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理念系統的特殊功能——心理補償功能

歷史上，尤其在文明社會的早期，或者由於自然環境方面的原因，或者由於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這裡指遭到外族的壓迫），更或者由於自身社會內部由於行政和市場這兩大社會組織工具的不完善，人們對有關的定律和法則還沒有較充分的認識所導致的社會混亂，常會使整個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或社會中的某一階層的人遇到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且這種困難的強度，甚至已經逼近或超過了人們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的底線。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會產生強烈的心理補償訴求；而在這同時，社會上也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理論體系，來對所遇到的問題、所無法克服的困難進行全新的解釋，以調適人們的心理來戰勝困難。這時，遇到極大生存困難的人們就會一方面拋棄掉自己原來所具有的舊觀念，一方面又從這眾多的新理論中選出一種最能滿足其當下心理補償訴求的學說，並進而信仰它，以便用新獲得的心理需求上的滿足來補償自己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上的嚴重不足（參見第二章第四節）。（例如，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告誡人們，“輕視自己的人，在上帝那裡就受到尊重。不順從自己的人，便順從了上帝。你應當把自己看得很微小，這樣，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因為你愈是為人間所蔑視，你就愈得到上帝的珍視”。）

我們把理念系統對整個社會或對社會中的某一部分遭遇嚴重困難的人群所能起到的這種心理補救作用稱為理念系統的心理補償功能。注意，在這裡，理念系統的心理補償功能和理念系統的預測指導功能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前者側重於指導人們從內在心理方面進行調整，以適應當前這個不好的社會生存環境，而後者則側重於對當下的社會組織工具提出改善的方案以消除災難。補償又可分為單純的補償和為配合新的改進措施的補償。例如，假設有一個自古就食素的民族突然遭遇了自然災害，以致顆粒無收。消極補償的理論就會說，“災害是上帝對我們的磨鍊，這是我們進入天堂必須經過的考驗。”而配合某種新的措施（捕獵打魚）的補償理論則會說，“動物吃的是草，我們吃動物也就是間接吃草，並沒有違背‘吃素’的倫理”，當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有這樣一種情況，就是一種理論同時起到內在的心理補償作用和外在的指導校正作用，例如馬克思主義就是如此。（馬克思說資本家的財產是剝削來的，這就補償了人們在沒收資本家財產時產生的內疚心理；馬克思又指導人們用公有制來代替私有制，以便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在人類歷史上，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無論是在險惡的自然環境下還是在險惡的內外社會環境下，這種理念系統的心理補償功能都屢見不鮮。例如，從自然環境方面的原因來看，生活於炎熱氣候條件下的印度文明就產生出了較強的宗教信仰來調適自己的心理（宗教即是一種理論體系），而生活在更加嚴酷的沙漠環境中的阿拉伯民族及生活在極其嚴酷的高海拔地區的藏族人民，便產生出了更強的宗教信仰，以滿足他們更強的心理補償訴求。我們再從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來看，在西方的古羅馬時期，當生活在底層的部分民眾產生了生存危機時，能較好地滿足其心理補償訴求的基督教便開始在這部分人群中廣泛流行起來。更顯著的例子,還有受苦受難的希伯來民族對猶太教的堅定信仰。而在我們中華文明的歷史上，這種心理補償現象也經常出現。每到一個王朝的末期，或者說在廣大的底層農民實在生活不下去而被迫大起義的前夕，往往就會有一種民間宗教廣泛流行開來，以滿足人們普遍的心理補償訴求,以減輕人們因造反犯上所產生的內疚不安心理。如東漢末年張角黃巾軍的“太平道”、張魯的“五斗米道”，北宋方臘及南宋末的“摩尼教”、清朝末年的“白蓮教”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會”，等等。再比如，當19世紀強大的西方各國瘋狂對外進行侵略擴張時，處於絕對弱勢的美洲土著及亞非人民，在反抗時也往往要求助於某種宗教迷信的心理補償功能，以幫助自己克服對西方列強過於強大的武器產生的恐懼心理。例如19世紀末期北美洲西部的幽靈之舞宗教、1898年開始的中國的義和團運動、1907年在德屬東非爆發的馬吉宗教起義等等。（當然，在信奉任何一種新宗教、新理論的人們之中，有極小的一部分人並不是出於滿足心理補償的動機。例如，有的人純粹就是被新宗教、新理論的嚴密邏輯推理所征服；另有一些人則是為了通過信奉新宗教、新理論而實現其在其它方面，例如政治方面的抱負。前者如印度早期加入佛教的富貴之家，後者如中國歷代加入農民起義的部分地主官僚士大夫們。但這些人只是極少數。）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個近代世界歷史上最顯著的例子。當19世紀西方市場交換系統極速發展，出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大工業）時，由於人們對這個新生事物還缺乏必要的了解，以致對其所帶來的副作用措手不及，對廣大工人無產者的極端貧苦處境無法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能對廣大工人群眾產生巨大的心理補償作用的馬克思共產主義以及基督教的福音運動等便廣泛流行開來，承擔起了對當時整個下層社會的心理補償功能。當然，由於人類歷史的長期發展，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不同人群起心理補償作用的種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其自身的科學性也不斷提高。當然更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對於1840年之後的受盡內外苦難的中華民族來說，共產主義更是起到了其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心理補償作用(及外在指導作用)，並導致中華文明底層的廣大貧苦農民的毅然奮起，最終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後需要指出的兩點是，一方面,能滿足人們強烈的心理補償訴求的方式不只一種。例如，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從滿足人們反抗的心理訴求方面起作用（人們之所以受苦受難是因為地主、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所以要消滅地主、資本家），而佛教則主要是從滿足人們逃避的心理訴求方面起作用（人們之所以受苦受難是因為有欲望，所以必須消除自己的欲望），等等。另一方面，凡在歷史上起到了強大的心理補償作用的理論體系，其之所以能具有這種補償或補救功能，原因主要不在於該理論體系本身是否科學，是否具有最大限度的真理性，而僅在於該理論所得出的最終結論，所提出的最終解決辦法，是否恰恰能滿足當時困境中的人們的心理補償訴求。也就是說，不管一個理論自身是不是科學，只要它能滿足社會上人們的心理補償訴求，它就會逐漸流行開來，並最終占到上風。當然，從這裡我們可以直接得到的推論就是，無論科學已經多麼發展了，只要在社會上還存在着諸多不完善、不盡人意的地方，只要人們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心理補償需求，那麼，能滿足各種心理補償需求的各種理論體系就會存在，無論其本身是多麼的不科學或者荒謬。

只有當人們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逐漸得到了滿足，從而心理補償訴求大大下降之時，那些曾滿足過人們巨大心理補償訴求的各種理論體系本身也就會逐漸退出歷史舞台（或仍留在舞台上，僅起一種象徵性的作用），或最終融入風俗系統，甚或融入行政系統、市場系統，從而發揮其另一種社會功能。例如，當代西方的基督教融入了倫理風俗系統，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融入了行政系統。但也有另外一種特殊情況，由於某種特殊的歷史機緣，原來主要起補償作用的理念系統，逐漸轉化成了一種主要起指導作用的理念系統，並且兼具了某種實際的社會組織功能。如古代印度的婆羅門教（印度教），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公元8世紀之後的伊斯蘭教，以及當代的紅色高棉式的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