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主導社會工具系統的判定標準

在上一節的討論中，我們提到文明類型的歸類主要是看在一個文明社會中是哪一個社會工具系統占據着主導地位。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根據什麼標準來判斷在一個文明社會中是哪個社會系統占據着主導地位呢？

一般來說，對於當代現存的文明社會，我們可以分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進行考察判斷。例如，首先，我們可以考察在該文明社會分工協作的生產組織體系中，是行政方式占主導地位還是市場方式、理念方式占據主導地位。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國營”企業占主導地位還是私營（民營）企業或教會經營企業占主導地位。如果是前者，那麼該社會很可能屬於行政型文明，反之，則很可能屬於市場型文明或理俗型文明。例如在當代中國，目前仍是國營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中國仍然屬於行政型文明。

進一步說，我們已經知道，在某個文明社會中，人們所遵循的主要法律規則（正是這些規則導致了該文明社會人們的行為特徵），其主要來源實際上就是構成該社會的各個社會工具系統自身的基本規則、定律、法則及其派生規則。那麼，顯然，不同類型的文明社會法律體系，由於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工具系統不同，因而相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徵。舉例來說，在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社會中，其社會的法律條文中也是市場系統的原則和規則占主導地位；而在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社會中，其整個社會的法律條文中也是行政系統的原則和規則占據主導地位；同樣，在理念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社會中，其社會法律條文中也是主流理念信條占據主導地位。

反過來也可以說，如果我們知道了某個文明社會的基本法律條文體系，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法律條文體系的基本內容及其特徵，而大致準確地推斷出在該文明社會中究竟是哪個社會工具系統占據着主導地位。例如，我們可以簡單地考察一下，在某個國家的刑法中，最重的罪行是什麼。如果最重的罪行是褻瀆上帝或聖典，那麼，這一般就是理俗型的文明。而如果最重的罪行是“謀反”、“叛逆”，這就很可能是行政型文明了。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從眾多法律條文的主要內容是什麼來進行考察。舉例來說，在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中，最早出現的《法經》，其內容主要是刑法；而在歷代制訂的法典中，僅“治官”的內容就占了近一半（如《唐律》，共502條，治官的占230條左右），“治民”的內容也大多與刑法有關，而涉及調整市場機制關係的民法，則少之又少。由此就可知，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即使在“文革”中，公檢法被摧毀，無法可依，人們僅以“毛主席語錄”做為行為準則；而在“紅寶書”中，闡述行政系統原則、定律、法則及派生規則的語錄占了絕大多數）。而在古希臘及近當代的歐美國家，與市場系統密切相關的民商法體系異常發達，條例繁多，這就說明它們大多屬於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國家。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某個典型的具有很大象徵意義的具體法律條文的內容來進行判斷。如英國於1693年實施的《礦業皇家法案》規定，凡在採礦過程中發現的貴重金屬，不再像過去那樣屬於王室，而是歸礦業主所有。從這條規定我們就可大致判斷出來，當時的英國已轉型為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了。

    其實，除了上面所說的直接根據法律體系及具體法律條文的內容來判斷文明類型之外，也還有其它的手段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判斷。比如，我們可以根據制定法律的具體方式來判斷該文明社會的類型。如果法律主要由最高行政首領來制定並頒布，那麼它就屬於行政型文明；如果法律主要由宗教領袖或思想理論界的權威來制訂、頒布或解釋，就屬於理俗型或理念型文明；如果法律是由市場系統所控制的某個機構（例如商會或議會）來制定或頒布，則屬於市場型文明，等等。另外，我們還可以根據一個國家的主要法律、例如憲法的修改頻度，來大致判斷它屬於一種什麼類型的文明。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憲法修改頻度越高，那麼它屬於行政型文明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根據第一行政定律，共同意志（不管其由某個人來代表還是由全體公民大會來代表）有權反悔，也有權更改自己的命令。反之，若一個國家的憲法越穩定，越少修改，或修改的頻度越低，那麼它屬於市場型文明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根據第一市場規律，契約神聖，一經簽定，不可反悔。例如，拿當代文明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僅60年，憲法就前後重大修改許多次（1954年頒布憲法，先後於1975、1978、1982、1988、1993、1999、2009年進行重大修改）。而美國建國230年了，憲法則沒有根本性的修改。這說明中國是行政型文明，而美國是市場型文明。

其次，在前面第六章的討論中，我們曾說過，不同社會系統的基本規則，隨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漸積澱在社會的風俗習慣及教育傳統之中。因此，我們也可以在不同類型文明社會的風俗習慣、教育傳統中看出不同的特點，並由此來推斷出該文明社會屬於什麼類型。例如，在古代迦太基文明的風俗中，“凡是不能獲利的事，都認為是可恥的”。而在當代的歐美國家，父母均教育孩子要自立、自主。這些顯然就是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文明的特點。而在阿拉伯國家的風俗以及我國西藏地區的風俗中，人們往往會以在有生之年能到聖地麥加（拉薩）朝拜一次為最大的榮耀。在教育子女時，也首先強調要敬畏“安拉”，遵守戒律。這顯然就是理俗型文明的特徵。而在中國的傳統風俗中，“金榜題名”被認為是最大的榮譽（因為據此就可以做“官”了）。而父母也往往教育孩子要“聽話”，並以“聽話”的孩子為榮，而“聽話”實際上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這顯然是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文明的特點。

最後，不同的社會工具系統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據此，我們也可以對某個文明的類型做出大致判斷。比如，如果某個文明社會表現出了善於應付突發事件（比如重大自然災害）或短期內進行一次性經濟躍進的行為特徵，那麼這一般是因為在該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行政系統的行為特徵所致。而如果某個文明社會表現出了不善長應對突發事件、但比較善於在相對長時間內連續不斷致富的特徵，那麼這很可能來源於在該文明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市場系統的行為特徵。（參見第三章及第四章中行政系統的台階式運作曲線和市場系統斜坡式運作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