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守規矩

安利退貨門事件

  “安利（Amway）”是一家美國保健品跨國公司。作為一家排名世界500強、並且是前三十名的國際知名企業，安利公司直銷制度體系顯得非常獨特，並且被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另眼相看，形容為“最無懈可擊的激勵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國人大MBA列為教材案例，這家公司自然是實力雄厚，對中國市場充滿了期待。然而這家企業在中國最繁榮的上海，領略到的是東方人的不可思議之處。

  剛進入中國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歐美的設計為標準。按美國安利規定，產品實行“無因全款退貨”：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顧客在使用後感到不滿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還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這項制度在美國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譽和品牌象徵，退貨率微乎其微。然而在中國，精明的國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國人：很多中國人回家把剛買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後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額退款。在上海，剛剛開業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門口排起了退款的長長隊伍，絡繹不絕，人潮湧動。

  美國人怎麼也搞不明白：作為擁有半個世紀經營經驗、一整套完整制度體系的安利企業帝國，他們“全額退款制度”在西方實行一直良好，為何到了中國，竟然遭遇如此數量巨大的退貨？但由於承諾在先，安利還是頂着每天的巨大虧損，忠實履行了退貨承諾。然而，令人更加驚異的現象發生了。一方面是產品銷售量劇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預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來退貨的顧客也越來越多，最後竟然達到每天退款高達100萬元，還得倒貼30萬元產品——終於讓美國安利吃不消了！從這之後，安利公司迅速對中國的制度進行修改：產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則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國）改變了其公司制度，轉變了原先安利（美國）的營銷模式，開始逐步領悟“中國特色”。

  傻乎乎的美國人被精明的中國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們在這場“退貨風波”中或許暗自冷笑，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國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被哈佛大學引以為豪的最先進的制度體系、被譽為“完美無懈可擊的一整套激勵制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鐵盧般的慘敗？這完全是一個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世界。

群氓

  在已故的美國作家阿倫特、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筆下，現實社會中有一群這樣的人：群氓。他們並沒有犯什麼傷天害理的罪行，為的只是圖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從眾，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導致了整個社會群體的混亂、更大的醜惡，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害（信用損害、道德損害、物質損害——如果我們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識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無法從他們當中找到，因為他們每個人並不是大奸大惡。阿倫特因此也稱之為“平庸的邪惡”。

  事實上，這種“平庸的邪惡”現象普遍發生在我們中國民眾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層出不窮，就在你我周圍，也就是你我每個人心照不宣的小伎倆。尤其，發生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最具有現代公民素質的城市——上海。

  透過這個經濟層面的現象，我們發現的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中國現象：即使是西方最優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與世界首富認可），到了中國，就陷入泥潭，不僅不能有效實行，反而被國人給“特色化”、同化了。

  任何制度的設計、哪怕是世界頂尖學府和精英設置的體系，都經不起中國人的糟蹋，因為中國人是最精於鑽空子的，無孔不入，即使是堪稱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勝防，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專制手段。

另一個故事

  一貨車，運的是某種食用油，行至到該鄉村的崎嶇道路時，因為路面不平，翻了車，貨袋破了，黃油流了出來。司機急的是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這時，該地的村民們出現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越來越多，司機心想：這下有救了，有人幫忙來了！誰知這些村民們個個拿着袋子，並不是來救援，竟然是衝上前裝油，一袋、兩袋……裝得滿滿，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機驚得目瞪口呆，卻又無可奈何，攔不住，而村民們更加有恃無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沒有破的貨運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來，不長時間，一整車的貨就分到了這些村民手中，他們一個個喜形於色，仿佛白白撿了天大的便宜，卻把那司機氣煞得是怒火朝天，卻無計可施。

  貨運車不是一輛，後面跟着來的司機們全都怒了，聯合起來找當地政府，要求賠償，懲罰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視，派人前來處理，可村民們不答應，死活不肯把黃油還給司機，雙方發生衝突，有人員損傷。鬧到後來，村民們不肯善罷甘休，大罵政府是吃裡扒外的東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須對村民們賠償精神、損傷。於是乎，這件令人無奈而兩邊不是人的事件，最終還是讓當地政府做出讓步，對兩方都進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補償雙方，才得以消停。

各地頻發的哄搶事件

  農民們辛苦，但並不一定善良；農民們不容易，但他們同樣愚昧無知。對於當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似乎天然地把農民這個群體當作值得同情的對象，但我們恰恰沒能夠真正深入他們的生活，了解到他們思維的本質。

