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能看清來時路？左右派何懼彼此借鑑？

文：格致夫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恰遇中美關係基調從有限合作惡化至全面遏制“元年”。如果說，中共和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和新的歷史轉折點，並不為過。

中共一年前召開的19大，一大重點是明確提出中國進入新（習）時代。其基本邏輯是三個大時代的劃分：毛時代讓中國站起來，鄧時代讓中國富起來，習時代要讓中國強起來！中共尤其對習時代強起來一度進行大肆渲染。高調宣揚《中國製造2025》，隆重推出《厲害了，我的國》，甚至採取文革時代的單位組織包場觀看模式等，就很說明問題。

中美關係轉折的必然“宿命”

歷史總會出現一些令人無法預料的巧合。2018年中美關係大轉折恰巧為習的新時代注入了另一層含義！任何對“新時代”提法不以為然的理由也就蕩然無存了。而公平地講，大洋彼岸特立獨行的商人川普“意外”入主白宮，並非中美關係惡化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早在2016年5月——美國大選前半年，筆者發了《希拉里與特朗普 中國更願面對誰？》一文，其中提出兩個主要預測：

1）“中美關係近期的一大前景是，明年初無論誰入主白宮，美國對華政策都將比此前任何時候更加嚴峻！”兩年多前的這一預測不幸言中了今天的現實。

2）面對當時一些觀察評論者所謂敵視中國的前國務卿希拉里入主白宮將帶來更大麻煩的說法，筆者通過一系列理據得出的結論是：“就共和黨異數特朗普與民主黨女強人希拉里兩人而言，希拉里不見得是一位難以打交道的美國總統，而特朗普才是中國更難對付的博弈對手！”現在看來，這一條不幸也言中了。

至於為啥川普不是中美關係惡化的罪魁禍首？早在上面這篇文字中，就特別強調了此前至少兩年，美國人得出的一個驚人結論：自尼克松打開美中關係大門40餘年來，美國兩黨每一位總統的對華政策全都犯了戰略上的根本性錯誤！而這一結論在美國主流聲音中成為具有相當基礎的“共識”。

習近平的中共徘徊在十字路口

今天升起的並非昨天的太陽。之所以強調“習近平的中共”，皆因習的中共並非鄧的中共，而鄧的中共也不是毛的中共。儘管你去查黨章的話，中共的核心指導思想與名稱一樣，從來不曾改變。

習近平及其麾下的中共，能否在歷史轉折的又一個十字路口，找到對中國、對其自身、甚至對世界都有利的新歷史階段前進方向，無疑是擺在習面前的一項最大挑戰。而全面分析、釐清、評價鄧小平開啟的40年改革開放的“來時路”，就是當前一個十分必要，且非同小可的迫切課題。日前，居然有學者拋出了“私營經濟離場”的極左派奇談怪論！好在黨媒《人民日報》也不得不趕快出來澄清。

而目前的習和中共，正陷入左右派同時怨聲載道的詭異境地。假如習能夠沿着18屆3中全會規劃的經濟改革路線圖堅定不移地繼續前行，反對聲音應該會小一些。而事實是，那60條舉措中的一些關鍵改革並沒有深化下去，甚至給人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的印象。所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宣示，根本無力兌現；所謂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也未能得到很好保障。私有經濟遭受的某些厄運事件，倒是很扎眼的負面事實。

再假如習能夠把18屆4中全會繪製的法治中國建設藍圖付諸不折不扣的實施，反對的聲音會更小一些。而事實是，通過19大和13屆人大，實質上讓中共處於凌駕於憲法之上“領導一切”的地位！更糟糕的是，憲法中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制，只是強化了習搞終身制和專權的疑慮。而全社會層面的法治建設推進緩慢。

再再假如習能夠力排左右無為掣肘，堅定不移地始終高舉鄧的改革開放大旗，包括在保障中共執政地位無虞的前提下，力推黨內外政治昌明與寬鬆，反對聲音當然會更小。而現實是，自19大前後，中共黨內阿諛奉承之風盛行，個人崇拜現象一再進入公眾視野。黨“領導一切”、“定於一尊”等渲染不可能不是走向萬馬齊喑的緊箍咒，更不必提言論自由的惡化了。

