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衡(78-139年)，是東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文學上，他以“二京賦”而名列漢賦四大家之一，因其《思玄賦》後之系詞，被譽為七言詩之祖;在科學實踐上，他先後製造了指南車、渾天儀、地動儀;在科學理論上，他第一次正確解釋了月食形成的原因，認識到行星運行的快慢與距離地球的遠近有關，在世界科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在經學、史學上也有獨到的見解，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張衡以自己的實績而成為“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三才理通”的通人、通才。

　　縱觀張衡的人生經歷和治學過程，道家思想無疑占據着重要地位，是其立身處世的根本。在張衡的人生歷程中，時刻涌動着道家思想的潛流。

　　張衡的科學研究受揚雄《太玄》影響頗深。揚雄為學以老莊為主，其作品《太玄》所體現的正是道家的思想。《太玄》之書，奇奧深澀，喜之者寥寥。但張衡卻“嘗耽好玄經”，並認識到《太玄》的價值所在：“吾觀《太玄》，方知子云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竭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觀陰陽之事。”他反覆研核《太玄》，並有《玄圖》、《太玄經注》等著作。而張衡大規模的科學活動正好在其研讀《太玄》之後，他的很多科學思想，無疑受到此書的啟發。可以說，以《太玄》為主要內容的道家思想體系，是張衡科學研究的哲學基礎。

　　張衡所構建的關於宇宙生成、萬物起源的理論，對道家之說也多有取資。張衡宇宙生成論的基本概念，就來自於道家思想。除了元氣、陰陽、有無等概念外，張衡以太素為中心，將宇宙形成分為溟涬(道之根)、龐鴻(道之干)、太元(道之實)三個階段。而太初、太素等概念，最早都散見於《莊子》、《淮南子》等道家典籍之中。

　　張衡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態度，後世學者從儒學正統觀念進行審視，常常覺得其行為頗多矛盾。而如果從道家思想來解讀，就十分自然了。

　　例如，同樣是對待邪惡勢力，張衡對於宦官集團和河間豪右集團的態度和方式就截然不同。史書記載張衡遷任侍中以後，被順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順帝“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面對宦官政治集團，張衡採取的辦法是“詭對而出”。而張衡初任河間相時，卻能夠下車之始就“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党姓名，一時收擒”，使“上下肅然”。這中間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區別，實際上完全是一個俟時而動的問題。從東漢安帝時起，權歸外戚，宦官干政。和宦官集團為敵，非張衡之所能為，東漢後期的兩次黨錮之禍就是明證。面對這種政治現實，張衡只能“詭對而出”。而對河間豪右政治集團，張衡卻是雷厲風行，大刀闊斧，他之所以敢於如此，是由於作為河間相，張衡擁有“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的權力。道家和儒家不同，儒家思想強調積極入世，主張“知其不可而為之”。所以東漢黨人才會毫不妥協，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中國士大夫史上異常悲壯的篇章，成為震撼朝野的集體殉道者。而道家亦主張做事、主張有擔當，但反對刻意為之，強調順其自然，俟時而動。主張在遇到不可為之事時，要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

　　還有在東漢反圖讖的鬥爭中，張衡的態度其實最為決絕。但是與另一個反圖讖的鬥士桓譚相比，結果卻大不同。桓譚因為在光武帝面前“極言讖之非經”，引得龍顏大怒，最後被貶為六安郡丞，死在赴任路上。而張衡儘管反讖緯的力度遠超桓譚，卻並沒有引發嚴重政治後果，而且不久之後，連年不遷的張衡反被順帝遷為侍中，以備顧問。之所以如此，就在於張衡很好地把握住了順帝初即位意欲勵精圖治、整頓政事的大好政治時機，也深刻了解順帝“繼體承天，中遭傾覆”從而“親屢艱難者知下情”的實際情況。由此可見張衡深諳道家之術，也符合其“為無為，事無事”、“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的政治主張。

　　道家思想無疑是張衡人生觀的主導。在他的青年時代，張衡“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頗有道家風範。因此，在張衡出任公車司馬令後又復轉太史令一職，在很多人看來不可思議。面對這一疑問，張衡坦然而言：“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在以追求“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的時代，張衡卻認為“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伙，而恥智之不博”，他將託身於仕途的生活方式看作“聊朝隱乎柱史”。這種生活態度與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的宗旨完全一致。

　　張衡不以名利為務，而以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來選擇相應的職位。張衡認為最適合自己的職位是史職，認為“太史之密府，道家所貴”，對於太史令這個職位“再得當之，竊為幸矣”。所以，面對侍中這樣一個顯赫位置，卻不願意待下去。於是上書順帝，請求“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補綴《漢記》，定漢家禮儀”，追求一種生活的真實、人格的獨立。

　　張衡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確表述了自己對逍遙境界的嚮往與追求。他在《歸田賦》中說“於焉逍遙，聊以娛情”，在這裡，逍遙的境界是娛情的依託，而娛情表面上是回歸自然中的“極般游之至樂”，就深層而言則是“感老氏之遺訓，將回駕乎蓬廬”，充分說明張衡遵從道家的審美理想，追求自由境界的逍遙狀態。

　　此外，張衡在作品中更是表達了一種道家的人生觀。他在《髑髏賦》中對生死觀的論述，更與道家之旨相合：“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渾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這種超乎物外、相忘生死的態度與莊子所表述的生死觀基本上是一致的。

　　張衡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並實踐了老莊的品德與生活態度，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陶鑄自己的人格，純潔自己的生活，追求最高價值的人生。張衡能在東漢政治危機四伏，人生頗多坎坷的情況下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原因就在於他充分利用道家思想指導自己的人生實踐，取資於道家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之說，以求得心境的寧靜和生命的超越，使自己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一種健康平和的心態，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的潛能。