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風俗習慣——文明社會的穩定與傳承

在本書的開篇，我們在給“文明社會”下定義時，曾說過一個社會只要具備了行政、市場及理念這三大系統之一，我們就說該社會進入了文明社會。我們當時之所以只強調這三大社會工具系統，是為了突出文明社會的特點，從而使其與原始社會區別開來。實際上，在任何一個文明社會中，除了這三大社會工具系統之外，還存在着第四個社會工具系統，這就是由風俗習慣所構成的社會的傳承穩定系統。本章我們就來對這個風俗工具系統展開分析。首先需要說明，在這裡，我們所說的文明社會的風俗，是指當一個人從誕生之日起，到他長大成人具有了“行為責任能力”之前，或形象些說，當一個人還沒有正式成為某一個行政系統所管轄的公民之前，在他還沒有完全獨立地加入某個市場交換系統之前，在他的理智還沒有成熟到可以理解任何一個稍微複雜的理論體系之前，他所主要依靠父母的勸導、規訓而形成的，按照某些傳統準則來行動的習慣。可以想見，由於這些風俗習慣、這些傳統準則是在一個人的兒童及青少年時期形成的，因此它對一個人的一生有着十分重大的影響。

第一節   風俗的產生

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社會中的風俗系統，我們首先必須了解一下原始社會的風俗系統。並且弄明白，原始社會中的風俗習慣與文明社會中的風俗習慣有哪些不同。在進一步比較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和文明社會的風俗習慣之間有什麼本質區別之前，讓我們先簡單討論一下在原始社會中風俗習慣的產生過程。

我們先假想這樣一個例子。假設在某個原始社會中，人們的工作習慣是這樣的，大家白天出去打獵，而晚上回來吃完飯後，再一起準備第二天打獵所需要的材料及消耗品，一直到很晚很晚才能睡覺。這個習慣已經維持了很久很久了。這時碰巧有一天，有某個獵人早上起來後很不舒服，無法和別人一起去打獵了，於是他留在家裡休息。但到了下午，這個病休在家的獵人感覺好多了，可以做一些事了。由於再出發去打獵已不可能，於是他就開始提前準備第二天打獵所需的材料和消耗品。等晚上其他獵人回來時，他已經把第二天所需的東西準備好了，於是大家都可以早點入睡了。這個偶然的“事件”使大家認識到，採取一個新的分工模式也許更好一些，即：白天留一個人在家準備第二天所需用的材料。這樣其他人就有了更多的打獵時間（晚回來一點）或更多的休息時間（早睡一點）。於是，一種新的分工協作方式就此產生了，並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習慣。

我們再來看一下風俗習慣產生的另一個途徑。假設在某個原始社會中某個婦女懷孕了，在生孩子時卻不幸因某種原因難產而死，而她在難產的那個早晨她十分偶然地吃了許多土豆，由於人們並不明白造成難產的真正原因，於是，他們就會想當然地得出教訓，“婦女臨產時不得吃土豆”，並進一步把這立為規則，成為今後必須遵守的風俗。由此我們知道，在原始社會中，一般來說，風俗習慣的產生，工作習慣的產生，主要依靠的是歷代前人的偶然經驗、教訓的不斷積累，而不是明晰可辨的邏輯分析推理。而歷代前人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並從這些所遇的事情中歸納總結出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則往往帶有極大的偶然性、不確定性。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說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的產生帶有極大的偶然性，並由此造成了不同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之間存在巨大差異。進一步說，也正是由於原始社會中每條單獨的重要風俗規則都是針對某個具體事件各自獨立偶然產生的，因此，各個單獨的風俗規則之間難免會出現（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彼此矛盾的現象。

另外，由於原始社會中的人們對風俗規則的絕對服從性，除了造成風俗規則不可更改的特性之外，還造成了風俗規則有不斷增多、不斷繁複的趨向。仍拿上面難產死亡來做例子，假設在那個產前不得吃土豆的原始社會中，又過了若干年後，又有一個婦女不幸因某種原因難產而死，而她在死前十分偶然地吃了許多白菜，於是人們又定下臨產前不得吃白菜的風俗。請注意，這時，過去那個不能吃土豆的風俗會依然保留，只是又加上了白菜也不能吃的新限制。可想而知，如此發展下去，就會造成產婦的忌口越來越多了。總之，就是在原始人遵守了舊風俗規則，但卻又遇到了災禍的情況下，他們一般不會（不敢）去輕易改變舊的規則（因為這舊的規則在久遠的過去曾給他們帶來過好處），而通常是在原有舊規則的基礎之上再加上一個或若幹個新的規則來做為對付這種新災禍的辦法。這樣，舊的風俗規則不去，新的風俗規則不斷增加，整個風俗習慣的規則就越來越多、越來越繁複了。實際上，不僅原始社會，即使是文明社會的早期，當風俗系統在整個社會中還占有着重要地位時，就是那些由三大社會工具系統規則系列引申出來的風俗，也存在着逐漸增多的傾向。例如，中國古代的禮儀風俗（主要由行政等級規則引申出來），從周公建立時開始，到司馬遷寫史記時止，已經繁冗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了。[注①]