光明的遠大前程與灰暗不確定的未來，習和中共將往何處去？這確實成了一個問題！

左派與右派何懼相互借鑑？

如何看待中國過去的40年？在左派、特別是極左派眼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簡直一無是處，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切問題和弊端，一切負面效應和醜惡現象，全部算到了鄧的頭上。尤其是所謂導致中共變色，走向西方敵對勢力所希望的和平演變，鄧成了千古罪人！日前，居然有學者拋出了“私營經濟離場”的極左派奇談怪論！黨媒《人民日報》也不得不趕快出來澄清。

而在右派眼裡，鄧的改開雖然是一個進步，但中共沒有進行他們所夢想的政治體制改革，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也就等於換湯不換藥。特別是對於“六四”鎮壓的耿耿於懷，成了右派們的最佳理據。

在筆者看來，左派與右派的觀點半斤對八兩，都過於偏激，而失之客觀。當然，也都有某些可取之處。雙方真正需要做的是，能夠試着穿對方的鞋子考慮問題，相互借鑑，才是明智的。對於過去的40年，至少有如下幾個要點需要左右兩派去思考。

首先，對於中國過去40年高速發展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理應有充分認識，否則就談不上客觀和理性。正如比爾·蓋茨和一位英國學者的研究結論：中國1978～2018這個長達40年高速發展歷史階段所取得的成就，無論從發展持續時間之久，還是從發展速度之快方面比較，都是世界最好成果，是任何其他大國所不曾達到的。

其次，需要對中國這個人口最多、發展極度不平衡、異常複雜國度的現實國情有足夠認識。帶着這樣的認識去看待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激發改開動力），發展私有經濟，採取利益導向等大政方針，才會有基本客觀理性的判斷。

第三，將西方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物沒有錯，但應該對這個參照物本身有客觀認識。世界上不存在一種理想的、完美的社會制度，全盤西化從根本上就是一種缺乏理論基礎的錯誤主張。就是那些值得中國借鑑的制度，也沒有一個現成的可供中國照搬，而不出問題。中國這個人口最多、國情複雜的大國，只能靠自己探索一條實現復興的可行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講，鄧的摸着石頭過河思想只是反映了一種實事求是的客觀現實。

第四，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理論具有很高的歷史地位，但《共產黨宣言》提出的社會革命主張，確實成了該文自身定位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烏托邦未嘗不可，但其社會主義制度設計是個重大錯誤，從根本上講，它違背了人的本性。這個制度的最大軟肋就在於抑制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進取心和主觀能動性。一個缺乏競爭的社會只會導致人的不思進取和懶惰，最終嚴重損害發展生產力這個核心目標，這就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念——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背道而馳了。因此，社會主義全球風潮的失敗就是一種必然。改革開放果斷摒棄計劃經濟體制，擁抱市場經濟這一反映客觀規律的機制，大力倡導私有經濟，明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都是正確的決策。這是人類文明現階段，遵從人類本性，釋放進取心和主觀能動性，解放生產力的必要條件。

第五，不能為了政治體制改革而改革，中國照搬西方民主體制沒有出路，適合中國國情是首要條件。目前階段，建設法治中國才是最迫切的社會變革基礎工程。但是，不能以此為理由，在政治上走回頭路。對文革的否定更不能動搖。愈來愈嚴厲的言論管控，回歸毛時代的某些做法，搞個人崇拜，打着社會公平的旗號損害私有經濟，都是沒有出路的。一句話，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不可動搖，政治上繼續開明化不可動搖。就是專權的毛澤東也曾講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不管其本意為何，黨內黨外的政治民主化，是習時代中共尤其需要致力補課的一個方面。

據媒體相關報道，中共將於今年10月隆重舉行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屆時，預計習必然會在大會講話中對40年改革開放作出全面總結。讓我們拭目以待，習將給出一份怎樣的“答卷”。從其對來時路的評價，或許足以窺視習麾下中共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