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民主進程的本質

    儘管不同的文明或不同的國家中的人對民主一詞有不同的理解、也不管這種不同的理解之間的差別有多大，但在一點上大家的認識是一樣的，那就是整個社會的不斷“民主化”是大勢所趨，“民主”是文明進步的標誌之一。

    那麼，民主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民主有沒有不同的類型？人類社會的不斷民主化的趨勢到底意味或象徵着什麼呢？下面我們就從本書所建構的理論框架出發，對此進行一下簡單的分析。

    首先，讓我們以歐美文明中的英國為例，來對民主化現象展開分析。我們知道，歐美文明是一種市場系統占據主導地位的文明，而在所有的市場類型的文明中，政府最高領導者都是由“主人”（市場系統）選舉出來的，因為只有這樣，政府做為一種僕人，才能被主人所控制。那麼，無論是選舉人還是被選舉人，他們都必須受哪些條件或規則的約束？顯而易見，他們都必須受在社會中占強勢地位的那個市場系統規則的限制（或說制約）。

    我們知道，在市場系統中通行的是等價交換的原則，以及從其派生出來的誰初始投資多誰最終獲利就多（如果成功的話）的規則。也就是說，社會中誰擁有更多的財富、誰交納了更多的賦稅，那麼，誰就應該擁有更多的權重。這也就是無論在古希臘社會還是在英國歷史上，為什麼總是規定財產越多的人就擁有更多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根本原因。但正像我們已經知道的，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某個系統過於強勢，就會導致社會失衡和災難一樣，如果在選舉制度中純市場系統的規則過於強勢，也會導致災難。於是，人們開始了爭“民主”的不懈努力，即，在選舉中，不能光考慮市場規則，還要考慮其它系統的規則。又由於我們在前面所討論過的市場系統與風俗系統之間的天然的親和力，於是，人們在爭民主的過程中，首先考慮到的就是要在選舉規則中加入風俗系統的規則——無論財產多少都必須每人一票。這也就是在古希臘和十九世紀的英國中所出現的爭取普選權的民主鬥爭。

    換句話說，所謂的民主，其本質就是在事關社會全局的事情上，不能只考慮強勢系統的規則，還要考慮弱勢系統的規則。或者更進一步說，所謂的民主化趨勢，其實質就是在第二文明均衡原理的作用下，社會中各系統的力量傾向於保持一種大致均衡的趨勢。而普選權的實現，不過是文明均衡原理實現的一種具體形式。當然，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每人一票的普選權的最終確立，並不就意味着市場系統的主導地位讓位於風俗系統了。恰恰相反，市場系統仍然通過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競選人所需的競爭資金的控制等等，仍然在選擇政府領導人這件大事上占據着主導權，只是，這個主導權已不像過去那麼大、那麼絕對了，這個相對的主導權已經受到其它系統的制衡了。

    下面我們再以東亞文明的中國為例，講述民主的本質及另一種形式。首先，我們大家都承認，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而我們又知道，行政系統由於其與生俱來的功能特徵（下級服從上級的指揮），決定了行政類文明的民主必然不能採取普選制的表現形式（因為那樣就成了上級服從下級了，這將導致行政系統的迅速解體）。那麼，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它的民主化趨勢應是什麼樣的呢？根據我們上面對民主的本質——占強勢地位的系統採納並吸收一部分弱勢系統的規則——的分析，又根據行政系統與理念系統之間的天然親和性，就可以推斷出行政類文明的民主化趨勢必然會表現為在事關全局的大事情上，行政系統會採納許多（而且是越來越多）理念系統的行為準則。實際上，歷史的現實也確實如此。例如，在當代中國，民主化的趨勢並沒有走上多黨競爭、人民普選的道路，而是表現為不斷採納公開性、聽證答疑等等這些與行政系統的保密性、權威性相對立的理念系統的基本規則。具體來說，就是新聞必須即時、全面公開，人民代表及政協委員的提案必須有回應，政府的部門預算也必須逐級公開，重大決策出台前要聽取專家及公眾的意見，各級政府執政一段時間後，都要向人民匯報工作情況，並接受質疑，等等。

    當然，政府採取了公開性的理念規則，並不表明中國就是理念系統占主導地位了，而只是表明行政系統的強勢地位不再那麼絕對了，它和其它系統之間的關係不再那麼失衡了。也就是說，行政類文明中的民主化趨勢，在本質上也仍然是第二文明均衡原理的表現形式，只不過這種表現形式和市場類型文明中的第二文明均衡原理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如果我們把市場類文明中的以普選制為主要特徵的民主稱為民主的第一種類型，那麼，行政類文明中的以公開性原則為特徵的民主就可稱為民主的第二種類型了。

    最後，我們再來稍微討論一下理俗類文明中的民主類型。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出理俗類文明中的民主化趨勢肯定不會是以普選制為主要特徵，也肯定不會是以公開性為特徵。那麼，理俗類文明的民主化應以什麼為其主要特徵呢？我們知道，理俗類文明不是一種具有典型性的文明類型，在這種非典型性的文明中，風俗系統的力量因與理念系統中某一流派的結合而占據了過強的優勢。因此，同樣根據第二文明均衡原理的要求，理俗類文明的民主化趨勢就應該以在整個社會中的去風俗化、或者是說是以理念系統的完全獨立化為其主要特徵。更具體地來講，就是在社會中就各個不同的教派來說，應該不斷增強包容性和互不干涉性，就某個具體的教徒來說，應增加他（她）的多次選擇的權利（改宗的權利）。當各個教派之間產生了分歧以致衝突之後，應該由中立的第三方——行政系統或市場系統來進行裁判，並以完全非暴力的行政方式或市場方式來解決，而不能用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風俗來解決，等等。總之，理俗類型的文明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我們認識不到這一點，而試圖以普選制式的民主或公開性式的民主來解決該社會中的重大問題，則將會是南轅北轍，甚至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混亂和災難，就像21世紀初在伊拉克所發生的那樣。當然，在理俗類文明中，無論是去風俗化還是理念系統的完全獨立化（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三種民主類型），都會是十分艱難的，這就像是一個疑難病例，需要人們付出比普通病例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