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養雞的陳立夫（上）

  六十歲以上的大陸中國人對國民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說法曾耳熟能詳。這四大家族是指控制南京國民政府、中華民國四大銀行、中華民國中央企業、國民革命軍的四個家族，即蔣中正家族、宋嘉澍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陳其美家族。曾有“蔣家天下陳家黨，宋家姐妹孔家財”的說法。中國國民黨四大家族一說最早是由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陳伯達著有《中國四大家族》一書。

  四大家族中的“陳”是陳立夫、陳果夫兄弟；他倆是陳其美的侄子。他們主持國民黨的黨務和特務情報，是CC派的頭。 不過陳立夫曾半開玩笑說：“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本家把我列入四大家族(陳伯達在書中這麼說)。如果我那麼有錢，還用得着到紐澤西養雞嗎？”

  1951年，為了放手讓蔣經國整頓台灣吏治，老蔣趕走了一批元老重臣。陳立夫找孔祥熙借了錢，在紐澤西州辦了一個養雞場（下面還有較詳細的介紹）。夫妻倆自己動手，餵食、撿蛋、清理雞糞。還學會了給雞餵藥、打針。陳立夫在家中自製皮蛋、鹹蛋、豆腐乳、粽子，親自為唐人街的中餐館供貨。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場火災幾乎燒光了他全部的勞動成果。陳立夫毫不氣餒，重頭再來。他一面養雞，一面研究傳統道德，著書立說，四處宣傳中醫中藥，直到1969年才再度回到台灣。

  陳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浙江省吳興人。父陳其業，字勤士，兄陳祖燾，字果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陳立夫是20世紀中國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國國民黨政治家，大半生縱橫政海，曾歷任蔣介石機要秘書、國民黨秘書長、教育部長、立法院副院長等各項要職。尤其作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長，在戰亂期間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著的貢獻。陳立夫還成立了“中統（C.C系）”。

  中統的全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統計調查處，中央黨部調查委員會，國民政府統計調查局。因其始終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所掌控，故稱其為中統。中統局負責除軍、憲、警等軍事部門外的情報安全工作。中統局的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此外對於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類似現在美國的FBI）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中統的勢力非常大，因為實際上國民黨的各級基層黨組織，都是中統的延伸。許多基層黨部的負責人，本身就是中統的基層負責人。

  陳立夫在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移居美國，潛心研究中華文化，推動中醫藥的發展和國際認可。1969年，陳立夫回台定居。晚年竭力推動海峽兩岸的交流。提出“中國文化統一論”，使他在兩岸關係中占據了一個頗為特殊的位置。2001年2月8日他逝世於台灣台中，年101歲。

  蔣、陳兩家的淵源始於陳其美與蔣介石的關係。蔣介石年輕時在日本留學認識了比他大9歲的陳其美，兩人結拜為兄弟。1916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當時沒人敢去處理，只有蔣介石來為他收屍，在祭詞裡自稱“盟弟”，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匪淺。陳家的下一輩也習慣稱蔣介石為“蔣三叔”（當年陳其美與蔣介石、黃郛結拜，陳其美為老大，黃郛為老二，蔣介石為老三）。

  1917年，陳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後又赴美留學。就在他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採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陳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說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係，還是去了廣州。陳立夫從此踏入政壇。1925年，留美回國的陳立夫任蔣介石機要秘書 。1929年，29歲的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陳立夫知道蔣介石的脾氣，他在蔣公館工作時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這個職務前，他就對蔣先生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干。”在他為蔣介石服務的25年裡，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獲得美國碩士學位的陳立夫，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可謂是奇貨可居，從知識結構與對學術的修養來說，陳立夫無疑在當時的中國政界也是鳳毛麟角。也可能是這種特殊的才能，抗戰爆發後，陳立夫被蔣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長。對於這段經歷，陳立夫頗感自豪，在他的回憶中，他這樣評價自己的功過：

