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網友對話時，提到了文革期間我們公社的文藝宣傳隊（當時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讓我又回想起了當年加入宣傳隊的一些事。現在把所能記起來的寫出來，算是作個記錄吧。

那是文革中後期的時候，我剛從初中“畢業”回到了生產隊不久。我把畢業放在引號中乃是因為所謂的畢業，其實就是在學校待滿了規定的年數而已，畢業時根本就沒有什麼考核考試，不管學習成績怎麼樣，人人都發一張畢業證書。我上的那初中是在我原來上的小學裡附加出來的，我們當時就叫它為戴帽子中學（即在原來的小學上戴了個帽子的意思），學制兩年，教師則都是原來的小學教師。教室倒是新的。大隊在原來小學的邊上蓋了一棟簡易平房，裡面兩個房間，分別作為初一和初二班的教室。（順便提一下，我上的小學則是設在被政府沒收的一個地主大院裡。）實際上我在初一上了一學期後，就離校回生產隊幹活了。但回生產隊後不到一年，我生了一場病。病後，我父親就強迫我再回了學校。而我再回學校時，我原來的那個班已升到初二，而我跟我父親提的回學校的條件就是要回到我原來的班上。因為我如再從初一上起，就要進原來比我低一級的班，這樣一方面我跟那班上的學生不熟悉（儘管在同一學校，但那時隔班如隔山，不在同一班的一般不打交道），另一方面我就會被看成是留級生，這個當然我更不願意。當然我提這個要求只是作為一個藉口，想以此不回學校去。沒想到最後通過我父親和學校協商後，學校竟然同意讓我回到我原來那個班。所以實際上我初中也就上了一年多時間。

言歸正傳。回生產隊不久，公社要成立一個文藝宣傳隊，由一位復員軍人做隊長，隊員則分別從各大隊招收（名額分到大隊，由大隊選送）。當時我大隊的宣傳幹事是我們村上的人，向公社文藝宣傳隊選送隊員的任務當然就由他負責。我們大隊有四個名額，他選送的人中，有三個是我們村上的，其中包括我。另外兩個，一個是上海回鄉的女知青，她很會跳舞；一個是已在公社社辦企業中幹活的車工，他是村上一個隊長的兒子（我們村很大，共分四個生產隊；我和這上海知青在同一生產隊，宣傳幹事和這車工則同在另一生產隊）。還有一個則是鄰村的，是所謂的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吹一口好笛子。我所以被這宣傳幹事選上，主要因為（我的猜測）是有次公社搞文藝匯演，我們大隊沒有節目，這宣傳幹事不好交代。他就在什麼報紙雜誌上找了個相聲，硬拉着我排練了幾個晚上，去匯演上演出了。這對他來講，算是完成了一個政治任務。進公社文藝宣傳隊，當時對大多數村民來講，可是個好差使。所以這宣傳幹事就把我選上，作為對我以前幫他解圍的報答（當然我跟他關係也一直很好，儘管他比我大好幾歲）。其實我很不喜歡上台演出（不喜歡出頭露面），但對這宣傳幹事的一番好意則不好推辭，另外在我知道這事時，也早已生米煮成了熟飯，生產隊長已同意，大隊也已把四個人的名字上報到了公社。

公社對宣傳隊的安排是，農忙季節，隊員回到各生產隊，農閒季節則集中在一起搞排練，然後到各個大隊或村莊巡迴演出。宣傳隊有時也參加區里、市裡的一些活動。宣傳隊的基地是公社的一個繁殖場。繁殖場有兩三個空置的棚子（屋架是毛竹，屋頂和牆都是蘆葦簾加牛毛氈），稍加整理後，給我們當宿舍（有竹竿搭成的雙層鋪）和排練場地。我們一般是星期天可以回家，其它時間則要集中在這基地。很有諷刺性的是，繁殖場裡有個養豬場（另外還有幾種農作物的育種場），所以我們宣傳隊員被社員們譏笑為公社養着的一群豬。在社員們的眼裡，宣傳隊的生活確是太舒適了。

宣傳隊共有大約20來個隊員，男女數大致相等，可能女的稍多一點，外加隊長和一個伙頭軍。宣傳隊裡除了我們大隊的另外三人外，其他人員我以前全不認識。女隊員都是能歌善舞的，大概一半以上是回鄉或插隊知青，在學校里都參加過文藝演出。男隊員則都會某種樂器，如二胡，笛子，嗩吶，或會敲鑼打鼓或會幾下快板等。只有我和那個車工，什麼都不會。而這車工則以前在社辦企業當過採購員，實際上早已和隊長通過氣，他進宣傳隊，主要負責宣傳隊的“後勤”工作。不過宣傳隊裡也總得有個把跑龍套的，所以我主要就在宣傳隊打打雜，噹噹“群眾演員”，偶爾做做替補等，倒也沒有閒着。

