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由誰來承擔歷史的罪錯？

 ——《我在文革漩渦中》自序

聶元梓

　　二〇〇五年一月，作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當事人，被人妖魔化為“亂世狂女”、“災星”而且到處傳說早已死亡的我，在香港出版了近四十萬字的《聶元梓回憶錄》，向世人坦誠披露了自己幾十年來大起大落、坎坷多難的一生。

　　這部書出版以後，產生了令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社會反響。它不但在香港的銷路很好，連國內的地攤上，也有了這本書的盜印本。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往事並不如煙。幾十年過去了，人們還是難以忘懷、還在繼續探究着這十年動亂是怎樣發生的？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對文革感興趣的研究者拿着這本書找到了我，還有許許多多早已相忘於江湖的舊友、甚至包括以前曾反對過我的人，也都相繼聯繫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過去的瘡疤被屢屢揭開，歷史的真相逐漸浮現，於是，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越來越清晰了。面對這麼多的反饋意見，加之初版書中的不少錯漏，使我萌生了重新修訂增補回憶錄的想法。我雖然拖着病體、年逾耄耋，但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干的一件最重要、也是最後的事情了。

　　有人說過，歷史永遠是勝利者和權力者寫就的。在中國，歷史的弔詭還在於，你越是想來剔除偽史，恢復信史，而掌權者越是諱莫如深，固執己見。就拿這場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來說，該由誰來承擔歷史的罪錯？是被人稱為“五個指頭”大拇指即發動者毛澤東的罪錯？是林彪、四人幫的罪錯？還是我們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領袖”的罪錯？以“何其好也”的那張大字報來說，它恰逢其時地出籠以及所產生的瘋魔般的效應，絕非簡單的“造反”二字所能涵蓋的。這裡面既有一個老黨員對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正常反應，也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在北大曆次運動中所造成積怨的癥結。誰又能知道，一個被全國上下視為“造反第一人”的人，僅僅兩年之後，就被江青說成是“聶元梓太驕傲，誰的話都不聽，叫她反右她反左”而被逐出中國的政治舞台了。

　　在我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決書上，清清楚楚地寫道：“本庭確認，被告人聶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陰謀活動。”十年文革，政治風雲瞬息萬變，人事滄桑白雲蒼狗，其後的八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監禁中度過的。如果有正常歷史思維的話，請問：文革初期，林彪、江青這兩個反

革命集團形成了嗎？如果沒有形成，當初我所追隨的又是什麼“集團”？判決書上為什麼非要把我與這後來的兩個集團緊緊地捆綁在一起？這裡，不妨談及一樁往事：文革初期，有人在北大歷史系貼出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被當時監督北大文革的李訥匯報給毛澤東了。毛澤東說：“什麼池淺王八多，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這句話李訥向我傳達了，在校內也公布了，按照當時的規格，應該敲鑼打鼓，披紅掛綠地宣布“最高指示”才對，但我冒天下之大不韙，把這句話給處理了。

　　判決書上還有一個歷史公案，上面寫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聶元梓秘密接到花園村‘中央文革’記者站，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密謀，派聶元梓去上海‘造反’。”審訊我時，我要求江青出庭作證或請法庭出示與江青勾結的證據，可他們拒絕江青出庭作證，既無旁證，又無佐證，可以說沒有一個能證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關資料。現在，我自己從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錄》上，找到了一條最有力的證據，證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而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當時作為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憶中詳述了這一事件：“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眾組織、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連在一起，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聯，把北京和上海連成一片。主席的設想，組織個班子去上海，最早他想李訥（肖力）要去，聶元梓去，阮銘也去，搞個比較大的班子。聶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負責籌備這個班子。李訥找過我，我介紹她見過聶元梓。江青說李訥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慮，因為她正在搞農村文革的指示。後來江青又傳達毛主席指示，李訥不去，阮銘也不去，班子不要這麼大，聶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紅衛兵組織，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眾組織，用北大群眾組織的名義去上海……我跟聶元梓說時再三叮囑這幾條，說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決定。”

　　還有一件與我們總設計師有關的話題。鄧小平曾說過，什麼時候看到我兒子，就想到了聶元梓。所以，這也決定了聶元梓一案不讓上訴，不讓證人出庭這些違背法律的政治判決。鄧朴方的跳樓致殘，與我有關嗎？且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的講述：“８月末的一天，是令我們銘心刻骨的一天。鄧楠回來告訴我們，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時跳樓以示最後的抗議。”1968年８月19日工、軍宣隊進入北大，從此北大的一切權力，特別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統統歸宣傳隊行使。此時的我，與鄧朴方的跳樓有什麼關係？更可笑的事，判決書認定：“1968年４月７日，在被告人聶元梓指使下，在校內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冤案，致使多人受傷，其中鄧朴方下身癱瘓，終身殘廢。”於是，硬把這件事情的發生時間提前了將近五個月。什麼叫“人治”，什麼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於此可略窺一斑。現在的鄧朴方先生，已經廁身政協副主席這樣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了，他心裡應該最清楚，到底是誰逼迫他跳了樓？這裡面除了那個瘋狂的時代和不正常的體制之外，還應該包括他的父親、即身為黨的總書記參與制定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鄧小平本人。

　　造反、奪權，是有；抵製造反、制止武鬥，也有。沒想到文革結束後，原指望能洗清加在我身上的誣陷不實之詞，反倒變調升級了。幾十年過去了，作為一個曾經的勞改假釋犯，北京大學卻不能依照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對我進行安置。現在我還是一個社會流散人員，戶口暫存在北京月壇派出所，吃着民政局的救濟飯，借住在民政局的救濟房。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日子裡，連當年國民黨的官兵戰員，都發給了紀念章，可我這一九三七年七月在炮火中參加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幹部，卻偏偏被遺忘了。真可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來形容了。想想我這一生，“步步緊跟”，卻跟出個如此淒涼結局。此情此景，夫復何言？

　　十年文革等同於十年動亂，十年夢魘。可是發動者還是萬眾景仰的“英明領袖”；黨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的黨；領導寫作“五·一六”通知，舉手贊同發動文革永不翻案的領導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還要用文革方式加害別人；有的造反派頭頭如季羨林，竟還成了聲名顯赫的“國學大師”、“道德楷模”。一個國家與一個黨的罪錯，就這樣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審判方式，輕而易舉地算在幾個人和紅衛兵群眾的身上了。難道這就是官方刻意營造的一種歷史記憶？這樣的歷史距離客觀公正又有多遠？現在不是天天說要尊重歷史、還原歷史嗎？我認為，歷史本身、尤其是億萬民眾所親歷過的文革史，不應該是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更不能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我在文革的漩渦中經歷了太多太多，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2008年4月

    聶元梓：《我在文革漩渦中》，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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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開始時我是個不到13歲的小學六年級學生。當時發生在身邊的事情仍記憶猶新；不過“文革”的種種內幕當然是一點也不知道的。現在讀聶元梓本人為她的書寫的序，還真又知道了些事情。

  聶元梓不過是毛澤東的炮灰而已。她有幸仍活着，能寫些史料留給我們後人看。我想最有興趣讀的還是我們這些經歷過“文革”的人。

  現在不斷有人提“文革”又要回來了。我不這麼認為；因為沒有“神”一樣的獨裁者，也沒有狂熱到極點，並愚不可及的民眾。習近平也並非要搞“文革”。他沒呼風喚雨的能力，更不想打爛他層層龐大的官僚機器。他是想成為毛那樣的至高無上的獨裁者。這點他恐怕也做不到；因為他在中共官僚階層中太缺乏威望。他和他的同黨們造勢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