  我獻身黨國數十年，於黨政工作，多所參與，成敗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戰時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雖然未必能達到理想，總算對於國家，竭盡綿薄。我總覺得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義積極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業的興辦，乃是最有收穫的“長途”的投資。

  抗戰時期，正是中國社會步入最艱難的時期，而陳立夫確實竭盡所能，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時間，陳立夫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

  首先，適應抗戰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於戰時教育的制度與綱領。抗戰爆發後，為躲避戰火的災難，內地的高校紛紛內遷。但由於戰爭炮火的洗劫，內遷的高校幾乎都受到了重創。據不完全統計：戰前的108所高校，內遷的有94所。校舍圖書、儀器損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無法重開。另外，受抗戰的影響，教師、學生皆義憤填膺，反對上課，要求投筆從戎、血灑疆場。陳立夫走馬上任後，認為學生仍然應以讀書為職責，掌握知識，學就本領後再談救國與抗戰。於是，他親自擬定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針綱要》，包括“九大方針”和“十七項實施要點”。其中心是“為在德智體各方面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巨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觀之，讀書實為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為國家衰亡之危機”。這樣，不僅將學生的抗日熱情作了肯定，而且還為戰時的教育指明了一個方向，從而使混亂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穩定與規範。

  其次，勵精圖治，興辦中國的大學。中國的大學由於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響，實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學內容，缺少中國自己的有關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的教學內容。陳立夫將這種大學的反常現象斥之為“外國租界”。陳立夫下決心改變這一現象，他修改了大學的科目表，確定了大學裡要必修中國人須備的知識。比如中國歷史科目中的中國法治史、中國政治史等等。還改革了過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學回國得學位者的制度，為那些本國大學畢業任教多年有成績、有著作，甚至所教學科與國外研究無關的教員提供了晉升之路。

  第三，對教育制度進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有招生制度、考試制度、訓育制度和貸金制度。以前，招生機構多方自招，陳立夫改變了這種雜亂無章的招生制度，使其為一家牽頭，統一招生；在考試上，陳立夫也下決心在後方的十九個省市分區舉行大學統一考試的辦法，使中國大學的入學考試與畢業考試有了統一的標準；訓育教育則是陳立夫在大學裡的創造，他將蔣介石訓練國民黨的辦法放在了大學之中，將“三民主義”等內容作為學生必修的教學內容；貸金制度主要用以對青年的救濟和訓練，陳立夫用這個辦法來資助那些來自戰區的沒有經濟來源的學生。據統計，戰時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全部靠貸金或公費完成學業的，大約有l2萬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楊振寧這些後來的知名學者，順利地念完西南聯大，皆得益於貸金制度，這項制度，為中國培養出大批的優秀高級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對於貸金制度的改革，陳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憶錄中，他津津樂道地寫道：

  據民國七十七年去美國參加第五屆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的劉廣定教授說：“我這次赴會，過數位六七十歲之大陸學者坦言：抗戰期中，得以公費就讀國立大學，實為陳先生之恩澤，特予稟告。”我認為我人在台灣，而在大陸上的學者，還懷念着我，這貸金制所產生的久遠影響，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進國民教育運動。國民教育以前皆為地方政府主辦，這種制度，使得小學不普及，學齡前的兒童就學率極低。為了改變這種狀況，1940年，在陳立夫的努力下，國民政府頒布了《國民教育實施綱要》，將國民教育的近期目標具體化。章程規定，國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進，第一期自1940年8月起至1942年7月止，目標為：各鎮(鄉)均應成立中心小學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國民學校一所。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的65%以上，入學民眾總數要達到失學民眾總數的30%以上。第二期自1942年8月起至1944年7月止，目標為：保國民學校應逐漸增加，或原有的保國民學校增加班級。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的80%以上，入學民眾達到失學民眾總數的50%以上。第三期自1944年8月起至1950年7月止，目標為：保國民學校數繼續增加，以期達到每保一校。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的90%以上，入學民眾達到失學民眾總數的60%以上。