  這些“群氓”們在自己田間地頭、自己狹小地盤上，同樣為了爭奪利益而相互內鬥：為占小便宜而損人利己的群體思維模式、農村里為爭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為爭山林而兩村人大打出手、為了點蠅頭小利不惜偷盜電線放火燒山、還有最為頻繁的地方利益兩伙村民相互間、動輒就是扛鋤頭群毆不怕事小、或是張家長、李家短然後恩怨相互往死里整……總之，魯迅的一句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中國地域差距之大，現象可謂千差萬別。上海的市民們瘋狂退貨的舉動、與田村老農們瘋狂搶貨的舉動，在我看來，卻並無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們這個時代——或者說是千百年來一直未變的國人群體心理。我的眼前浮現出的是這樣的群氓——無論是在高樓大廈的繁華城市、還是在窮鄉僻壤的山間田邊，他們都為着自己心裡的小算盤、小利益做精確的打算，想着的是那點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達自己手裡？

群體“犯罪”

  中國老一代人們的退休，通常是從自己單位、機關里領取退休金，而由於老人們的行動不便，這種按時領取退休金的行為通常由子女們代領。而在中國，許多老人去世之後，子女們不主動通知原單位、並且繼續以老人的名義領取養老金的現象普遍存在，有新聞報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後，其子女依舊在以老人的名義去領養老金。事實上，這種“群體貪小便宜”的現象在中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全國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鄉鎮，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們在鑽這樣漏洞。乃至於傳出某市鎮的單位，大呼退休金不夠發，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須拿當天報紙親自拍照片，證實本人還活着，才能領取養老金——當然，這引起老人們的子女群體的抗議，認為是對人格的歧視。而在領取退休金的背後，卻通常是人們潛意識裡的心態：反正是國家的錢，既然沒阻止我領，也沒發現，我為什麼不領？我這不算貪污犯罪吧？

  中國有成千上萬個城市、鄉鎮和單位機關，這種公然在老人死後、繼續以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中國特色方式，數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嚴查起來，恐怕嚴重得驚人。這其中，數量上占多數是平頭百姓的退休職工，他們的子女為貪圖老人的幾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儘管他們個體認為區區幾百元並不算違法，但這種“群體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現了中國人內心的劣根。這讓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魯迅所寫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個有着千百年歷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築——雷峰塔，因為老百姓們傳說此塔的磚塊搬回家可以“辟邪”，於是紛紛偷挖雷峰塔的磚頭，你一塊，我一塊，紛紛搬回家，按人民群眾的說法是：我就搬一塊磚頭，不算犯法啊。於是，最終，雷峰塔在這樣“集體無意識犯罪”的行為下，轟然倒塌，屍骨無存！

  這種思維的普遍性，深入每個人的內心，不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還是普通的平頭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鑽空子的機會，就會不擇手段地去撈取最大利益，並且，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身體力行地去為之去“爭取”。

  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現象，給予我們一個巨大的問號：難道制度真正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嗎？對於精明算計的國人來說，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鑽漏洞，所有的體制都約束不了國人。

  當這個時代的人們在高呼“完善體制”時，我恰恰認為，制度是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其實質的問題首先在於“人”。同樣是乘坐公交車，在美國為了鼓勵人們出門坐公交，規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無人監督），就可申請領取一定的獎金，美國人都很遵守這條規則，而不少中國人卻藉此虛報次數，以獲取獎金；在澳洲，有一條規定“不得擅自從國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藥物進入澳洲，否則將嚴厲查處，如果難以查到國外的寄件人，就會對該國國內的收件人進行罰款”，澳洲人從未想過這條規則有何漏洞，而有中國人卻為了整別人，竟故意寄違禁品去澳洲，利用該規則，以使收件人受到懲罰。

  同樣的制度，同樣的環境裡，美國、澳洲可以遵守，而國人卻絞盡腦汁地尋找漏洞。對此，我們該做如何解釋呢？

  魯迅筆下，雷峰塔的轟然倒塌，歸功於每個“百姓”的功勞，每個人貪一點小便宜，抱一塊磚回家，造就了一個悲劇。而如果全民參與這種“群體犯罪”的話，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麼簡單。

  如果說那些借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子女們，貪的只是一點點小錢。那麼在曾經《南方周末》所報道的一則“重慶市民假結婚騙取房子”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們更加觸目驚心的“群氓”行為：

