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衝突的複雜性及爆發的時機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我們在上述的討論中把文明社會中存在的衝突大致地分門別類歸結為風俗系統與三大社會系統、以及三大社會系統兩兩相互之間的衝突，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大多數的社會衝突都是十分複雜的，往往同時包括了三個社會系統相互之間的衝突，甚至還包括了各個社會系統內部的不同定律、不同法則及不同規則之間的衝突，而單純的、只包含某一方面衝突的事例實際上少而又少。換句話說，我們在上面之所以儘可能地對這些衝突進行一些大致的分類，主要是出於研究某一方面問題的需要和方便。下面我們就再舉幾個文明社會內部複雜衝突的例子。

    首先我們來簡單看一下近代歐洲的一個例子。我們知道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荷蘭的革命，既是市場系統（資產階級）和行政系統（西班牙王權）之間的衝突，也是不同的理念系統之間的衝突（荷蘭的新教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同時還是不同的行政系統之間的衝突（荷蘭威廉親王和西班牙王權）。我們再來稍微詳細看一下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長期衝突。在這個衝突中，如果僅從行政系統內部來分析，我們可以把這個衝突看成為行政系統內部的新生力量（共產黨）和舊力量（國民黨）之間的衝突，其中新生力量更多地代表了第二行政法則（確保人民生存）的要求，而舊力量則更多地代表了第一行政法則（確保服從權威）的要求。如果我們從雙方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角度，把這衝突看成是行政系統和市場系統之間的衝突，那麼共產黨大致代表了行政系統的利益（共產主義），而國民黨大致代表了市場系統的利益（資本主義）。甚至我們也可以僅從市場系統的角度來觀察，那麼，共產黨似乎更多地代表了第二市場法則（確保生活不斷改善）的要求（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國民黨則更多地代表了第一市場法則（信賴中介）的要求（資產階級的利益）。當然，我們也可以從理念系統和行政系統之間衝突的角度來考察，則共產黨代表着一群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徒，而國民黨則代表着政權的力量。或者僅從理念系統內部來考察，則共產黨代表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而國民黨代表着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最後，我們也可以從理念系統和市場系統之間的關係來看，共產黨代表着一種新生的理念系統，而國民黨代表着一種失調的市場系統，等等。當然，國共之爭的複雜性並不排除在某一歷史階段上，某一方面的衝突或某兩方面的衝突暫時占據着整個衝突的主導地位。

我們再來看一下著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種各樣的衝突。首先，僅從行政系統的角度看，“文革”中既有執政者內部不同的派別鬥爭（毛澤東、劉少奇“兩個司令部”之爭），也有整個行政機構和廣大基層群眾之爭（例如反對官僚主義）。從行政與市場的衝突角度看，則劉更多地代表了市場規則，而毛更多地代表了行政規則。從行政與理念系統的角度看，則毛代表着行政系統，而廣大知識分子代表着理念系統。從理念系統內部來看，則毛代表着一種空想的烏托邦理論，而劉和一批知識分子則代表着一種現實的治國安邦理論。最後，從某種角度來看，“文革”也是最高的共同意志一人（毛澤東）和整個官僚行政機構的一種激烈衝突，前者要徹底實現第一行政定律和第二行政法則，而後者要維護第二行政定律和第一行政法則（有意味的是，在雙方均認可的行政公律“一切行動聽指揮”的作用下，整個官僚行政機構自願地被共同意志一人打倒了）。當然，“文革”中還包含着我們在前面（第三章）已經提到過的行政定律與具體行政規則之間的衝突（毛澤東與林彪之爭），更包含着當時最高的共同意志試圖找到一種擺脫中國特有的朝代循環的最終解決辦法（一種全新的嘗試）。