  周恩來曾說過：在敵人之中，陳立夫這個人是值得重視的。1945年10月，國共兩黨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與陳立夫終於有了一次正面交鋒的機會，兩人唇槍舌劍，為了自己的理想與主義，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國共兩黨代表在重慶經過多天的談判，終於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但此協定為國共兩方軍隊的相互衝突被破壞。經過商議，1946年1月5日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1月10日，又由張群、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由雙方所屬部隊發布停戰令，並規定於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時停火。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對於召開政協會議，陳果夫、陳立夫一直有牴觸情緒，甚至堅決反對。陳立夫多次提醒蔣介石別上了共產黨的當。

  在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上，陳立夫與中共代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由於停戰協定簽署的好消息已經傳開，參加會議的38名代表和列席會議的中外記者，個個喜形於色，興高采烈。而致開幕詞的蔣介石也發表了諸如確保人民自由權利、釋放政治犯等等。開幕式過後，政協會議便開始討論各項議案。

  列入會議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組、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大議案。

  五大議案一展開討論，立刻引起了激烈爭論，特別是國共兩黨的立場不同，分歧就更加明顯，尤其對一些重大原則問題，各方代表爭論相當激烈。爭論的焦點，實際上仍是能不能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及如何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

  陳立夫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剛一組織發言，陳立夫首先站了起來道：“我極力主張首先軍隊國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陳立夫剛說完，還未落座，張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來對陳立夫說：“現在的政府還是一黨專制的政府，把軍隊交給政府，實際是交給了國民黨，人民的軍隊就等於變成國民黨的軍隊。故此，中共方面堅持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條件，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應同時進行，沒有先後。”

  會議最終達成了折中的協議，確定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原則以及以政治軍，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的辦法。

  關於國民大會的問題，圍繞十年前國民黨包辦選出的舊代表是否有效問題，一黨專政還是多黨專政問題，關於憲章問題等展開辯論。陳立夫說：“拿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必須實行一黨專政，如果多黨專政，勢必造成國家混亂，政權無核心無權威性。”陳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說：“我認為，舊代表仍然有效，不應有爭議。”

  周恩來道：“陳先生，請不要言辭過激，舊代表是國民黨一黨創辦的，是在國民黨控制之下選舉的，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陳立夫道：“有人批評國大選舉法有指定代表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見。其實，中國要進入民主，還要相當的時間，請各位代表要正確看待。”

  陳立夫剛說完，中共代表鄧穎超馬上反駁：“中國民主化進程固然要一定時間，但即使是現在的中國，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陳立夫繼續辯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視這個問題，中國的國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願意選，須三顧茅廬去請，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這時，中共方面代表陸定一也站起來反駁陳立夫：“陳先生認為，中國人民有不願意參加競選的習慣，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實，但數量極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說，當時青年黨是放棄競選的，中共更是被迫無法參加競選。如果中共有好環境，會不參加競選嗎？要說國情，國情主要的是在這裡，許多政黨都願競選，滿足這一要求很重要。”

  關於實施政治制度問題，爭論仍然十分激烈。陳立夫首先發言稱：“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效仿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制的理論來批評一黨制，那是什麼也不能解決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認識一黨制的實際情況。”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由於陳立夫與蔣介石的另一心腹、台灣省主席陳誠不睦，為防止內鬥，敗退台灣之後的蔣介石決定清除陳立夫這塊絆腳石。陳立夫察言觀色，明白蔣的用意，一次在跟蔣介石談話時主動表示：“總裁，大陸失敗，黨、政、軍三方面都應該有人出面承擔責任。黨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我覺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參加此次黨的改造。”蔣介石聽後，默不作聲。陳立夫知道大勢已去。不久，陳立夫得到了蔣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時內離開台灣。1950年8月4日，陳立夫帶着全家倉促離台。

