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核事故32周年(zt)

每年的4月26日，斯塔尼斯拉夫的思緒都會回到1986年的那一天，回到切爾諾貝利，那座曾經喧鬧繁華，現在卻已沉寂荒蕪的城市。那場震驚世界的核事故已經過去32年了，但在他心裡從來不曾忘記。

總編輯說，我是不會派你去的

1986年4月26日凌晨，核電站事故爆發的時候，當時身為蘇聯《勞動報》駐烏克蘭首席記者的斯塔尼斯拉夫正在莫斯科開往基輔的火車上。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時候他說，那時候他什麼都沒聽說，消息完全是封鎖的。等到了基輔就開始聽到了各種傳聞，小道消息已經私下散播了，但官方消息卻始終沒有蹤影。26日中午11點，蘇聯政府應急臨時委員會成立了。但還是什麼消息也沒有。他當即給認識的蘇共烏克蘭中央主管工業的副書記辦公室打電話，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對方回答，發生了一場事故，一場嚴重的事故。作為記者，他說他開始坐不住了，“消息不斷湧來，人們需要真相。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報道真相”。

斯坦尼斯拉夫·普羅卡普丘克

4月27日，他想也沒多想，就給莫斯科的《勞動報》總編輯巴塔波夫打電話說要去切爾諾貝利採訪，“明天我就可以發稿子，你們很快就能登出來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斯塔尼斯拉夫很感慨，“巴塔波夫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個大好人。他在電話里說對我堅決地說，‘我是不會派你去的’。他那時候應該是已經知道了一些真相的”。儘管總編輯反對，但他還是去了。他說，“我根本沒想太多。那時候大家根本不知道核輻射是怎麼一回事，完全不清楚是否會對身體產生影響。我也顧不得總編輯的反對了，我只是覺得我應該去，因為我是記者”。

攝影記者什麼也沒拍出來

1986年4月27日下午，普里皮亞季市與切爾諾貝利市所有53000名居民已由蘇聯政府安排的1000輛大客車全部撤出了。4月28日，政府開始疏散距離核電站10公里半徑範圍內的其他居民。當天，斯坦尼斯拉夫與其他幾位記者乘車趕往切爾諾貝利。當時除了斯坦尼斯拉夫，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還有其他幾名文字記者、攝影記者、電視記者，以及廣播電台的播音員。斯塔尼斯拉夫和同行們坐車向事故區駛去，與此同時，更多的疏散車輛則以相反的方向載着人們逃離。“一路上就看到那些農民院子裡養的牛、羊，甚至狗，都在茫然地看着路上往來的車輛。被疏散的居民被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收拾出一個隨身小包帶着乘車離開。房子、田地，晾曬着衣服的院子，以及院子裡的牲口、寵物，它們並不知道已經被人放棄了，只是茫然地看着比往日繁忙了許多的公路“，斯坦尼斯拉夫說。

“接近切爾諾貝利的時候，開始覺得有些異樣了，嘴裡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金屬味道。到現在我也不明白是為什麼，但同車的人都感覺到了”，斯坦尼斯拉夫回憶起這一場景的時候用手指擦了擦嘴唇，大概就像他當年做的一樣。一到目的地，他馬上就開始採訪現場的蘇聯防化部隊士兵、從亞美尼亞調來開挖坑道的礦工、烏克蘭當地徵召的民兵，以及始終堅持在事故現場的核電站工作人員......斯坦尼斯拉夫說，“我是文字記者還好些，寫稿子就可以。但攝影記者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在核心區拍出來的照片後來衝出來都是一片空白，後來才知道是輻射的原因”。”關於核輻射，大家都沒有經驗，剛開始衝到第一線的人們連基本的防護措施都沒有，有些部隊甚至是以軍事演習的名義被調過來的。那些小伙子們還以為是要來撲滅一場普通的火災。那些年輕人啊，就像一顆顆的肉丸子......”

切爾諾貝利並沒有死去

斯塔尼斯拉夫說，從切爾諾貝利回來後，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皮膚開始脫皮，就像被曬傷了一樣，一層一層地脫落下來。後來又有些其他的疾病，都和輻射有着直接或間接關係，但他並不願多談。他說，比起那些犧牲的人，他已經很幸運了。據烏克蘭官方2006年的統計，有大約240萬的烏克蘭人（包括42.8萬名兒童）受到這次事故的輻射影響，導致出現身體和心理健康問題。人類的健康問題主要受放射性物質“碘-131”所影響。而鍶-90和銫-137對土壤造成污染更為持久，植物、昆蟲和蘑菇會從土壤中吸收銫-137，並將受污染的食物呈現在人類的餐桌上。所以，有些科學家擔心核輻射會對當地人造成幾個世紀的影響。

當年發生爆炸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核反應堆在事故發生後被建造的混凝土“石棺”封閉起來了。但斯坦尼斯拉夫表示，“石棺”或“墳墓”這樣的形容並不準確，切爾諾貝利的核幽靈並未死去，只是在沉睡。據官方估計，反應堆內還有大約95%的燃料（約180噸），這批燃料的總放射性高達約1800萬居里。儘管殘留在內的放射性物質已經硬化成陶瓷狀物質，但隨着“石棺”的風化老化，隨時存在釋出後輻射擴散的問題。2016年末，一座由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贊助建造的高105米，長150米，寬257米的新一代“石棺”，預計將於2018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石棺”將可以運行100年。一百年後，核輻射的幽靈會不會跳出來，或許到時人類會有更高的智慧去降伏它。

放在現在，結果恐怕很難預料

談到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啟示，斯坦尼斯拉夫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始緩緩地說，“儘管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無數人的生命還是被挽救了。如果有什麼啟示，那就是幸虧是在蘇聯時代，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指揮調動，能源源不斷地將人和資源輸送過來，不惜一切代價去挽救生命，不惜一切代價去撲滅災難。我想，如果放在現在，結果恐怕很難預料”。1986與1987兩年，蘇聯政府徵調了24萬人參加了切爾諾貝利事故現場搶險工作。至1986年12月，蘇聯政府在4號反應堆上建成了“石棺”，封閉住事故現場。總計有60萬蘇聯人獲得了切爾諾貝利事故搶險獎章與勳章。

1987年，因“在切爾諾貝利事故報道中所展現出來的勇氣和技巧”，斯塔尼斯拉夫·普羅卡普丘克獲得了蘇聯頒給記者的最高榮譽“金筆獎”。當時獲得這一榮譽的全蘇聯總共只有32人，但斯坦尼斯拉夫對獲獎的話題並沒有太多的興趣。他說，“當時只有塔斯社可以發官方消息。我雖然4月28號就到了現場，但發回的報道一直被壓到5月11日才見報。其實當時那樣的新聞管控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很多第一時間衝到現場的記者只是想儘快把真相告訴大家，但我們沒有做到”。1986至1987年間先後參與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報道的記者組建了一個“切爾諾貝利記者聯合會”的組織，有上百人的規模。但隨着年齡的增長，以及疾病等輻射後遺症的困擾，斯塔尼斯拉夫說，“當年的同行已經越來越少了，現在基輔市總共也不到10個人了”。

每年4月份，他都會想起1986年的那個4月。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時候，斯坦尼斯拉夫說他也在寫一篇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文章，準備4月26日見報。他還是那句話，“因為我是記者，我是從現場回來的記者”。

今年的這個4月，基輔桃紅柳綠，儘管少有人提起，但在斯坦尼斯拉夫和很多經歷過那場災難的人的心裡，那一年那一天的切爾諾貝利，一切從來不曾被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