討論完了衝突的複雜性，我們再來看一下衝突爆發的時機。一般來說，小規模的衝突隨時都會有，但大規模的衝突則易發生在彼此對立的社會系統相互之間的力量對比開始發生變化的時候。例如，當某個強勢的社會系統由於某種原因而開始變弱，那麼，原來處於弱勢的系統就會趁機而起，和強勢系統展開鬥爭。這方面比較典型的發屬歐洲歷史上17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和18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在英國革命中，中央行政系統由於財政問題而陷入困境，於是市場系統聯合一些地方行政分支趁機而起，和行政系統展開大規模衝突。在法國革命中，同樣是行政系統因財政問題陷入困境，於是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中的新生力量（聯合行政系統中最底層群眾的力量）趁機而起，徹底推翻了舊的行政系統。

當然，也會有另一種情況是，當某個強勢系統由於某種原因而遇到巨大困難時，它也會主動地做出一些讓步，以獲得其它社會系統的支持，以幫助自己渡過難關。例如當代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行政系統由於“大躍進”的巨大失誤而陷入困境時，它就採取了一些向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讓步的臨時措施，以緩和矛盾，避免更大災難的發生。但這種由於強勢的社會系統主動讓步從而避免重大的社會衝突發生的情形，一般只適合強勢社會系統過強，而其它社會系統過弱的情況。如果處於弱勢的社會系統只是相對較弱，實際力量和強勢系統差不了多少，那麼，這時的弱勢系統一般是不會滿足於強勢系統的一些讓步，而仍會趁機而起的。拿上述的例子來說，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國，由於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已在50年代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因此，在60年代初行政系統處於困境時，它們也沒有力量趁機而起了。而在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只是相對較弱而已，因此，當行政系統一旦陷入困境，它們就毫不妥協地趁機而起，從而引發了大規模的持久的衝突。

除了由於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化從而引發衝突之外，還有一種情況是當某個社會系統隨着時間的推移，其自身的弊病逐漸開始暴露或徹底暴露時，也會引發不同社會系統間的衝突。例如當某個強勢的社會系統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由於違背了文明社會的結構均衡原理，從而導致了一系列弊端出現，並且這種弊端呈現出越來越大的趨勢時，即使它依然在社會上占據着絕對優勢，它也很可能遭到另外的弱勢系統的挑戰，從而引發社會衝突。而此時，弱勢系統至少在道義上占據着優勢，因為目前所有的弊端都和自己無關。例如在20世紀後半葉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內發生的衝突就在某種程度上屬於這種情況，即，當某個強勢社會系統通過自身的長期實踐，終於對自身的局限性有所察覺，或者它終於對社會結構的均衡原理有了一點自覺不自覺的認識，於是它開始在社會中培養另一個社會系統，而這個新培育的社會系統的弊端（任何社會系統都有自己的局限和弊端）還沒有顯現，這時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欣欣向榮和諧氣氛，不同的社會系統之間不會有衝突，就像當代中國在80年代前期出現的情況一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新培育起來的社會系統在其自身內在邏輯的作用下，也會逐漸展示出自身的弊端。這時，這新舊兩個不同的社會系統就會產生衝突了，雙方都會指責對方應對社會的弊端負責（甲系統會指責乙系統帶來了新的弊端，乙系統會反唇相譏認為這是由於自身還未充分發展造成的）。例如21世紀初葉的中國就出現過這種情況。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正像我們在前面所指出過的，任何一個社會系統都受着一個最大成本原理的制約，而在攀比的作用下，在總的趨勢上，人們都在逐漸增大這個總成本（在行政系統中表現為人人都想擠進官員、公務員隊伍，在市場系統中表現為人人都想當中介投資賺錢，在理俗系統中表現為人人都想當神職僧侶）。而一個社會系統的總成本一旦越過了它的最佳臨界點，整個社會系統就會向反面轉化，逐漸走向低效，衰落。而走向衰落、低效的時候，恰恰就是各社會系統的力量開始起變化、弊端開始大量出現的時候，也就是社會衝突開始出現、加劇的時候。而又由於一個社會系統由剛開始建立時的低成本、高效向高成本、低效轉化需要一定的時間，從而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性，因此，文明內部的衝突（包括社會系統內部的衝突和不同社會系統之間的衝突）也就往往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性，儘管由於各種人為因素的影響，這種周期性不可能像自然科學中的某些周期性（例如地球繞太陽轉的周期）那麼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