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网友对话时，提到了文革期间我们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我又回想起了当年加入宣传队的一些事。现在把所能记起来的写出来，算是作个记录吧。

那是文革中后期的时候，我刚从初中“毕业”回到了生产队不久。我把毕业放在引号中乃是因为所谓的毕业，其实就是在学校待满了规定的年数而已，毕业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考核考试，不管学习成绩怎么样，人人都发一张毕业证书。我上的那初中是在我原来上的小学里附加出来的，我们当时就叫它为戴帽子中学（即在原来的小学上戴了个帽子的意思），学制两年，教师则都是原来的小学教师。教室倒是新的。大队在原来小学的边上盖了一栋简易平房，里面两个房间，分别作为初一和初二班的教室。（顺便提一下，我上的小学则是设在被政府没收的一个地主大院里。）实际上我在初一上了一学期后，就离校回生产队干活了。但回生产队后不到一年，我生了一场病。病后，我父亲就强迫我再回了学校。而我再回学校时，我原来的那个班已升到初二，而我跟我父亲提的回学校的条件就是要回到我原来的班上。因为我如再从初一上起，就要进原来比我低一级的班，这样一方面我跟那班上的学生不熟悉（尽管在同一学校，但那时隔班如隔山，不在同一班的一般不打交道），另一方面我就会被看成是留级生，这个当然我更不愿意。当然我提这个要求只是作为一个借口，想以此不回学校去。没想到最后通过我父亲和学校协商后，学校竟然同意让我回到我原来那个班。所以实际上我初中也就上了一年多时间。

言归正传。回生产队不久，公社要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由一位复员军人做队长，队员则分别从各大队招收（名额分到大队，由大队选送）。当时我大队的宣传干事是我们村上的人，向公社文艺宣传队选送队员的任务当然就由他负责。我们大队有四个名额，他选送的人中，有三个是我们村上的，其中包括我。另外两个，一个是上海回乡的女知青，她很会跳舞；一个是已在公社社办企业中干活的车工，他是村上一个队长的儿子（我们村很大，共分四个生产队；我和这上海知青在同一生产队，宣传干事和这车工则同在另一生产队）。还有一个则是邻村的，是所谓的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吹一口好笛子。我所以被这宣传干事选上，主要因为（我的猜测）是有次公社搞文艺汇演，我们大队没有节目，这宣传干事不好交代。他就在什么报纸杂志上找了个相声，硬拉着我排练了几个晚上，去汇演上演出了。这对他来讲，算是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进公社文艺宣传队，当时对大多数村民来讲，可是个好差使。所以这宣传干事就把我选上，作为对我以前帮他解围的报答（当然我跟他关系也一直很好，尽管他比我大好几岁）。其实我很不喜欢上台演出（不喜欢出头露面），但对这宣传干事的一番好意则不好推辞，另外在我知道这事时，也早已生米煮成了熟饭，生产队长已同意，大队也已把四个人的名字上报到了公社。

公社对宣传队的安排是，农忙季节，队员回到各生产队，农闲季节则集中在一起搞排练，然后到各个大队或村庄巡回演出。宣传队有时也参加区里、市里的一些活动。宣传队的基地是公社的一个繁殖场。繁殖场有两三个空置的棚子（屋架是毛竹，屋顶和墙都是芦苇帘加牛毛毡），稍加整理后，给我们当宿舍（有竹竿搭成的双层铺）和排练场地。我们一般是星期天可以回家，其它时间则要集中在这基地。很有讽刺性的是，繁殖场里有个养猪场（另外还有几种农作物的育种场），所以我们宣传队员被社员们讥笑为公社养着的一群猪。在社员们的眼里，宣传队的生活确是太舒适了。

宣传队共有大约20来个队员，男女数大致相等，可能女的稍多一点，外加队长和一个伙头军。宣传队里除了我们大队的另外三人外，其他人员我以前全不认识。女队员都是能歌善舞的，大概一半以上是回乡或插队知青，在学校里都参加过文艺演出。男队员则都会某种乐器，如二胡，笛子，唢呐，或会敲锣打鼓或会几下快板等。只有我和那个车工，什么都不会。而这车工则以前在社办企业当过采购员，实际上早已和队长通过气，他进宣传队，主要负责宣传队的“后勤”工作。不过宣传队里也总得有个把跑龙套的，所以我主要就在宣传队打打杂，当当“群众演员”，偶尔做做替补等，倒也没有闲着。