宣傳隊裡，除了一個女隊員比我大一歲以外，其他隊員都比我大好幾歲（那時人們的年齡都不是秘密）。那時我對男女之間的事還不怎麼開竅，所以幾乎毫無注意到隊員之間的羅曼事。男隊員們在宿舍里談到誰對誰有什麼意思之類的事，我基本都是一頭霧水。我偶爾也會被他們開玩笑。有次那個比我大一歲的女隊員給了我幾顆糖（記不得是什麼原因了）。晚上在宿舍里就被其他男隊友開玩笑，說什麼那女孩對我有意思了。我當然就說他們純粹在瞎說八道。有個傢伙說，和她不錯的啊，她比你大一歲，正好是妻大一，黃金。。。什麼來着？我們那裡對夫妻年齡差異有個順口溜，妻子大一歲，就叫妻大一，黃金堆屋脊（其它地方可能也有類似的順口溜）。我看這傢伙忘了怎麼講了，就脫口而出，說，妻大一，黃金堆屋脊。這樣好了，他們乘機就講，哈哈，你看你看，你已把她當妻子了，還罵我們瞎說八道呢。從那後好幾天，我就成了他們取笑的對象。

在宣傳隊將近兩年的時間，我和隊員們的關係都不錯，但跟女隊員們關係則特別好。一是因為哪個女隊員如有什麼事（一般是體力活）需要找男隊員幫忙時，一般都喜歡找我（我年齡雖比其他男隊員小，但力氣不比他們小）。這是因為我比她們年齡小好多，所以她們使喚我不覺得彆扭，也不擔心別人會有其它什麼想法（後來才了解到這一點）。二是因為我還在“暗中”為她們辦些“好事”。我們住在一起，伙食是公社免費提供的，專門有個伙頭軍為我們燒飯。開飯時我們全隊分成四組，男的兩組，女的兩組。菜則分成四份，每組一份。飯則是每人分開的，把米分在有種陶瓷飯缽里，放蒸籠里蒸熟後，每人一缽。每天吃飯人數算得好好的，一缽不多一缽不少。蒸飯、燒菜當然都是有那伙頭軍負責。分菜則經常是我去幫忙分，因為在開飯前，他們常會讓我去廚房看看飯有沒有燒好。我去廚房看時，會順便幫忙分菜（如菜剛燒好或快要燒好的時候），這樣無意中得到了一個“資源分配”的特權。當然這個分菜的特權通常並沒有什麼用處，但偶爾會派到一點用處。比如在哪次伙食中有肉的時候。儘管那時期平時沒有什麼肉吃（村上一般人家如每月能吃到一次肉就算很不錯了），但我們宣傳隊的伙食，則基本上每星期可以吃到一、兩次肉，其它時候還可以吃到魚、蛋等。這裡我說的肉，則是指豬肉（雞肉、牛肉、羊肉等，則更難吃到了）。吃肉吃得多了一點，女隊員們開始嫌吃肥肉了。有一次吃肉時，我隊裡的那個女隊員來廚房拿她們組的菜時，問我哪個盆子裡的肉瘦肉多一點。我分菜時根本就沒有注意，所以也就只好憑大概印象幫她挑了一盆。但從那以後，我在分肉時，就會特意在兩份里瘦肉相對多放一些，然後告訴女隊員哪兩盆瘦肉多，有時甚至就直接把瘦肉多的拿給她們。當然不久後，這在隊裡就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了。男隊員們自然也毫不在乎，當然免不了要取笑我一番。

後來公社為了一個水利工程所需的石頭，成立了一個採石隊，也是從各大隊抽人，我就乘機離開了宣傳隊，進了那採石隊（一年多的採石隊生活，也讓我回味無窮）。離開宣傳隊後，宣傳隊的其他隊員大多沒有再見過面，但時有聽到有關他們的消息。一年多後，那宣傳隊也就解散了。隊員則大多得到了公社的安排，進了社辦企業。那個比我大一歲的女隊員，則被哪個部隊招進了文工隊，當時算是出路最好的（當然現在看來，則不知是禍還是福）。我們村上的那兩位，則成了戀人，最後結了婚。好幾年前回國時，聽說有幾個其他男隊員加入了（或組成了）一個殯儀隊，出現在各個葬禮中。

而那宣傳隊隊長（有妻）則與一個被男隊員公認為最美的女隊員有了所謂的男女關係（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不知道他們的關係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也不知道其他隊員是否早有覺察）。此關係在宣傳隊解散後都沒有中斷。隊長原在一騎兵部隊當過通訊員，我最喜歡聽他講騎馬的事。他復員時大概已是營級甚至是團級幹部。據說是犯了什麼錯誤被提前復員了。後來那隊長進了市級機關，在權力鬥爭中得罪了一些人。最後他的政敵竟然拆看了他和那女隊員的私人信件，拿到了他們之間所謂不正當男女關係的證據，從而把他拉下了台，並以什麼罪名判了他幾年刑（這則已是在文革後的事）。在宣傳隊時，我和這隊長關係倒也不錯（不然在隊裡混不了兩年），但我離開宣傳隊後就沒有和他有聯繫（畢竟不是同一級別的）。而那採石隊隊長和他則是好朋友（這也是為什麼我能進那採石隊的原因）。後來我和這採石隊隊長倒成了朋友（儘管他比我大好多歲），至今還有聯繫。有次回國時，在這採石隊長的安排下，和他們兩人在飯店吃了次飯，是採石隊長作的東。有關這宣傳隊隊長的事，都是聽這採石隊隊長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