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家庭出身”

  1984年，隨着人事管理從手工向計算機過渡，急需形成資源共享網絡。而“家庭出身”那時是人事管理信息系統指標里的重要一項。有關部門便根據中國大陸中共建國以來，個人申報的“家庭出身”依次編寫的代碼。這個標準號為GB 4765-84的國家標準，規定了家庭出身的代碼，以適用於人事檔案管理、社會調查、公安戶籍管理等工作。

  “簡單地講，不同地方、不同級別、同一級的不同單位，各有各的填法，後來搞信息化管理，為了方便信息交換，我們制定了這個標準。”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研究員、該標準的起草者之一張愛說。上表顯示，從01開始順序編碼，中間缺省若干數字，最後一個是99，總共45個代碼。張愛解釋，中間缺省部分是故意留的，為了方便使用單位在此基礎上增加——標準化術語叫“延拖”。換言之，這45個代碼所指代的45類“家庭出身”，只是最基本的劃分；或者說，它們是全國範圍內各式各樣“家庭出身”名稱的“交集”。

  “應該沒有全國性的正式文件，來規定‘家庭出身’到底該怎麼劃分。”張愛回憶，“當初起草的時候，中組部給了我們一些資料做參考，我們只是將歷史積累的、約定俗成的叫法進行歸納分類。”

  這些“歷史積累的、約定俗成的叫法”是怎麼得出的？該標準解釋，“家庭出身”，係指本人取得獨立經濟地位前或參加革命工作時的家庭階級成分（即指在本人取得獨立經濟地位前供給本人經濟來源的父母或其他人的社會地位或社會職業）。通俗的理解就是，父輩的“階級成分”，即是你的“家庭出身”。

  很顯然，“家庭出身”與“階級”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里提出，劃分“階級”，要看人們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所依賴的條件，最主要的參考因素，是占有生產資料的情況。這個外來詞語進入中國之後，它不僅僅是分析方法，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而且成了社會動員和社會分層的工具和標準，至少在1949年到1980年底初，它占據着幾乎所有中國人生活的重心。

分層

  劃分階級，明確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這樣一種論點，被中國共產黨作為思想和組織原則，始於1927年。這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研究出的結論。

  1927年，國共分裂，中共被國民黨瘋狂鎮壓，而此時，大批知識分子黨員退黨。黨內領導層認為，知識分子在危難關頭容易動搖，究其根源，即是他們所受的敵對階級的思想影響，以及他們與舊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繫。而與此同時，農民出身的黨員，普遍具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忠誠度高，革命徹底性強。當然，即便有此認識，但中共並沒有對其它階級關閉大門。

  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明確工人階級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礎；民族資產階級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對象；知識分子則是一個中間階層，既可為新社會和革命服務，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載體；而國民黨殘餘力量、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則是新社會的敵人。

  1952年底，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範圍內的土改已基本完成，農村的階級也相應劃分完畢。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城市人口也被定為各種不同的階級成分。至此，全國所有的人，開始擁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身份標籤：階級成分。

  “黑老鴉生的白雞蛋，孵出來的還是黑老鴉。”這是1947年，中共晉綏分局領導用的比喻。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劃分農村的階級成分，一般均需追查其前兩代、三代的經濟狀況。有的甚至要從乾隆年間和同治年間所立的碑文去查證。土改工作隊認為，那些已經破落的人，也不能輕易放過，因為“他們前兩輩子壓迫人，好活了，這輩子不給他們黏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們”。儘管如此，在解放初的幾年裡，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輕一代，並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

  1949年春季，河北魏縣秦莊村，祝偉坡的父親被劃為破產地主。當時，他不滿14歲。但祝偉坡不僅順利讀完高小，還在1950年考上魏縣初級師範學校。師範畢業後，被分配到縣立郝村完小任教。1956年9月，他甚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後來回憶，當時對要求入黨人員的家庭出身、個人經歷和社會關係等方面的政治審查，還是相當嚴格的，但是，在那段時間內，“我絲毫沒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

  在四川東部的一個普通山村“雙村”，村民劉興木的父親雖然被劃為富農分子，但他也沒有感到太大的壓力。幾年前，他對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毅回憶，“當時年輕，村裡的各種活動，包括開會、扭秧歌、搞宣傳等，我也和其它年輕人一樣地參加。開始搞互助組時，父親沒有參加，但我參加了。”

  比祝偉坡小7歲的遇羅克生活在北京，他的父親是工程技術人員，母親是一家小私營企業的業主，家庭出身自然不算很好。可遇羅克成了新中國第一批少先隊員。瘦小的個子，小大人的神氣，和那副小近視眼鏡，同學們都親熱地管他叫“小學究”，遇到問題常來問他。他一上中學就寫了入團申請書，在學習計劃里豪言：“每天不看完五十頁課外書，我決不睡覺！”

  這些快樂的年輕人沒有想到，一個新的社會等級結構正在孵化。處在這一結構頂端的，是“階級成分”好的工農，處於底層的，則是“階級成分”不好地主、富農、資本家、商人等等；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也會背負沉重的十字架，因為父輩的階級成分，就是他們的“家庭出身”。

升溫

  1957年，遇羅克的父母雙雙被錯劃成右派。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倏然降低，遇羅克的操行，過去年年得“優”，這一年突然變成了“中”。

  反“右”運動開始之後，1958年，祝偉坡的弟弟祝均坡，在學校黑板報上寫了一首諷喻小詩，其中寫道：“他姍姍來遲，走向隊伍，真像閱兵的軍官一樣……”學校團委書記看了，對號入座，認為這是諷刺他的，借整團之機，說他出身地主、思想反動，將他開除團籍。次年，祝均坡高中畢業參加高考，志願是北京外國語學院。政審時因“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錄取”。

