年草原生活，讓傻子有一大幫牧民朋友，這些牧民一到錫林浩特就找他喝酒。他成了個遠近聞名的“酒鬼”，肝兒不好，還總大碗地喝。全身喝得胖了一圈。他回北京去見老同學聊天，總要帶瓶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

  1986年因肝病他回北京治療，醫生說傻子的病情很危險，已有肝硬化的症狀，讓他一定不能再喝酒。傻子一笑置之。出了院，就天天幫同事和牧民老鄉採購東西。每次在京期間，他就是採購員的角色，大部分精力用來幫別人買東西。有一次為買個假眼球，他跑遍了全北京城。他父母感傷地對我說：姜一凡從沒這麼熱心地為老兩口跑過腿。

  1988年秋，姜傻子父親查出癌症晚期，他趕回北京守護照料。這時他自己的肝病也很嚴重，腹水使他系不上腰帶。可陪床期間，一有空還出去幫別人跑腿辦事買東西。來日無多的父親望着兒子的背影，默然無語。

  等辦完父親的喪事，傻子匆匆來我家打個招呼就走了。同學們和老媽都勸他在北京住一段，好好養養病，恢復一下體力。這一階段，他太累了。可他不干。他早已把草原當成了家，北京的家當成了客棧。離開草原時間一長，他總坐臥不寧，日夜思念。

  與老媽、孩子告別後，他拖着病軀返回錫林浩特。路上因身體疲倦，病情加劇，把公文包丟了，裡面有持槍證。傻子心情沉重，到了錫林浩特就寫檢查，絞盡腦汁寫。兩三天后在辦公室昏倒，住進醫院。醫生檢查後通知了傻子的單位，姜一凡的門靜脈性肝硬化已到晚期，日子不多。

  單位決定馬上送他回北京，在母親身邊度過最後時光，並給他買了3張飛機票，讓他能躺着回去。傻子卻死活不同意。他固執地說：“趕緊把飛機票退了，給我留在這兒！不會有人比草原上的人對我更好了。我是這兒的人，是死是活我都和錫盟的老鄉及同事們在一起，我要在這兒咽氣。”

  檢察長只好同意退票。是呀，錫盟各地來看望他的人，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在個小地方，他才顯出了他的價值。在北京的茫茫人海哪有人知道他？1989年秋天那段時間，有個北京知青快死了，卻不回北京死，一定要死在草原的消息傳遍了全錫林浩特市。

  認識他的蒙古牧民送來了各式各樣的營養品，把病床下面塞得滿滿。仍在錫林浩特的知青們，北京的、天津的、呼市的，認識的，不認識的都紛紛前來探視。他的幾位蒙古族朋友，一到周末就提着酒菜與他相聚。大家知道他快要走了，聚會的機會有限。其中有個冷凍站的朋友，特地給他留下兩罐液氮，以備後事。

  在3個月的住院期間，盟檢察院的同志日日夜夜陪床，100多名幹警都為他餵過飯菜，端過屎尿。用檢察長的話說：“為了一凡，我們整天去照看，冒着檢察院關大門的風險。”

  到最後時刻，他進入深度昏迷狀態。一名女知青在病床前不斷地呼喚着他：“姜一凡，堅持住，你媽媽就要到了，堅持住！”這名女知青用濕毛巾一遍一遍地擦拭着他乾裂的嘴唇。任錫林副檢察長親自把他母親和孩子從北京接到錫林浩特。但母親走進病房，無論怎麼喊他，他也無力睜開眼睛。

  4歲的孩子拼力大叫“爸爸，爸爸！”他毫無反響，孩子急得用小手揪着父親耳朵，把嘴對着耳朵眼，使勁大叫：“爸爸！你睜開眼看看我呀！” 人們這才突然發現傻子的眼角處滾動着一粒巨大的淚珠。可他連睜開眼皮的力氣都沒有了。

  1989年10月8日，姜一凡因肝硬化死在了錫林郭勒盟大草原。留下了一個4歲小男孩和一個孤零零的老娘。牧民們痛哭失聲，把一瓶一瓶酒往他身上灑，讓他喝個夠。有個蒙古老漢跪下來給姜傻子咚咚磕頭，念叨着姜傻子臨終前，還囑咐同事幫這老漢把買藥的錢墊上。

  知青們自發地湊了4000元送給了姜傻子的母親。並對她說：當年和一凡一起來錫盟草原的有4000多人，您就當是他們每人都盡了一點心意吧。

  望着一撥又一撥來送行的人群，有人感嘆道：姜一凡這輩子值了，咱盟檢察院最大的官兒死了也未見得有這麼多人來看望。

  姜傻子真正在邊疆扎了根，把生命的終點選擇在了草原，確實有點傻子精神！

  姜傻子在北京生活了21年，在內蒙古大草原上也生活了21年。他用他42歲的生命實踐了當初去農村牧區落戶的誓言。他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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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一凡的故事讀完我無言。他義無反顧地插隊內蒙牧區“紮根邊疆幹革命”，現在的說法叫走火入魔，信了邪。但他如此的熱愛草原，草原上的牧民們也真誠地把他看成自家人，也確實讓人感動。

  如果一個人的一生就是生活激情當中，在認定自己的事業上達到忘我的程度，我還真羨慕和佩服。

  當初姜一凡真的相信中共“洗腦”的那一套？看來他是相信的，並不是裝裝樣子。只是就是當時去“上山下鄉”來說，也僅僅是極少數的人仍在“文革”幾年後還執迷不悟，要不，怎麼說他是“走火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