  離台後，陳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後遷往美國，最終定居在新澤西州湖林城（似乎是Lakewood）。此時的陳立夫，剛年滿50歲。雖被稱為“四大家族”之一，論資產陳家實際上根本不夠格稱作“大家族”，因此，謀生很快成為陳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題，於是陳立夫決定辦個養雞場。當時，在美國定居的江蘇醫學院前院長胡安定準備投資辦個養雞場，需要合伙人，找到了陳立夫。陳立夫與胡安定考察了60個養雞場，挑一個便宜的買下來，成交價為4.7萬美元，可先付2萬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陳、胡二人翻箱倒篋，傾盡所有，只湊足8000美元，四下里告貸，經朋友援手，總算把雞場盤了下來。

  陳立夫的這個養雞場，上上下下只有陳立夫和夫人孫祿卿兩人。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餵飼料、孵雞、撿蛋、大小分類、洗蛋、秤蛋、包裝和運送外，還得請專家打針。這段生活雖然清苦，但一家人卻也其樂融融。陳立夫的小兒子陳澤寵曾經回憶，陳家當時只有一間房子，雞兒就那麼在屋子裡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家人只好在雞群裡面跑來跑去。

  那時候很多人去看陳立夫，有人看到陳立夫打着領帶在雞場工作的照片，懷疑他養雞隻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這個問題問過陳澤寵，陳說：“你太不了解我父親了，他非常尊重中國傳統禮儀。他覺得見客人不穿正裝很不禮貌，所以平時他就打個領帶，再帶上圍兜，如果有客人來，他趕緊摘掉圍兜，不然還要進去換衣服。在他的想法裡，衣服不見得要華麗，但一定要整潔。”

  陳家養雞場最興隆時養了6500多隻雞。陳立夫的兒女曾問他：“你為什麼要養雞？這又不是你的專業。”陳立夫無奈地說：“雞不會像人那麼複雜，雞比人聽話，雞比人好管。”為節省開支，陳立夫的養雞場全部採用人工飼養，勞力支出很大，陳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來，養雞場利潤可觀。

  可好景不長，隨着橫貫美國東西的高速公路通車，西部地區大量廉價雞蛋源源而來，蛋價暴跌，直接威脅到了陳家養雞場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陳家養雞場附近的森林失火，陳家養雞場被燒了個一乾二淨。好在陳的長子、次子均在美國獲得了博士學位，還找到了不錯的工作，陳立夫夫婦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些接濟。

  雞場被焚後，陳立夫又把目光投向養禽業的“下游產業”———禽蛋加工。陳立夫家中有一個做皮蛋的秘方，陳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國的華僑之中，人稱“陳立夫皮蛋”。中秋節到來之時，頗有商業頭腦的陳立夫將2萬個鴨蛋製成鴨蛋黃供應，着實賺了一大筆錢。隨後，他又擴大業務，做湖州粽子、年糕、鹹鴨蛋等。

  在當年唐人街，陳立夫家製作的辣椒醬也一度成了熱銷品。當時，陳家在美國有很多老朋友，經常到陳家聚會。陳夫人很會做菜，大家覺得她做的辣椒醬非常好吃，先是有人來要一罐兩罐，後來三五罐，越來越多，直到有人開始訂購。陳夫人後來說，她是盛情難卻。這種辣椒醬味道鮮美，有人美其名曰“陳立夫辣椒醬”。

  陳立夫開養雞場、賣皮蛋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進了蔣介石的耳朵里，在雞場起火和出雞瘟的時候，蔣介石還曾秘密通過近臣俞國華給陳家寄錢，幫陳家渡過難關。陳誠死後，蔣介石派人赴美，讓陳立夫準備儘速返台定居，並指派專人在台灣為陳立夫督造官邸。當時已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親自出馬為陳宅選址。1969年國民黨開完“十全”會後，陳氏夫婦回台灣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