宣传队里，除了一个女队员比我大一岁以外，其他队员都比我大好几岁（那时人们的年龄都不是秘密）。那时我对男女之间的事还不怎么开窍，所以几乎毫无注意到队员之间的罗曼事。男队员们在宿舍里谈到谁对谁有什么意思之类的事，我基本都是一头雾水。我偶尔也会被他们开玩笑。有次那个比我大一岁的女队员给了我几颗糖（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晚上在宿舍里就被其他男队友开玩笑，说什么那女孩对我有意思了。我当然就说他们纯粹在瞎说八道。有个家伙说，和她不错的啊，她比你大一岁，正好是妻大一，黄金。。。什么来着？我们那里对夫妻年龄差异有个顺口溜，妻子大一岁，就叫妻大一，黄金堆屋脊（其它地方可能也有类似的顺口溜）。我看这家伙忘了怎么讲了，就脱口而出，说，妻大一，黄金堆屋脊。这样好了，他们乘机就讲，哈哈，你看你看，你已把她当妻子了，还骂我们瞎说八道呢。从那后好几天，我就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

在宣传队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和队员们的关系都不错，但跟女队员们关系则特别好。一是因为哪个女队员如有什么事（一般是体力活）需要找男队员帮忙时，一般都喜欢找我（我年龄虽比其他男队员小，但力气不比他们小）。这是因为我比她们年龄小好多，所以她们使唤我不觉得别扭，也不担心别人会有其它什么想法（后来才了解到这一点）。二是因为我还在“暗中”为她们办些“好事”。我们住在一起，伙食是公社免费提供的，专门有个伙头军为我们烧饭。开饭时我们全队分成四组，男的两组，女的两组。菜则分成四份，每组一份。饭则是每人分开的，把米分在有种陶瓷饭钵里，放蒸笼里蒸熟后，每人一钵。每天吃饭人数算得好好的，一钵不多一钵不少。蒸饭、烧菜当然都是有那伙头军负责。分菜则经常是我去帮忙分，因为在开饭前，他们常会让我去厨房看看饭有没有烧好。我去厨房看时，会顺便帮忙分菜（如菜刚烧好或快要烧好的时候），这样无意中得到了一个“资源分配”的特权。当然这个分菜的特权通常并没有什么用处，但偶尔会派到一点用处。比如在哪次伙食中有肉的时候。尽管那时期平时没有什么肉吃（村上一般人家如每月能吃到一次肉就算很不错了），但我们宣传队的伙食，则基本上每星期可以吃到一、两次肉，其它时候还可以吃到鱼、蛋等。这里我说的肉，则是指猪肉（鸡肉、牛肉、羊肉等，则更难吃到了）。吃肉吃得多了一点，女队员们开始嫌吃肥肉了。有一次吃肉时，我队里的那个女队员来厨房拿她们组的菜时，问我哪个盆子里的肉瘦肉多一点。我分菜时根本就没有注意，所以也就只好凭大概印象帮她挑了一盆。但从那以后，我在分肉时，就会特意在两份里瘦肉相对多放一些，然后告诉女队员哪两盆瘦肉多，有时甚至就直接把瘦肉多的拿给她们。当然不久后，这在队里就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了。男队员们自然也毫不在乎，当然免不了要取笑我一番。

后来公社为了一个水利工程所需的石头，成立了一个採石队，也是从各大队抽人，我就乘机离开了宣传队，进了那採石队（一年多的採石队生活，也让我回味无穷）。离开宣传队后，宣传队的其他队员大多没有再见过面，但时有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一年多后，那宣传队也就解散了。队员则大多得到了公社的安排，进了社办企业。那个比我大一岁的女队员，则被哪个部队招进了文工队，当时算是出路最好的（当然现在看来，则不知是祸还是福）。我们村上的那两位，则成了恋人，最后结了婚。好几年前回国时，听说有几个其他男队员加入了（或组成了）一个殡仪队，出现在各个葬礼中。

而那宣传队队长（有妻）则与一个被男队员公认为最美的女队员有了所谓的男女关系（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其他队员是否早有觉察）。此关系在宣传队解散后都没有中断。队长原在一骑兵部队当过通讯员，我最喜欢听他讲骑马的事。他复员时大概已是营级甚至是团级干部。据说是犯了什么错误被提前复员了。后来那队长进了市级机关，在权力斗争中得罪了一些人。最后他的政敌竟然拆看了他和那女队员的私人信件，拿到了他们之间所谓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证据，从而把他拉下了台，并以什么罪名判了他几年刑（这则已是在文革后的事）。在宣传队时，我和这队长关系倒也不错（不然在队里混不了两年），但我离开宣传队后就没有和他有联系（毕竟不是同一级别的）。而那採石队队长和他则是好朋友（这也是为什么我能进那採石队的原因）。后来我和这採石队队长倒成了朋友（尽管他比我大好多岁），至今还有联系。有次回国时，在这採石队长的安排下，和他们两人在饭店吃了次饭，是採石队长作的东。有关这宣传队队长的事，都是听这採石队队长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