  重慶市的一個小鎮——人和鎮，竟然在2005年創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離婚記錄。這個人口僅有2萬人的小鎮，短短一年時間裡竟有1795對夫婦離婚，然後是假結婚、假再婚、復婚。這種滑稽的群體表演，原因在於重慶市的一份徵地補償辦法規定：一、一對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離了婚單獨立戶，就可以各分一套房，並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二、配偶為城鎮戶口且無住房，可以申請多分配一間屋，從一室一廳變為一室兩廳。

  如此優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類似“安利退貨”般的嘲弄，這再一次讓我質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問題，還是這個社會群體出了問題？

  據《南方周末》報道，該鎮的老百姓無論年齡大小，紛紛踴躍加入離婚隊伍。“村里老太爺老太婆都來離婚了”，“七八十歲走不動路，兒孫扶着來的、背着來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說有笑地排隊”。面對如此離婚熱潮，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很無奈地說：“55號令規定離婚分戶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簡化了離婚程序，我們沒有理由去阻止離婚。”

  而對於大多數村民們來說，離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加複雜的任務：再婚。於是人們又一次行動起來，最關鍵的是找人。村民們發動一切親朋好友，在政策劃定的“老重慶9區12縣城鎮戶口”範圍內尋找結婚對象。村民們甚至開始“懸賞”，賞價從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飆升到上萬，重賞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斷湧來。

  歷朝歷代，百姓們通常會大罵貪官、大罵權力壟斷者，因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們更順捷的渠道，去獲取本不應得的利益。我們常常說：官是黑的、醜惡的，而民都是無辜的、善良的——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在“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領退休金”這些發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沒有發現“人民”的任何善良之處，恰恰相反，我發現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獲得了某種權力（哪怕是臨時的），有機會更改遊戲規則時，他們表現出來的群體犯罪行為、集體竊取，與那些貪官、腐化分子的作為沒有兩樣，甚至表現得更明目張胆，更加令人可怖，因為——每個人都堂而皇之地認為自己無錯。民與官，不過是同屬一個共同的群體罷了。而這個群體，就是我等諸位國人。

思考

  中國式的“群氓”們無比狂熱，群體犯罪的丑噁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貨”、“搬倒雷峰塔”嚴重數千倍的社會損傷。

  我們需要真正反思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領袖的三言兩語，就能輕而易舉地調動起整個群體的狂熱？——這根源恰恰不在某個人的威信力量，而在於這個群體本身就擁有着恐怖的群體犯罪心態。這是一場規模浩大的“中國群氓們”的歷史性演出。而作為民族的最高領袖者，無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這種丑噁心態的。只不過，領袖負責打開了這個潘多拉魔盒後，魔盒裡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態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續達十年之久。

  與其說是領袖引導了民眾的行為，倒不如說，這是民眾們集體無意識的利用領袖的言辭、來達到人民內心深處隱藏的目的。當年的紅衛兵、紅小兵們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時，往往藉助的是領袖的語錄，一句“毛主席教導我們”就足以掩蓋他們自身的邪惡。

  人們常說，有什麼樣的領袖，就有什麼樣的國民。其實恰恰相反，應該是有什麼樣的國民群體，才會產生什麼樣的領袖。領袖不過是看透了民眾們的內心世界，洞悉了他們的所思、所想，於是，領袖們的輕輕撩撥，就足以把這個群體引導到一個狂熱的狀態。與之類似，德國的納粹思潮、日本的軍國主義，都無疑彰顯了這樣一個事實：領袖可以更換，但群體思潮依然狂熱，人民的群體思維代代相傳。

  紅衛兵的主體正是當年20歲左右的年輕學生，正是這群憤青而無知的學生，在今天已成為 40-60歲的社會中堅力量。隨着改革開放、經濟的發展，這個年齡段的人們自然而然擁有了經濟上、社會輿論的話語權，這伙當年“群體犯罪”的人們，沒有絲毫的懺悔與反省，今天依舊用謊言自欺欺人，把歷史的罪責推到某個個人的身上，卻把自己打扮成無辜受害的模樣——這個群體的犯罪心理，與那“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們”一樣，竟然表現得心安理得、理所應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反而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大眾中的一員：既然大眾都這麼幹了，我一個人又需要承擔什麼過錯呢？

  中國有句名言：法不責眾。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醜陋之處。一個人犯錯，遭到千夫所指、過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則是理所應當，集體無意識地掩飾。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而倘若我們將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歷史長河，遙伸至歷朝歷代，會看到在各個時代裡，這樣相同本質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視一切外來事物而又愚昧無知的義和團、野蠻殘暴的太平天國式農民、剛剛占領北京城就貪圖享樂迅速滅亡的李自成農民軍、把明末抗清將領袁崇煥碎屍萬段、分屍吃肉的北京城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