當然，在這些大量的、出於純粹偶然的原因不斷增多的新舊風俗規則中，有些規則是有利於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或者說是有利於文明社會三大社會工具系統的產生的；而有些是不利於社會發展、不利於三大社會工具系統的產生的。當然更有大量的中性風俗，它們對社會的發展或三大社會系統的產生沒有直接的、重大的影響。這裡順便提一下，有許多的西方學者根據近代所發現的許多留存的初民社會、原始社會中大量存在的和我們當今的文明社會三大社會工具系統的規則相悖的風俗習慣，去推斷當今文明社會的祖先們也是如此的[注②]。實際上，我猜測，更有可能的是，當今各文明社會的祖先們的風俗習慣與殘留至今的那些原始初民社會的風俗習慣有着極大的不同。在當今文明社會祖先的原始風俗中，由於偶然的原因，並沒有大量與三大文明社會工具的規則系列相矛盾的風俗習慣，所以三大工具系統才能在他們的社會中萌芽、產生，他們的後代才逐漸發展起來，以至最終成功地踏入了文明社會；而那些殘留至今的初民社會，正由於他們的風俗習慣中有大量的與三大規則系列相矛盾的東西，導致三大工具無法順利產生，所以他們才長期停滯，一直存留至今。

總之，我的觀點是，假如在一個原始社會中，偶然產生的有利於三大社會工具發展的規則較多，不利於三大社會工具發展的規則較少，那麼這個原始社會就會緩慢地發展起來，並最終轉化為文明社會。相反，如果碰巧偶然產生的不利於三大社會工具發展的風俗較多，有利於三大社會工具發展的風俗較少，那麼這個原始社會就會長期停滯，很難發展起來（這裡我們暫不考慮不同原始社會之間的相互交往問題）。例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29頁）一書中講述到的多布社會的風俗習慣是無法無天而又陰險奸詐，人們彼此之間互相惡意傾軋，並視之為美德，那麼顯然，在這樣的原始社會中是很難成長出文明社會的三大工具的。在中國的古代也有類似的例子。如《左傳·文公十八年》所載的四個“不才子”部族（渾敦、劣奇、檮杌、饕餮），就因為具有“凶德”而被堯流放到邊疆，後來湮滅無聞。雖然史料中未見他們最終沒落的具體原因，但我們可以猜想到，他們的風俗肯定是和已經萌生的文明社會的諸種規則水火不相容的。而且，進一步地，即使在一個文明社會中，即使強大的行政系統出於某種目的而試圖建立起某個新的風俗、或試圖挽救某個舊風俗，但如果它們和三大社會系統的規則系列相矛盾、相衝突的話，這種風俗也建立不起來（或挽救不了），即使勉強建立起來，也持續不了。例如周公制禮，其中的婚姻禮儀和喪葬禮儀，由於和行政系統的規則不矛盾，因此都流傳下來了，至今仍能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看到它的影響。與之相反，周公試圖推行的“鄉飲酒禮”和“鄉射禮”，卻由於在這兩種禮儀中或者要求行政領導去遵從長者，或者要求勝者相讓敗者，從而違背了行政規則和市場規則，因而這兩種禮儀最終沒能建立起來，很快就流失了[注③]。再比如中國傳統倫理風俗中的五倫，其中的君君臣臣是直接符合行政等級規則的，父父子子和夫妻之倫也是間接符合行政等級規則的，而另兩倫則並不符合行政等級制，正因為如此，在長期的發展演化中，隨着行政系統的逐漸強大，五倫就逐漸演化為三倫：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且在相衝突的情況下，“孝”要讓位給“忠”。到了“文革”時期，行政系統空前強大，三倫最終就只剩一倫了（忠於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