  1960年夏末，發高校錄取通知那天，班上只有兩個人什麼也沒接到，一個是有盜竊行為的學生，一個是門門功課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羅克。因為，他的父母是“右派”。

  不僅僅是遇羅克和祝均坡。開封育才中學高59屆的學生袁劍平記得，200餘同屆考生，除了不願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學，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後來得知，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係尤其是港澳台關係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

  當時這樣做的，不是開封育才中學一家，也非河南一省。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評定學生成績時和提拔師資的時候應，首先注意政治覺悟。

  袁劍平後來查檔案發現，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錄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而全國高等學校招收的新生，工農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農成分的比例不斷上升，一個數據是，1953年為27.9%，1958年上升為55.28%，1965年上升為71.2%。

  不僅僅是升學，出國、晉升技術職務、畢業分配、工作使用等許多方面，“家庭出身”都成為重要指標。一個基本原則是，優先選拔、出身於工、農、革命幹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紅”的子女，同時限制剝削階級子弟向上流動。

  祝偉坡回憶，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1962年提出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和誰斗呢？外斗帝修反，內鬥封資修，還有地富反壞右，再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同時批判臭老九。”在這一系列階級鬥爭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實際上都被打入了另冊。

  進入1960年代以後，劉興木的自在日子就結束了。1962年，劉興木的父親害水腫病死了，在緊接着到來的“四清”運動中，他頂替父親，被戴上富農的帽子。

  劉興木向吳毅回憶了“戴帽”的情境：公社派人到大隊宣布決定，在黃馬嶺召開鬥爭大會，要我低頭認罪。我不服。解放時我還沒滿18歲，未成年，不能定為富農分子。但他們並不依你說的。（當時）會場上口號一個勁兒地吼，背後有兩個民兵押着（我），我被嚇住了。大隊幹部在一旁說，承認算了，承認了也沒得啥子事，還不是一樣的對你。我沒有主見了，在宣判書上按了手印。這下子我完了。”

  “戴帽”之後，劉興木受到隊裡的監督，失去人身自由，在後來文攻武衛的“革命”中，用吳毅的話說，這類人“成了一隻只被打怕了的縮頭烏龜”。

  “後革命”時代仍然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它需要革命的對象，雙村的貧困也需要有人為之承擔歷史責任，於是，地主和富農這一類牛鬼蛇神就成了革命的對象，也成了雙村貧窮落後的歷史罪人——吳毅如此分析說。無論從宏觀的國家層面，還是微觀的村莊層面看，自1950年代以來，“後革命”氛圍，不斷積聚和加重，終於在196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文革”達到極限。

高潮

  “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派貼大字報，說祝偉坡出身地主，卻被重用為政治輔導員，是單位領導的階級路線問題。

  1968年7月，祝偉坡的妻子到婦產科醫院生子時，填登記表，要寫家庭出身和個人成分。醫生和護士一看是“富農”，就冷眼相待。他拿着孩子的出生證，到派出所去上戶口，工作人員在戶口本上把孩子的家庭出身填寫成“地主”。

  “我參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國共產黨都十多年了，共產黨員怎麼能生出一個‘地主’？”

  那個工作人員回答得很乾脆： “不填寫地主，以後還有地主嗎？！”

  “我聽了，當時就覺得很荒唐，也很生氣，但又很無奈！”祝偉坡說。

  這個月的29日，在北京，原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的兒子、北京大學學生譚力夫貼出一副紅衛兵對聯，叫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對聯的意思很明了：父親是高幹，作為兒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樣的；反之，如果父親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動的。

  對聯很快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學校貼出，並傳遍全國。“紅五類”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紅衛兵對此持不同意見，“紅五類”自認根正苗紅，要接過父輩的衣缽，革別人的命。“黑五類”子女則受到打擊。

  “血統論”激化了人們的分裂。1968年4月3日，北京西單商場發生了一次爆炸案，死傷上百人。這個叫董世候的肇事者的“反動思想基礎”是：他是地富子弟，由於成分問題一直娶不上媳婦，又受村幹部的歧視，覺得沒有前途，對現實極端不滿，感覺“活着沒意思”。揚言“到大城市，抓住高壓線去死”，製造一個國際事件，“讓他們（政府）照照”。

  這一年，張愛在北京27中上初二，班上有個同學的家庭出身是職員，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屬於中間。“但是，也感覺自己出身並不好。”他看了一張報紙，報紙上有毛主席的像，從圖片上看，毛主席少一顆牙，就隨口說：哎，你看毛主席，少了一顆牙。“然後我們班就批判了他半天。那照片看，確實少一顆牙，但就是因為他出身不好。”

餘波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宣布停止“階級鬥爭為綱”，經濟建設成為動員工作中心。“出身論”走向終結。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給予社員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享受與其他社員一樣待遇。不僅僅是農村，在城市，隨着一系列的平反，階級身份體系也逐漸開始消失。

  1984年，在中國標準化綜合研究所工作的張愛，參與起草了《家庭出身代碼》國家標準。這個代碼表的產生，與人事管理的信息化管理的需求直接相關。而究其根本原因，張愛認為，“雖然‘文革’結束了，但流毒還很深。”

  1994年，在“全國幹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統指標體系分類和代碼”里，依然有“本分成分”和“家庭出身”，直到2002年才取消了這兩項指標。2004年，“因為基本上沒有單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碼》國家標準被廢止。

  但直到2009年，“家庭出身”還出現在《高校畢業生登記表》上，比如蘭州大學。張愛認為，這是慣性思維使然，“有些單位很有可能買了一大批舊錶，就放在那兒一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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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和“共產黨的叛徒”。我的“出身”當時有多麼“反動”，真是可怕極了，到現在我還內心戰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